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水平也是生产力

道德水平也是生产力。道德水平越高,社会信誉度就越好,管理机构和人员就可以减少,社会成本就会大大降低。相反,高信用度低,社会就需要增加管理的机构和人员干预。一个道德低下的社会,动用法律和政策干预的次数就越高。

西方一些国家超市和地铁既没售票又没检票,顾客自觉交款和买票。而这些事情让我们来干,我们不仅要有足够的管理机构,还要有足够的人员,甚至还要动用保安和警察。这无疑增加了管理的成本,而管理的成本最终还是要分摊到被管理者身上。

有一篇文章介绍一个西方小城市,由于城市居民比道德水平高,国家机构特别不发达,市长是一名自愿者担任。这位不拿工资的市长是一名清洁工,市长是兼职。还有规模相当于一个中国的中等城市的西方城市,居民大多数都是中产阶级,有自己的别墅、汽车。违法乱纪不仅受到严厉制裁,而且还要受到大家的谴责。正是如此之高的道德水平,全市仅有11名警察。该市举行重大的足球赛,11名警察除了正常休假的,完全可以担任该市以及比赛治安工作。相反,如果这个城市放在我们中间,不仅要设书记、市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若干名,还要相应的机构,仅仅城官人员的编制,就跟上该市政府的所有编制。

经济学家茅于轼诊断中国问题的症结指出:“种种不合理妨碍了一个国家财富的创造、积聚,并造成已有财富的被浪费,最终结果导致国家贫血。”

国家兴旺,人人有责;社会繁荣,个体责大。当然制度是根本,但是制度是人的文明程度决定的,个人的总体水平制约制度的变革。中国从寻亥革命,民主制度一直不入轨道,统治者富有责任,人民的责任也不能推脱。追根溯源,每个人都有使国家致富或变穷的责任。有人说,改变一下你办事的习惯,提升一下每个人的道德水准,社会成本就会变成国家财富和你的劳动报酬。减少劳动社会成本,就可以避免国家政权的膨胀,国家政权不膨胀起来,你的负担,也就相应地不会过度增幅,你所支付的同样劳动就会得到更高报酬。一个人物质生活的丰欠,不仅取决于本人所创造的价值的绝对量,而且还取决于同一个社会中其他人的工作质量和效率。从经济学观点分析,种种人为使然的不合理使生产潜力得不到发挥,人们的劳动没用于生产,而是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还有浪费普遍存在。

某市限定了供水量,若超出定量则缴纳数倍罚金,此规定,使个别偷水现象演变成普遍,即水流而表不走。我曾在该市看见工人在制作一种精密水表,说是防止偷水用的。如果该表上市,让老百姓强行购买的话,集体不道德行为将导致集体利益受损,霉运均摊在每个人头上。此为损国不利己之一。邮局规定印刷品内不准夹信函,因而,邮寄印刷品时不准封口,要检查。如果寄书,与书有关的信则需另装信封。这样,分捡、投递一次完成的工作量要增加一倍。这项损国不利己的规定可造成国民经济损失上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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