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谁给中国放了毒?

对南京914中毒事件,最后中国官方版本是,200多人中毒,38人丧生。虽然这个数字之低人们普遍质疑,但由于中国没有独立媒体和调查,谁也无法拿出更准确的数字。但即使这个数字,也是38条人命啊!

南京中毒事件后一个星期之内,中国又发生了数起严重中毒事件。据《健康报》和《南方周末》等报道,河北霸洲110名学童食炸鸡中毒,广东和平县106人食染农药牛肉中毒;北京日本人学校55人吃盒饭中毒;湖南汉寿县22名学生吃八宝粥中毒。仅这几例官方公开报道的中毒人数就达293人,远超过南京的中毒人数。

中国卫生部主办的《健康报》统计说,中国每年有10万人中毒,其中5到7万人是因鼠药中毒,很多人像南京下毒的陈正平一样,是故意用鼠药杀人。去年12月29日江苏网报道,南京江浦县永宁镇83岁的王老太往30多户同村邻居放毒,利用串门机会,往人家米中放“毒鼠强”。被抓获后她说,因玩牌赌钱输了,想报复。中国人怎么会“毒”到这种程度?

其实这些中毒事件,仅是中国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人心险恶的一个缩影;它是在共产党摧残人性的半个世纪统治下,酝酿、发酵的恶果。这里仅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及在海外看到的报道,就可看出那个社会已经被毒到多么可怕的地步。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深圳办报时,就曾采访过市工商局查获的制造假茅台酒的地下工厂。其实所谓“工厂”就是当地渔民村的住户,屋里满地污水,厕所都堆着茅台酒瓶;他们是用杀虫剂“敌敌畏”配水制的酒,居然还很有茅台味道。自从看到那个“茅台厂”之后,我这个喜欢喝白酒的人,再看到茅台酒,就条件反射想起敌敌畏,吓得不敢“举杯邀明月”,戒了茅台。

几年前一些朋友到我家聚餐,一位刚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一瓶“酒鬼”。这是近年中国最有名的好酒之一,果然一开盖就满屋飘香,朋友们齐声叫好。那天有十多个人,而只有一瓶“酒鬼”,所以每人只能喝一小杯。最后剩下一些没喝,因那天有个喜欢酒的蒙古族朋友没赶到,给他留一口。

过了约两个星期,我实在忍不住酒瘾,就把那剩下的“酒鬼”拿出来,决定“替”那位朋友喝了。但酒倒出来就感到奇怪,有些白膜在上面,一喝,味道如同酸米汤。按道理酒是越久越醇,称之“陈年老酒”,这“酒鬼”才打开盖两个多星期,就变酸了,哪里会是真酒?

如果说平民百姓没权没势,活该上当,那么有权有势的人就有了保险吗?前年三月台湾大选时,我受《台北时报》邀请去观选及写些评论,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台塑董事长王永庆在家里请新闻界人士聊天,我也被朋友拉了去。王永庆家做的菜相当讲究,可能有高级厨师;当我看到主人拿出的是“酒鬼”,马上就提到曾喝过假酒。但这位企业家好像很懂酒,信心满满地说,他家的酒绝对不会有假的。随后他就讲起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宴请他的往事,说谢非准备的是茅台,可他喝了一口,就告诉谢非,这酒不对劲儿。谢非很认真地说,“我请你王董事长的酒绝不会有假”,但这位台湾企业家也是说一不二的人,坚持说这酒有问题。于是谢非叫人把酒拿去检查,换了别的酒。后来谢非见到王永庆,给他道了歉,表示那酒确实“有问题”。我听到这段故事相当感叹,连堂堂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请客的酒都是假的,这中国还有没有真酒了?但看到王永庆对假酒这么警惕,对真酒的识别又那么在行,我也就放怀畅饮了,因为“酒鬼”实在醇香宜口,两杯下肚,就真有“天子呼来不上船”之感。那天我喝了四、五杯,观察到王永庆至少喝了11杯。但回到纽约后,我仍是坚持戒了白酒,不想“舍命陪假酒”。

为了防假,人们可以戒烟戒酒,但却无法戒食。食物如果有假,那就只有一条路,当南京的中毒冤魂。几年前,我的一位大学老师来纽约探亲,他抱怨中国的米中沙子太多,他的牙都咯坏了。后来从1995年6月7日《北京青年报》看到报道说,吉林省伊通县粮库主任领人在废弃的军用飞机场上往粮食里掺沙子,2,700吨玉米,掺了157吨沙子。当接到报告的公安人员来查问时,这位“人大”代表竟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家的粮食,我们愿意掺啥就掺啥,掺狗屎你们也管不着。”

而后来中国发生的“毒米”更是骇人听闻。据去年11月29日《山东日报》报道,济宁市鱼台县14家大米加工场,把工业用油喷洒到60吨大米中,以提高米的亮度和色泽。这种矿物油可导致腹泻、昏迷,严重影响儿童发育,并可使老人患痴呆症。

中国报纸上不断有这类报道,食物、水果等因外层被涂抹了工业油而导致的中毒事件,如济南用有毒农药喷洒的西红柿和葡萄(光泽鲜艳,食后慢性中毒);浙江掺了工业油的“毒瓜子”(又黑又亮,食后嘴脸发麻);湖北和广东喷洒了矿物油的“毒饼干”(表面极为明亮,一点火就能烧着,冒出黑烟);吉林掺了轻汽油的“毒豆油”(使人慢性致癌)。浙江用化肥尿素提炼的“毒味精”;北京用墨汁染的“毒木耳”……

《燕赵都市报》去年12月23日报道,河北曲周县槐桥乡崔志晨家所食用的面粉、香油、豆瓣酱等食物以及饲料中都发现有鼠药,全家7口人中毒后,两位老人去世;他家的4头猪和12头羊也被毒死了。

药物本来是救死扶伤、人道主义的产物,但中国却大量出现假药,更是邪门透顶。1985年我曾在福州采访过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他是共产党内相当开明、能干的一位官员,但后来因为轰动全国的福建晋江假药案,而被保守派借机整下台。晋江假药案仅是一个开端,后来中国报纸上不断有关于假药的报道。

共产党的宣传总是说西方物质丰富但精神空虚,中国贫穷但人们精神充实。但今天看看,中国人充实的是什么。人性堕落的明显标志之一是造假。现在中国是假烟、假酒、假药、假茶叶、假油条、还有假合同、假护照、假结婚、假学位,假人民币,无所不假。有一家锁厂生产的五千把锁,一把钥匙全都能打开,都是假锁。不久前还看到报道说,中国竟查获了“假鸡蛋”,外壳是塑料,蛋黄是染料做的。鸡蛋都能造出假的,中国人的造假工艺真是出神入化了。

中国社会不仅漫天造假,还到处有真残忍。从报上看到台湾一位女作家从大陆回来写的游记说,她亲眼看到推销烫伤药的人把八、九岁的孩子当众用烧红的烙铁烫,然后涂上“烫伤药”以示有效。看到那被烫得嚎叫的孩子,吓得访客们纷纷解囊,恳求不要烫孩子,药他们全买。几天前,一个美国女性在停车场打自己孩子的场面被录了下来,结果成了美国各大电视的新闻。警方说,这位母亲因此最高可被判三年徒刑。但在中国,别说打自己的孩子,当众用烙铁烫孩子都无人管。

黑龙江的报纸报道说,一位先锋派艺术家,在哈尔滨街头,当众用大铁锤一下子砸在一只活蹦乱跳的猴子脑门上,然后把猴子脑浆迸裂、血水横飞落到地上白布的血点图,称之为“行动艺术”。看到这条新闻,让人想起那个用斧头砍死妻子的诗人顾城(报道说,顾城砍了妻子一斧头后,人没死,在抽搐挣扎之际,顾城又砍了第二斧、第三斧……)。从哈尔滨砸猴子脑门的画家,到用斧头砍妻子的诗人,这种“艺术家、文化人”不让人想起来就脊背发凉吗?

中国人怎么会“毒”到这种程度?问题不在人种上,而在于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毒化。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背景,在香港,在台湾,在海外的中国人社区,都没有像中国大陆那样发生那么多起如此狠、毒的事件。

共产党的文革,灌输人们的是暴力和残忍,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其恶果现在就开始恶性循环:在商业大潮的恶性竞争中,人们为了金钱不择手段,以致亲人相残,真是“杀生宰熟”。更严重的是,整个社会价值颠倒,没有任何道德准则的底线可言。如果你批评那些老百姓,他们会说,你看看当官的,哪个不贪,哪个不占,哪个不腐败。上梁不正你就别怪下梁歪。中国官员腐败到什么程度?有人说,把中共局级以上官员挨排一个个都枪毙,可能会有冤枉的;但隔一个毙一个,一定会有漏网的。当拥有六千万共产党员的执政党可以胡作非为、无法无天(而且永远当权)时,它的政府还有什么资格和能力使这个社会的民众遵纪守法、有基本道德情操?

中国政府最后给南京中毒事件做的结论是个人行为所致,这是事实;但它所反映的本质却是,共产党给每个中国人心灵的井水都下了毒,《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是每个中国人长期吃的“有毒早餐”,共产党给中国放了五十多年的毒,毒化了13亿人的灵魂!

表面上看,中国轰轰烈烈,经济在发展,国力在增强。但人的心灵毒素蔓延整个社会的现状却是无法回避的;在人类历史上,即使在资本积累最残酷的时期,都从未有过类似中国目前这种道德底线彻底崩溃的现象。共产党把经济改革称为“松绑”,松了点绑中国的经济就迅速发展(如果压根不绑,中国人早就会发财致富)。经济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但一个社会正向的文化、道德水准、社会整体的文明,却需要几代人才可能建立起来,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古代学者王阳明曾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共产党给中国人放的那个“心中贼”,不知道需要多少代人才会“清除”。今天,南京当局把下毒的凶手抓获了,但中毒事件仍在中国继续发生着,因为真正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它的名字叫“共产党”。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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