夏季:北京的“红色贵族文化”

血统,曾经是北京文化中的一大特色,这大概和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定都北京不无关系。

但从离我们还不算太远的“文革时代”,在追溯到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定都北京,那时起,血统就把古色古香的老北京文化溅上了红色。
一九四九年后,北京有着两大主流血统。

一是“土著血统”。带有这样血统的人被称为“老北京”,其父母或祖父母辈世居北京,他们散落在北京的胡同和大杂院中,一口字正腔园的“京片子”,讲究着从“大清帝国”遗留下来的“老礼数”,延续着他们走街串巷的“平民生涯”。

还有就是“红色贵族血统”。带有这样血统的人在北京一般统称为“干部子弟”。然而,“干部子弟”内部的认同与一般老百姓还不一样。干部的孩子不等于“干部子弟”,你的父母应是行政十三级以上,或有“厅局级”以上的待遇(部队应为师级),才能够算“干部子弟”,称得上“红色贵族”。“红色贵族”的父母们大都是跟着毛泽东进京的所谓“老干部”,属于“打江山”的一代。他们操着外地口音,或蹩脚的普通话,按着新中国重新编排的“户籍制度”成为“北京人”,他们的子女自然就生长在北京这块土地上了。尽管“老干部”们大都出身社会底层,但他们的子女确造就出了北京特有的“红色贵族文化”,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圈子”,表现出不同于一般老百姓的“优越感”。

“红色贵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北京的“大院文化”。

在北京,党,政,军各部门林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些部门大都在北京“皇城”外围(个别机关在城内)“圈”得一块地,盖起了笨拙的苏式低层楼房,加上高高的围墙和气派的大门,再有森严的门卫,老百姓是肯定不得其门而入的。“大院”的里面则是一个“小社会”,工作区,家属区,娱乐体育场所等一应俱全。北京西郊大部分是军队“大院”,有“空军大院”,“海军大院”,“总后大院”等军事单位。北京的三里河,还有和平里一带则是国务院各部委聚集的地方。占据北京最好地理位置的“大院”当属位于景山后面的总参“地安门大院”和沙滩后街的中宣部和文化部“大院”,以及位于府右街南口的统战部“大院”。这些“大院”里面是干部子弟云集的地方。

生长在这些“大院”围墙后面的“红色贵族”们至今依然对“大院”有一种恋恋不舍的感情。“红色贵族”们的孩提时代基本在“大院”里渡过,在他们的眼中,“大院”带有母性色彩,摇篮搬地呵护着他们,宽容地近乎纵容,在“大院”里可以任意张扬出他们的野性。姜文导演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根据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改编),通过对一群军队大院里的孩子们心理活动的描写反应出了这种“大院文化”:“红色贵族”血统给了“大院”里孩子们优越感,优越感使他们敢于撒野,撒野使他们显得与众不同,与众不同就在于他们是成长在“大院”里的“正宗的”革命接班人。“红色贵族”们把这种感觉带到了北京文化中。

曾经登峰造极的“血统论”是“红色贵族文化”里最令人痛恨的一部分。

文革初期,北京的“红色贵族”们喊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在他们的语言中充斥了对一般“平民”子弟的蔑视,象什么“龙生龙,风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对于出身所谓“黑五类”家庭的孩子,干脆就直呼其为“狗崽子”。“血统论”表现出了“红色贵族”们兽性的一面。凡是不属于“红色血统”的人,在“红色贵族”面前完全失去了自尊,任由“红色贵族”们欺压,稍做反抗就有可能遭来灭顶之灾。文革中的“血统论”使“红色贵族”们与一般北京老百姓格格不入,甚至尖锐对立。然而,报应也来的甚快。当毛泽东把文革的矛头指向他们的老子时,“红色贵族”们立刻遭到“平民”子弟的猛烈反击,许多“红色贵族”如同“丧家犬”般地遭到追打围殴,但他们基本上得不到老百姓的同情。文革结束后,一些“红色贵族”著书立说,描述他们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难”,试图为“红色贵族”增加一些崇高,但或许他们应该更深刻地反省自己,让人们看到那时的“红色贵族文化”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悲剧,这样反而会赢得人们的几分尊敬,因为悲剧里面的丑恶东西最能印证出什么是美好的。

精英意识是“红色贵族文化”里最大的特点。

“红色贵族”们的精英意识并不是源自于他们所受的教育高低,而是来自于他们所进的中学。文革前的北京中学等级分明,学校的名气和有多少“红色贵族”成正比。文革前,“红色贵族”们大体集中在北京海淀区和西城区的几所中学里面。海淀区有:北京一零一中学,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八一中学,育英中学,“十.一”学校等。西城区有:景山学校(也许是东城区),北京男四中,北京男六中,北京男八中,北京女一中,北京师大女附中等。这里面名气更大一点的是:北京一零一中学,北京男四中,八一中学和景山学校。现今中国部级以上官员来自北京一零一中和北京男四中的人不少。八一中学集中了军队干部子弟。景山学校是北京乃至全国唯一一所由中宣部直接领导的学校,中央直属机关的许多干部子弟就读这所学校,

由于“红色贵族”相对集中,这些中学里面的学生对政治的关心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坛风云变化无常,在老师们乃至校长还一头雾水时,学生们已经准确地知道了中央的人事变动和中央领导的各种讲话,他们根本不把老师放在眼里,我行我素,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以精英自居。现在看来,那时“红色贵族”们的政治见解也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并无什么独到和高超的地方。然而,从他们发表的“宣言”,传单和“大字报”中,你仍能看到这些不满十八岁的孩子们颐气指使,舍我其谁的“霸气”。这种“霸气”里面唯一可爱之处是体现了“红色贵族”们的无所畏惧。文革期间,当他们的父母们被“打翻在地”时,他们敢于反抗,矛头直指当时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

随着时间的推移,“红色贵族”们的少年血性已经不在。成年后的他们,大部分变得平淡且能豁达地看待周围世界的变化,然而他们的精英意识已经渗透到了北京的政治文化中。现在中国有一句流行语叫:“北京人什么都敢说!”除了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外,还说明了北京人关心政治,这种北京的文化特征里面也沉淀着“红色贵族”们固有的精英意识。在“红色贵族”们曾经就读过的中学里面,老一代教师仍不能忘掉他们,以复杂的心情,有意无意地还在告诉现在的学生们“红色贵族”给学校带来的一切。

大江东去,时代的巨变已经使“红色贵族文化”黯然褪色,但它打在北京文化上的红色印记仍然依稀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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