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1995年5月8日，42岁的邓丽君因气喘病发猝死于泰国清迈，之后长眠台湾金宝山“筠园”。她的去世引发了一连串的问号，直到今天也没人能够释疑。7年过去了，大众对她关注的程度仍然有增无减，人们以种种的方式寄托对邓丽君的哀思，图书只是其中之一－－奇怪的突然死亡；疑云丛生的死后风波；苦难的童年；卖唱的天才少女歌手；被收编为间谍的真相；艺术的第一黄金时期；初征日本舞台；假护照事件；从国际难民到“国际歌星”；困境中的崛起；重返日本舞台；“新香港人”与逃不脱的磨难；邓丽君热；走向颓废与不幸的爱情；客死他乡与使人迷惑的葬礼……干立行的《一代歌后－－邓丽君》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后供不应求。窦应泰的《香草美人邓丽君》，披露了邓丽君孤寂、凄凉的内心世界：邓丽君在事业上一帆风顺，个人生活却屡遭磨难。她出身贫寒，成名后一直受流言困扰，曾因“假护照事件”被囚七日，受尽屈辱，死时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在感情之路上她更是历尽沧桑：初恋情人死于空难；第二位恋人在举行婚礼前又突然病逝；与成龙情投意合却遭母亲反对；与郭孔丞谈及婚嫁时，男方家长竟要求她脱下歌衫，洗尽铅华，邓丽君只好忍痛割爱。万念俱灰的邓丽君从此不再言嫁……
新书
今年7月，台湾印刻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台湾作家平路的长篇小说《何日君再来－－大明星之死？》，再次掀起了有关邓丽君之死的探讨，网络、电台、报纸、杂志等再次热烈讨论多年前邓丽君在泰国清迈谜一样的猝死。台北飞碟电台为此邀请平路和寇维勇谈《何日君再来》一书。资深媒体人寇维勇当年由台北联合报旗下派驻曼谷《世界日报》，当时曾亲赴泰国清迈采访邓丽君死亡事件。他在台北飞碟电台节目中公开指出，邓丽君死亡后，尸体左脸颊上还遗有一个巴掌红印。再加上邓丽君的法国籍男友保罗对女友之死毫不关心，他判断邓丽君是被男友气死的。寇维勇说：“平路的考证很有意思。”
“她看见了那种光亮，光亮透进水里，她仰起头，或许她终于学会游泳，学会了放松手脚，沿着弯曲的河道，她的头发披散下来。她可以触摸到那道光束，她的脚尖几乎可以碰到地，流沙一样的岁月。”《何日君再来》重新穿过大明星的死荫之谷。经由不明日记、国安局档案、“反攻”的肃杀阴谋、媒体传闻，乃至东方主义的烟雾迷离……将让人永远怀念的大明星异国猝死之谜，如复瓣玫瑰裹成一幅似真亦幻的瑰丽图案，穿刺进女性的欲望核心。与其他人的写法不同，平路用三、四年的时间进行调查，却以小说而非纪实的手法推出这部心血之作。
作者平路于台湾大学心理系毕业，是小说家、专栏作家，常有评论文字发表，在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与国立艺术学院兼任教职，着有长篇小说《行道天涯》、《椿哥》，评论集《爱情女人》、《女人权力》等。平路在书中告诉人们什么？种种疑惑能从她的小说中找到最终答案吗？
访谈
-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写这本书？
在邓丽君刚去世时，我就想写这部书。邓丽君的去世对我来说是个谜，而写作的本身是解谜的过程。凡是邓丽君去过的地方，泰国清迈、金三角地带，东京、巴黎、香港、北京……我都去过，小说放在我的背包里、电脑里，跟着我到处旅行。
-用三、四年的时间进行调查，您最终选择用小说而非纪实的手法写作。可以谈谈具体情况吗？
我写作的习惯是，经常变换写作角度，所以每次写完一本书，好像同时写了几本书，丢掉的版本比写出来多十几倍。《何日君再来》究竟用什么形式写，我做了多种尝试。传记和纪实只有一个版本，小说却有足够的开放性。传记的写法太单一，无法把人的心理和对外界交织的多种感觉一起交待出来；小说的趣味就在于虚构里反映的真实，像三棱镜，有些镜像是反映真实的，它打破了脑袋里单元的思考模式，加入想象力和创造力。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Myth，一个传奇故事。但其实就像传奇故事一样，也许拼图永远不可能还原真实的画面。透过小说的形式，我放了足够的线索，提供各种可能性，小说的结局是开放的，要求读者和作者一起来玩拼图的游戏，一起进入写作者呈现的头脑体操和智力游戏，读者拼出来是什么图案是自己的事情。这是我对小说这种“手工艺”最大的期待，也是对我的女主人翁的一种善待。
-您说过历史也是虚构的，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何日君再来》也是虚构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您借助哪些材料，事实的部分占多大比例？
我用了所有能够找到的材料。有一句名言：历史只有人名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它都是真的。我更喜欢小说的技巧，因为可以呈现出更多的真实。即使是大明星的日记到底是不是真的，在书里也有交待。饭店服务员哈娜提供的邓丽君的日记，貌似真实，仔细看时，也仍然不能确定，日记到底是谁写的？真的是邓丽君么？还是哈娜为了骗钱所写？或者另有他人？日记的出处本身有各种可能性，与大明星的去世之谜一样，全凭读者自己解读。在虚构的小说中找不到确定的答案。
我们希望看到真实的人，但看到偶像时只给她一种面目。对我来讲，大明星是一种传奇，这种传奇也需要很多版本。像圣雄甘地、玛丽莲·梦露、猫王，小说作者也在帮助丰富这种传奇。只有让众声喧哗，只有说法的歧异与多端，能使传奇得以繁衍。这也是纪念偶像人物的一种方式。
-这本书以情报员为主述者，能否谈谈这个思路是怎么确定的？
之所以最后选择用这一版本，是因为这种形式最能表达出我想写的内容。情报员的角色跟我所说的意思、我要做的对照是相符的。有国家与个人的对照、男女之间的对照、阴柔和阳刚的对照。而以情报员的角色来作为叙述者，必然可以以折射出最多的意义。譬如我喜欢美国人的一部小说《大亨小传》(《大人物盖茨比》)，就是因为小说选择了一个叙述者，让故事立体起来。
-《何日君再来》在台湾出版后，反馈如何？您认为达到您预期的效果吗？
媒体、网络都有很多讨论。到底邓丽君的歌传达了什么？为什么无论在内地还是在东南亚有那么多人喜欢她，对她的歌如醉如痴？是小资产阶级的想象吗？是俗民文化中与自己最相近的情感么？邓丽君温柔的声音让人着迷，也带来一种文化现象。两岸三地的教育系统比较容易直接相信唯一的答案，小说刚好应该反转这样的答案。事情原本有多种可能，人是那么复杂，我们需要填补“拼图”的能力。《何日君再来》不是普通的言情小说。我希望读者因喜欢这部小说而重拾对文学的兴趣，能唤回人们的想象力，如果人们只愿意相信一种面貌的话，那么是对想象力的一种低估。
联想
在演艺圈子里，女明星们如花的生命总是过早地凋谢，阮玲玉、周璇、翁美玲、谢津……本身的工作压力、外界的社会舆论，对他们造成精神及心灵上的影响。表面上看影星艺人风光无限，由于受到广泛的关注，其实他们内心世界相对封闭，个性也比一般人更多愁善感。如果本人个性挫折感重，碰到问题又没有信任的人交流，就很容易走上绝路。曾为上影厂的一级编剧的沈寂就着有《一代影星阮玲玉》、《一代歌星周璇》以及电视剧剧本《影星泪》等。这类作品的出版，由于关注的人物本身比较敏感，出版社也格外慎重。《一代歌后邓丽君》的出版，经历了作者和编者的反复磋商认定，删节了一些敏感的问题。最后责编向群以“辉煌、悲惨、无奈”来概括邓丽君的一生。他说，演唱事业的辉煌是华人的骄傲，在书里有清楚的表述，她演唱的风格、水平和总体造诣勿庸置疑。
《何日君再来》一书出版时，恰逢香港艳星陈宝莲跳楼自杀。联想到40年前，美国好莱坞女明星玛丽莲·梦露，也是选择了自杀的方式向她的影迷们告别。玛丽莲·梦露去世后，已有300部以上有关她的书籍出版，其中50部通篇讲述的仅仅是她生命最后一周的经历，以及围绕她的死编造出的许许多多猜测。比如她被肯尼迪家族、犯罪集团甚至，联邦调查局所杀。
明星之死以及相关出版物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不断地引发出新的思索。据台湾媒体报道，在近日的一场名女人的座谈会中，平路、胡茵梦、金素梅、黄薇各自说出她们所经历的感受，已淡出演艺圈的胡茵梦说，即使她已退出演艺圈多年，潜心灵修，但还是有人跟她谈话时，老把主题围绕在情欲上。她认为，知名女性无可避免地在情欲中挣扎，在集体暴力之间拉扯。陈宝莲的死，让她觉得台湾欠缺一种爱，复杂的人性已被简化成卷标式的批注。平路的《何日君再来》，是再一次敲响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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