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安抚江泽民失落的心，为了满足江泽民的虚荣心，也为了对外显示中共的“安定团结”，目前中共传媒对江泽民仍是一片歌功颂德的声音。其中最重要的是为江泽民的十三年评功摆好。江泽民这十三年做了些什么？既然全中国数千家的数千家传媒都为他评功摆好，笔者就不妨唱唱反调，希望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1)经济方面
一，怎样看经济的成长
目前最蛊惑人心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北京一直自吹自擂说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刻，江泽民也以此作为自己留任的本钱。江泽民精通“形式主义”，在大城市广设“窗口”，所以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
江泽民刚上台时，中国的经济还在“治理整顿”，因而负增长，那时主要李鹏负责。但是江泽民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讲话中声称“和平演变”构成了“现实威胁”，推出“反和平演变”的工作中心，争论姓“社”还是姓“资”，还扬言要私营企业“倾家荡产”。
为此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发表南巡讲话，差一点把江泽民拉下台，其后中国经济才恢复增长。根据官方数字，至今每年的增长率都在百分之七以上，有若干年份还是两位数字，但是水份很多。江泽民吹嘘他的十三年，固然贬低邓小平的作用，更完全抹杀中共改革开放的开拓者胡耀邦和赵紫阳，胡赵作为改革开放的开荒牛承受“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巨大压力，并且先后下台。江泽民坐享其成，还要走回头路，只是走不回去了。
江泽民的开放主要为金钱而开放，以投入来推动成长，很少有改革措施，若干改革主要也靠朱熔基推动，但国企改革等没有成功。
二，特权阶层贪污腐败促使贫富差距扩大
中共的改革开放并不全面，政治经济没有两条腿走路，而是只发展经济，不改革政治，造成制度性的腐败和社会矛盾的加剧而影响社会的稳定。这个情况邓小平要负一些责任，但是江泽民要负最大的责任。
邓小平曾经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反对平均主义的口号没有错。问题只在于，既然共产党号称是“为人民服务”，不应该自己家族利用特权“先富起来”。因为邓小平不能以身作则，再加上党内保守势力还比较强大，所以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治改革被停止下来。以后的所谓改革开放也只是开放让外国资金、管理和技术进来而拒绝外国的自由思想民主制度。绝对权力得不到制约，中共的腐化也就以非常快的速度蔓延。
“六四”以后，江泽民如果能吸取这个教训，是推行政治改革和阻止贪污腐败与贫富差距扩大的机会。但是江泽民没有那样做。这一年的七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全体会议，其中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一，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二，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三，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四，严格按规定配车，严格禁止进口小轿车；五，严格禁止请客送礼；六，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七，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但是没有哪一条真正做到，还愈演愈烈。但这也说明，中共领导人对腐败问题心里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根治而已，甚至以腐败的利益来维系全党的团结和政权的巩固。
江泽民也可以辩解说当时实际权力还在邓小平和其他元老手中。但是其后不久，除了邓小平和薄一波，其他元老相继去世。而邓小平也病重不能管事，一九九四年九月下旬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就声称第三代领导集体完成了对第二代的接班工作，也就是说江泽民成了名副其实的“核心”。但是腐败更厉害，因为江以反腐败为名打击邓小平家族，江家起而代之。
也是一九九四年，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用数百万元人民币买下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而开始他的“电信王国”生涯。一九九九年，江绵恒更出任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且不说江绵恒何德何能出任这个有崇高学术地位的职务，江泽民更打破邓小平和陈云所立下的规矩：高干子弟做官的不经商，经商的不做官，江绵恒官商通吃，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其后的反腐败也证明，只要是江泽民的人，如外甥邰展、爱将贾庆林夫妇等虽然贪污腐败，但都被保了下来。
特权促使贫富差距扩大，造成两极分化。中国三位亲官方学者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发表报告，为了防止中国再次出现一九八九年的事件，防止中国出现第二个印度尼西亚的社会动乱，他们向中国决策者和相关部门发出了最严重的警告。他们发现，目前中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一到两亿人，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的22-45％，非常不满意者在三千两百到三千六百万人，其比例在7-8%。但如果加上贫困的农村人口，数目就相当可观，大概有一半。
胡鞍钢去年分析中国大陆国情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一个国家，四个世界。第一世界，就是指上海、北京、深圳等高收入发达地区。第二世界，则指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上中等收入地区，如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地。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包括沿海地区的河北、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第四世界，是指中西部贫困地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低收入地区。中国大陆目前约有一半以上的地区属于第四世界。
以上情况也表明，哪里外资多，哪里就富裕。因此不是江泽民的本事，而是外资发展了中国的经济。
最近路透社引述里昂证券（北京）新兴市场策略师罗思曼的话表示∶“农村所暴露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在下个十年继续成长与稳定的最大风险”。在二○○二年，每位农民的年净所得只有二七二美元，只达都市居民的三分之一。都市与农村所得分配差距的吉尼系数，从一九七八年的0.21，上升到二○○二年的0.46，早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因此下岗工人和农民的抗争和社会上对现实不满的极端事件遂常常发生。
三，国有企业带来的金融黑洞
但是中国社会的危机不止是这些低收入者。江泽民拒绝政治上的改革，导致国有企业的改革因为意识形态的阻碍也停滞不前，“抓大放小”和“债转股”都失败了。再加上贪官污吏的并吞，造成金融业的大黑洞。
中国的国家银行因为负有向国有企业贷款的任务，大量贷款无法偿还而形成银行的坏帐。北京当局一直回避坏帐的严重性，以免引发社会的恐慌而发生挤提事件。实际上按照国际标准，这些银行早就资不抵债的破产了。官方公布的坏帐数字永远是25%左右，外界估算则接近40%，约四千七百亿美元，将坏帐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一千七百亿美元以后，也还是这个数字。旧的问题没有解决，银行持有大批债券和房地产贷款形成的不良资产，又成为银行的新包袱。中共官员已经担心房地产泡沫的爆破，西方媒体也作出了警告。而这些年来官方所承认每年平均大约二百亿美元的资本外逃，更是扩大了这个金融黑洞。
现在是八万亿元人民币的存款在掩饰银行的破产，一旦民众对银行失去信心而挤提，金融就可能崩溃。因此这方面中共相当小心翼翼，除了对金融信息的报喜不报忧外，还一直硬撑股市，取消国有股的减持，炮制利多消息，掩盖上市公司的丑闻，推迟泡沫的爆破，以免拖累银行业。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股市也是欲振乏力，成交金额日益缩小，今年八月份比七月份减少40%，然后经历了“黑九月”的大跌，人们对后市都不看好。官方公布的证券公司不良资产率也达一半，一旦引爆，也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四，通缩带来的问题
由于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在极少数人手里，大部份人的生活水准并没有明显提高，因此消费能力没有增长，以致出现通缩的情况，也就是供过于求，因而商品价格下跌，带来经济的萎缩。
中共解决的办法主要是增加政府的投入，包括增加固定资产的投资和增加公务员的工资。但是这只是治标不治本。因此产生两个负作用，一是财政赤字扩大，二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两者都已经接近或超过了警戒线，所以北京又发动了一场打击偷税漏税的运动来增加政府收入。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经济问题，后果如何，我们都清楚。
(2)政治方面
一，政治改革可以说毫无寸进
江泽民在刚上任时提出以“反和平演变”为工作中心；其后虽然没有再明确的提出，但是一再告诫要反对西方国家的西化和分化阴谋。所谓“西化”就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所谓“分化”就是指由于民众和党员接受西方理念而成为异议人士形成中共的反对派，影响江泽民的独裁统治。
在江泽民时代，唯一对外宣扬的政治改革是所谓“村民选举”，但是从一九七八年启动到现在，还是很多问题，例如不是官方行政力量的介入，就是黑社会或金钱的介入。大跃进时期中共宣传“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是二十年等于一天。所以中共只可以欺骗外国人，对内宣传也不多。最近城市居民委员会也试行“民主选举”，但是更多的也是形式而已。何况这些并不是权力机构，所以还没有涉及到对制度的改革。
二，严格监管资讯的流通
1，中宣部经常发布文件颁布禁令，近来最著名的就是规定三十二个方面禁区和必须“慎重掌握”的领域，传媒动辄得咎。
2，违反的给予调职、革职的处分，或部门及机构的“整顿”，乃至关闭，最近更宣布用党纪处分来约束党员。有的甚至予以逮捕，如姜维平。国际记者组织多次评江泽民为“公敌”。外国传媒更常常被干扰或封杀。
3，加强互联网的监管。设立网路警察外，更大大提高封网技术，以严刑对付犯规者。甘肃省一位异议人士下载五百篇“反动文件”并通过网路同海外异议人士联系被判十一年重刑。最近更封杀google等搜寻网站。此外，对网吧也一再“扫荡”。
但是这些做法并未能尽全功。《南方周末》改组三次，总编辑江艺平和钱钢先后下台，但是最近报导九月十四日南京大毒杀案的一篇文章仍被枪毙。原因是媒体工作者的良心和市场化的影响。
三，大肆镇压异议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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