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nt

陕西一官员向农民道歉被罢免

 2003-01-03 08:01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写这篇文章时,马银录已从陕西省白水县组织部长任上离开半月有余。“我现在在家呆着,”电话那头传来马银录萧瑟的声音,“前不久县里换届,我不再担任副书记、组织部长。下一步准备去一个省直机关,不担任实际职务。”

  马银录在白水县整整当了3年的组织部长,其间的经历被人总结为“成也一句话,败也一句话”。这句话,就是马银录在真切地看到了农村的现实状况后喊出的一句口号---“向农民道歉”。

   提出这句口号时马银录正以县委工作组组长的身份驻扎在白水县西固镇器休村。此前,农税干部在该村收税时与村民发生纠纷,当天晚上,农税干部带着十几名警察和两辆警车来到村里,强行带走了村民家里的4口人,包括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了救人,几百名农民冲进镇政府,酿成了“11·25”恶性事件。

  随后,马银录率领工作组进驻器休村。在器休村的90多个日夜里,这位从部队转业的组织部长被农村的现实震惊了,他看到了农村之难、农民之苦,看到了时常发生的收税纠纷后面是农民沉重的负担,是农税干部在任务重压下变形的工作作风和方法。

  出于责任和感动,马银录把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了“驻村手记”,总的题目就叫《向农民道歉》。手记的开头写着这么几句话:“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几次坐着起不来,几次咬牙捏拳头,几次掉泪恨自己。”

  马银录说:“接触之后才知道,没有一个农民是真正想闹事、想和政府作对的。干群关系出了问题,根子往往在干部身上。”用“道歉”的形式,马银录缓解了器休村的干群矛盾,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村里的一些问题。

  马银录说:他提出的“向农民道歉”并不是仅仅只就“11·25”事件而言,也并不是只针对器休村的农民。实际上,整个中国的农民都享有接受道歉的权利,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马银录用行动证明了道德努力对于改善干群关系的可能性。

  当外界对马银录纷纷予以关注时,白水县内部却是另一番情景。据了解,当地领导在正式场合并未对马银录的做法给予肯定,有的人本来想帮器休村解决点问题,一看上面没表态,便不敢再做了。还有的领导公开表示对“11·25”事件持保留意见,在今年的大会上更有人提出要用“三铁政策”(铁心肠、铁面孔、铁手腕)收税。

  一位知情人说,马银录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当地原有做法的否定,因此在后者占主流的情况下,他的空间越来越小是很自然的事。从这个角度说,他在换届时调离白水县也是意料中的事。

相关报道:

陕西省白水县委副书记"向农民道歉"

2001年10月30日

白水县西固镇器休村过去曾是全省闻名的“问题村”、“烂杆村”,领导班子涣散,干群矛盾突出,通过“三个代表”的深入学习和县委工作组的扎实工作,如今的器休村重新走上富裕之路。中央电视台、陕西日报及本报等媒体都曾报道过此事。从县委工作组4月9日进村到7月14日撤离的3个多月里,当时的工作组组长、县委组织部部长马银录(现任县委副书记)以手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工作的全过程。器休村甩掉“烂杆村”的帽子后,马银录根据工作手记,写出了《向农民道歉---一位组织部长的驻村手记》一书,将器休村群众的所思、所忧、所虑、所盼、所需、所急,以及他和工作组成员关注的每一件“大事”都记录在内。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栗战书为该书作了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白水县西固镇器休村就因品质优良的苹果而闻名。1997年以前,器休村是全县10个农林特产税上缴大村之一。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富裕村竟在数年间成了“烂杆村”,挂账亏损达41万元;加之该村党组织瘫痪,党员长期以来无法过组织生活,群众怨气很大。今年4月7日,以马银录为组长的学习教育工作组深入器休村开展工作。

工作组刚进村时,村民并不欢迎。马银录说,当时我们在前面走,后边就有群众骂我们“一帮狗东西”。工作组集中将村里10年5任的村务账目进行了彻底清理,张榜公布;支持村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自己中意的干部。经过工作组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器休村群众的气顺了,工作组也从“一群狗东西”变成了村民的“咱亲人”、值得信赖的“真共产党员”。经过工作组几个月的努力,该村的经济重新得到了发展,彻底甩掉了“烂杆村”的帽子。

作者:李明

稿源:【华商报】

向农民道歉

刘海明

  2000年11月25日,陕西省白水县西固镇器休村因缴税纠纷发生了农民打砸镇政府和派出所的恶性事件。后来,县委组织部长马银录率工作组进驻器休村,通过“接触之后才知道,没有一个农民是真正想闹事、想和政府作对的。干群关系出了问题,根子往往在干部身上。”他说,“我们要向农民道歉”(2002.8.8《南方周末》)。

“向农民道歉”,像一缕春风,吹到了广大农民的心坎上。多少年来,我们的农民们很少听到这么一句诚挚的道歉话语。

然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要大胆说出来却又何等之难!许多农村干部,面对司空见惯的扰民事件,不但很少自我批评,反而强词夺理,将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到农民身上。

农民作为中国最大的群体,他们有时蒙受了委屈却诉说无门,甚至还要忍受某些干部的言语污辱乃至皮肉之苦。让人遗憾的是,有些农村干部往往人为地将自己和农民“划清界线”,似乎不将农民“驯服”得服服帖帖就显示不出自己的水平。

马银录代表白水县委向农民正式道歉,可以说开风气之先。听说马银录的工作手记《向农民道歉》作为“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正式出版。希望将来,中国的广大农民能享受到越来越多这样的“待遇”。

一位组织部长眼中的农村现实:我们要向农民道歉

2002年8月9日10:37  南方网-南方周末

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其实都是容易满足、最谨慎安分的一个群体。李百军

  驻京记者 邓科

  2001年9月,一本名为《向农民道歉》的内部资料在陕西省县级以上干部中间流传,不少人看了潸然泪下。

  这本书的作者叫马银录,时任陕西省白水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2000年11月25日,白水县西固镇器休村因交税纠纷发生了数百名农民打砸镇政府和派出所的恶性事件。

  2001年4月9日,马银录率领12人的工作组进驻器休村,至7月14日离开,共驻村96天。其间经历了从一进村被村民骂成“一帮狗东西”,到离开时村民们捧着鸡蛋苹果流泪相送的过程。

  在这90多天里,马银录以手记的形式记录下了每天的所做、所见、所感,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的人缘、族缘和干群关系,反映了中国最基层的现实和矛盾,反映了农民之苦、农民之难、农民之善。

  近日,这本书正式公开出版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马银录说;“接触之后才知道,没有一个农民是真正想闹事、想和政府作对的。干群关系出了问题,根子往往在干部身上。”

  他说:“我们要向农民道歉。‘道歉’,是明确责任、解决矛盾最有效的方法。正是靠这个,我们才很好地解决了‘11·25’事件反映出的一系列的问题。”

  “向农民道歉”,是在“三农”背景下一线工作的从政者自我反思后提出的一句响亮的口号。

  进村:群众为何如此恨我们

  对于“11·25”事件,新华社在后来的报道中这样写道:“11月25日,西固镇收税干部与器休村一户农民发生冲突。当晚,镇派出所警察强行将4个农民抓走。数百名群众闻讯后赶到镇政府,冲击派出所,救出被抓农民,酿成影响恶劣的‘11·25’事件。事后,一些农民害怕报复,吓得连春节也不敢回家;各级干部也轻易不敢到村里去。?

  此后,西固镇曾先后两次派干部前往器休村试图处理此事,但群众对立情绪很重,干部“无功而返”。

  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马银录受命率县级工作组进驻器休村,试图彻底解决这里的问题。

  为了避免激化群众的对立情绪,工作组没有乘坐专车,而是一人背一个行李包乘坐城乡公交车来到器休村。没想到的是,一进村他们就听到了这样的对话:“这伙人是弄啥的?”“一帮狗东西。谁知是弄啥的。”

  马银录说:“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口,群众为何如此恨我们?”

  工作组12人按照事先的安排分别住进了五户农家。临行前工作组规定:自带被褥,自带伙食费,每人每天5元,先向房东预交10天50元伙食费。并且制定了纪律:不能喝酒,不能打牌,不能说不负责任的话,不能做对不起群众的事。

  晚饭时分,工作组两位同志来到马银录住的农户家。

  马银录问:“你们吃饭了吗?”“没有。”“为什么?”

  原来是主人肚里有气,不愿做饭给干部吃。

  过了一会儿,工作组的其他成员也来了。大家反映,有的主人热情,有的主人冷淡,问是不是又打人抓人来了?

  马银录说:老百姓有这些想法是很正常的,那个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和村民拉近距离,让他们不把我们当“敌人”看。我们觉得,光追究几个闹事村民的责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我们到村里来,就是要了解事件背后深层次的问题在哪里,干部在这中间应该作什么样的反思,怎样才能彻底解开干群关系中的“疙瘩”。

  工作组原计划用十天到半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些工作,但没有想到的是,器休村问题的复杂性大大超过了预料,他们一呆就是96天。

  现实:农民之难

  工作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走家串户了解农民们的情况。

  让马银录震动的是,一些农民生活的困难程度达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

  任组织部长之前,马银录一直在部队工作。他说,一直以来他对农民生活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各种宣传报道,这些报道给他的印象是:农民应该都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转业后他负责组织工作,同农村接触不多。这次深入到最基层,他才真切体会到了农民之难。

  在村民武来贵家,马银录看到他没钱用电,点蜡烛点了20年;在村民董自怀家,马银录看到他几乎是借钱度日,连1.2元的借款都清清楚楚地记在账本上。

  马银录写道:“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几次坐着起不来,几次咬牙捏拳头,几次掉泪恨自己。”他把身上的钱掏出来给了他们,但他知道这些远远不够。

  进村第三天,即4月12日早晨,工作组成员聚在一起开了第一个碰头会,交流自己两天来的所见所闻。

  县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杨永生说:我们盖自己的被子,交伙食费,到群众家走访。一些群众说,这才像共产党的干部;但也有一些群众说我们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煤炭局党委副书记张新发说:今年苹果形势不好,一些青年准备外出打工,并放出话说,走时要放“起身炮”,就是要放倒原来在税收纠纷中打过群众的人。

  许道乡副乡长贺文生说:我走访了4户,3户人家很热情,说早就盼着我们来。说村干部心太黑、手太长,不整整他们,就没有群众活的日子。另一户人家,是南槐队的,不相信我们,说只有中央来人才能解决村里的问题,你们能干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有些群众说我们是抓人来了,收农特税欠款来了,卖狗皮膏药来了……

  马银录说:“碰头会后,我们决定,立即召开村民大会,告诉群众我们为什么要来,我们来干什么,免得群众猜测、议论,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村民大会:转折点

  村民大会在村部召开。村部铁门锈迹斑斑,院中间刚扫过,并用白灰画出4道线,分别写着联合队、东头队、南槐队、前槐队、后槐队。

  11时多,村民陆陆续续来到这里。只有个别人呆在划定的区域内,绝大多数则坐在、蹲在、站在墙两边和大门外。

  马银录用话筒叫外面的群众进来开会,可是只有个别人响应。

  没有办法,马银录只好讲了起来---

  大门口及外面的群众不进来也行,因为我们是群众大会,来去自由。今天的大会,是临时决定的。开会前,有些同志就阻拦我,说不能开会。为什么?因为我们村有“炸会”(指起哄闹事使会议不能正常进行)的历史,两年来,就炸过8次会,其中一次差点出人命,说是把4张桌子、8条板凳都踏成了渣渣,并把乡上的一名干部撇了一砖,人没受伤,但把窗玻璃打碎了。有人担心把我也会被撇一砖,我说不要紧,咱们前世无冤,现在无仇,群众不会向我撇砖。

  我们来器休村干什么?

  1.不是来抓人打人。这两天,有些群众传说,我们是抓人的,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我们不是来抓人打人,但是我们可以管抓人打人的。不管是什么人,不能随便抓人打人。如果有人抓人打人,你们直接找我。我就不信,我们工作组在这里,谁还敢随便抓人打人!如果真有此人,我领着大家打官司。

  2.我们是来进行“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的。中央、省委、市委、县委都先后作出决定,在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以解决我们村班子不健全、制度不落实、运作不规范、财务不清楚、村风不正等问题。

  3.我们是来征求意见的。征求对县上的意见,征求对乡镇的意见,征求对村干部的意见。

  4.我们是来为群众排忧解难的。你们有什么忧愁,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能解决的立即解决,不能解决的共同商量,或请求有关领导、部门帮助解决。

  下面,我讲讲我走访董自怀一家后的感受。大家知道,董自怀一家住在村西头。他本人有胃病,骼膊受过伤,不能干重活。他媳妇叫葡萄,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上五年级,一个上三年级。昨天上午,我们去他家,看着特别凄惶。两扇大门很旧很烂,用铁丝拴在两根粗细不一的木桩上。院子不大,房子很小,吃的饭很简单。现在欠款7000多元,每笔欠款都记得很细。其中借人家的1块2毛钱都记得清清楚楚。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课本费,几次让学校挡在门外,不让上学。

  就是这样一个家庭,1999年11月23日晚上,一位农税干部元,每笔欠款都记得很细。其中借人家的1块2毛钱都记得清清楚楚。孩子上学交不起学费、课本费,几次让学校挡在门外,不让上学。

  就是这样一个家庭,1999年11月23日晚上,一位农税干部嫌葡萄交税少,竟把她打得满嘴是血……这还不够,又和镇上另两名同志封了葡萄家的门,让孩子无处吃饭。如果被打的是我们的父母兄妹,封的是我们家的门,我们有何感想,我们能容忍吗?可当时在场的其他镇上干部、村上干部为什么不管?有的还帮着打,有的还讽刺挖苦,这些干部别说没党性,连人性都没有!

  为什么发生这样严重的问题呢?我们县上有责任,我们镇上有责任。那我们村的干部、党员有没有责任呢?谁有责任谁承担,谁有问题谁检查。要登门向群众道歉。对不承认问题的,不登门道歉的,要严肃处理。我就不信,我们县委处理不了几个打群众的人。

  马银录的话显然有了效果。一些群众说,我们村开会从来没见过人拍手,那天怪了,给马部长就拍了5次手。还有的说,从西安、渭南请来的秦腔名角唱戏也都没拍过手,那天确实怪。

  工作组副组长说:“我还看见,会上不少群众掉了泪。马部长讲葡萄挨打时,确实很气愤,也动了情,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掉了泪。”

  这次会被马银录称作“转折点”,此后群众的对立情绪逐渐淡了下去,工作组不再被看作“一帮狗东西”。

  农村矛盾为何产生

  通过调查,工作组深入了解了器休村的情况。

  器休村的矛盾是在1998年后逐渐暴露出来的。这个村的主要产业是种植苹果,1997年以前经济状况较好,曾是白水县10个农业特产税上交大村之一。1997年后,由于果树进入老化期,再加上连年大旱、市场疲软,农民收入大幅下滑。有的家里供不起孩子上学,有的不得不贷款交税,有的在春季揭不开锅。

  “这个时候政府对农民的税赋也进行了下调,但是下调的幅度跟不上农民减收的幅度。”马银录说,“因此就出现了一对矛盾,一方面农民没钱交税,另一方面税务干部又必须完成指标。一些干部就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干群之间出现了一些摩擦。”

  器休村女党员白琴钗说,村里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曾一亩地交税600元。那时交税大家排队交,税收任务十几天时间就完成了。现在税少了,逼着交也没人交。什么原因?群众收入下降了,交不起。

  但是一些干部没有认真对待这种变化。器休村党支部书记王玉田对马银录说道:“我们镇原党委书记×××在全县召开的农特税动员大会上表态,要用‘三铁政策’收税,我开始没听懂,又听到他解释说,就是要用‘一副铁心肠,一张铁面孔,一双铁手腕’收税。当时你们县领导听了不知是啥感想,反正我听了很后怕。后来事实也确实证明了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包村干部来了开着警车,一个从村东头叫,一个从村西头叫,吓得一些群众、孩子至今一见警车或听到警车叫就哭。”

  马银录说,这种简单的工作方式使矛盾逐渐积累,后来就发生了令人痛心的“11·25”事件。

  在同村民的接触中,马银录感到其实没有一个人愿意故意闹事,农民是容易满足、最谨慎安分的一个群体。

  反思

  白水县县长雷超武在听了工作组的汇报后说:我原来没想到,器休村存在这么多问题,感到震惊,心情十分沉重。我身为一县之长,负有领导责任。去年之所以出现打砸派出所、镇政府事件,是由于以下七种原因造成的:一是基层组织建设薄弱;二是干部作风粗暴;三是税赋负担不公;四是群众生活困难;五是各种矛盾交叉;六是群众情绪浮躁;七是干部反应迟钝。农税干部几次打人,为什么?如果打的是我们的父母兄茫

--版权所有,任何形式转载需看中国授权许可。 严禁建立镜像网站.
本文短网址:


【诚征荣誉会员】溪流能够汇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爱。我们向全球华人诚意征集万名荣誉会员:每位荣誉会员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订阅费用,成为《看中国》网站的荣誉会员,就可以助力我们突破审查与封锁,向至少10000位中国大陆同胞奉上独立真实的关键资讯,在危难时刻向他们发出预警,救他们于大瘟疫与其它社会危难之中。

分享到: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评论

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理性交流,拒绝谩骂。

留言分页:
分页:


Top
x
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在我们的网站上使用Cookie等技术来个性化内容和广告并分析我们的流量。点击下方同意在网络上使用此技术。您要使用我们网站服务就需要接受此条款。 详细隐私条款.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