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 人权日里的文明和野蛮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以后的每年这一天,就被定为“世界人权日”。54年前的人权大会有58个国家参加,48国投赞成票,8国弃权,两国缺席,无人投反对票。投弃权票的国家,有伊斯兰国家沙特阿拉伯,理由是《人权宣言》太西方化;有刚开始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藉口《宣言》的人权内容太宽泛;苏联及卫星国投弃权票的理由是:《人权宣言》牺牲了经济权利并“过度强调18世纪的权利”。苏联也是《宣言》起草过程中的最大阻力。而当时的中华民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其代表张彭春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两名副主席之一,也是亚洲最有发言权的代表,所以,中华民国对《人权宣言》的问世起到了积极作用。
  今年的“世界人权日”,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元首或政府,照例发表讲话或文告,呼吁世界各国为保护人权、促进自由民主而奋斗。这本不足以为奇,因为,《人权宣言》的诞生,主要仰仗这些国家的推动,特别是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 罗斯福,乃是该宣言得以诞生的第一推手。世界上旨在保护人权的非政府组织,也纷纷在人权日对那些迫害人权的国家,提出批评和发出呼吁。但是,在对人权的世界性关注中,令我更感兴趣的是转型后的俄罗斯和民主化之后的台湾。

  当年,前苏联共产极权国家的领头羊,也是反对《人权宣言》的国家的盟主,而现在的俄罗斯已经成立了人权委员会。在人权日和宪法日的前夕,总统普京公开批评俄罗斯的人权现状。民间人权组织又公开批评普京及其政府在更好地保护人权上的失职。总统批评自己的政府及其官员,已经表达了一份自责的谦卑;而民间对总统的公开批评,更证明了俄罗斯在人权上的根本进步。如果倒退20年,谁能指望勃列日涅夫批评自己的政权,更不要说允许独立民间人权组织的存在,也根本谈不上民间对政府的监督了。 (博讯boxun.com)

  再看台湾:当年,张彭春代表中华民国参与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并签署了这一划时代的文件。54年后的世界人权日,仍然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台湾,发出了强烈的保护人权的呼吁。陈水扁发表讲话说:当台湾人民呼吸自由空气和享受人权的同时,当然也希望对岸的邻居们,也能享有这样的幸福,希望中共领导层能早日拥抱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海基会发表长达67页的《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报告》,批评中共政权治下糟糕的人权状态没有太大改善。刚刚连选连任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发表讲话,指出台湾在民主选举和人权保障方面的不足,表示将和民间共同努力提升台湾的民主和人权的品质。台湾的各大媒体也纷纷就人权问题发表评论。有些言论对台湾的人权现状和选举文化提出尖锐的批评。古人云:知耻近乎勇。正是在这种勇于反思的自省中,台湾的民主品质和人权水平必然得到不断提升。

  最后看中国,不免令人沮丧。尽管大陆政权取代台湾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在世界人权日里,按照《世界人权宣言》所宣示的标准来衡量,中共政权在人权保护上的表现简直连小学生的及格水平都没达到,不但与充分人权保障的欧、美诸国根本无法相比,即便与昔日的极权领袖国俄罗斯、与同属华人圈的台湾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

  对毛泽东时代深重的人权灾难,中共从来没有向受害者做过真正的忏悔;邓江时代,先后制造了“6 4”大屠杀和镇压法轮功的人权大灾难,即便在全世界的谴责声中,至今仍毫无悔悟。在如此恶劣的人权状态下,中共居然一再宣称“目前是中国人权状态的最好时期”。而正是在这样的最好时期里,中国仍然保留着世所罕见的歧视制度──户籍制──,受到这一野蛮制度歧视的人口之多,肯定是世界第一;中国的死刑率也创世界记录,比全世界其它所有国家的死刑总和还要多;大陆民众仍然无法拥有应得的诸项人权,中共政权仍然不允许民间人士公开批评政府迫害人权的暴行,在诸多政治犯和思想犯已经身陷囹圄之情况下,还在不断地制造新的人权灾难,其迫害之肆意妄为,甚至与所谓的16大盛会同步上演:连一个仅仅在网上发表个人言论的22岁的女大学生都不肯放过。

  如此蔑视人权的政权,即便争得了奥运和世博的主办权,即便加入了WTO,即便保持着一枝独秀的经济增长率,仍然无法迈进文明国家的行列。如果中共政权不思悔悟,继续维持着迫害人权的现行制度,即便有一天真的在经济上成为数一数二的强国,即便20年后真的步入了小康社会,也照样自我放逐于文明社会之外。

  因为,人类现代文明的首要标准是人权至上。人权不仅高于主权,也高于民族、国家、政府、政党及任何组织的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权就是文明之首善,反之,只能是野蛮之首恶!

  一只爱自由的“不锈钢老鼠”的因言获罪,就足以让用谎言建造的“小康盛世”轰然倒掉。(2002年12月12日于北京家中)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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