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乡镇出现“老板当官”现象
记者李永乐:是否应该吸引私营企业的企业家入党,是中国政治新动向之中,外界最感兴趣的一大课题,这一课题目前尚未定案,而中国地方上已经实行的民主选举,却开始出现“老板当官”的现象。在浙江一些发达农村,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参与竞选村委会主任,当起官来。以小商品经济闻名全国的浙江义乌市,据当地民政局官员称,“老板村官”现象,在该市已十分普遍。来自浙南瑞安市上望办事处今年6月的一项统计表明,几十个村刚刚选出的村委会成员中,约30%是办厂、经商的老板,“富人治村”趋势十分明显。
为什么浙江老板们那么热衷竞选“村官”?他们以何手段参与竞选?该如何看待这种农村政治新动向?义乌市上杨村有个民营企业家杨保伟,就凭包括“捐款十万元”等三项承诺,中选为村委会主任。
38岁的杨保伟是制笔厂厂长,在义乌算得上是富有的老板级人物。五个月前,他选上了村委会主任,成为村政的核心人物。
竞选期间,杨保伟敲锣打鼓,在村中贴出十多张“红榜”承诺书,言明如当选村委会主任会做三件大事:捐款人民币10万元,用于全村今年的年农业税费用,剩余款用于村里修路;在职三年的务工补贴,全部捐给老年协会开支;努力为群众服务。
于是,10万元成为杨保伟助选的“利器”。第二轮选举中尚处劣势的他,在第三轮选举中,反败为胜,当选村委会主任。
老板捐资参政现象,引起了人们的议论。竞选“村官”时渗入经济手段,有否影响选举的公正公平?捐资竞选是不是贿选?负责指导的有关职能部门,对这种现象是提倡还是制止?当选结果有效还是无效?种种问题接踵而来,人们的评说不一,有肯定,也有否定。
报道指出,调查中发现,大部分人的看法是:基本肯定,但须规范和引导。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指出,对这种现象妄下定语是不切实际的,过分的担心没有必要,对此行为责备更不必。
有三点看法是明确的:一是这一行为没有违法,因为相关法律没有规定行还是不行;二是村民自治的民主进程,包括选民素质,都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三是依法选举与符合各地农村农民实际的结合点上,需要探索研究。
那么,上杨村民的选择杨保伟,是否冲着10万元的捐赠?在上杨这个年销售将近1亿元的村庄,村民都否定这个假设的存在。
上杨村从1997年大规模制笔以来,经济飞速发展,即使是穷人家,也有4万元至5万元的存款。因此,捐赠的10万元,平均到每个村民头上,能在选票上引起的反响,实在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了。
一个村民说:“那么一点钱,还收买不了我的选票,关键在于,觉得杨保伟是个能人,跟他一起干,村里发展会快起来。”
但是,也有人担心,人们把视线投到更广的范围时,将不得不承认:新崛起的富人阶层,可能会利用自身经济实力,以购买选票、进行贿选等不正常手段,寻求掌握政治权力。
报道中谈到,中国农村问题专家党国英说,老板参政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这种“富人政治”及其伴随的某些不良现象,是实行民主政治之初的正常现象,并不奇怪。他认为,如果政策调整得当,乡村富人阶层,可以成为推进乡村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
党国英说,发达地区部分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开放社会。这些地区的乡村居民,对民主政治有强烈需求。他说,乡村社会新崛起的富人阶层,对民主政治的需求最强烈。原因有二:
一是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使他们有可能过问政治;二是他们所从事的市场活动,需要稳定的政治规则来降低不确定性,以保证投资获利的稳定预期,而民主政治,是最可以降低不确定性的制度。
义乌市民政局副局长蒋守训也反复指出:“老板参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说,新富参政的目的无非是:为人一生,留个好名声,过过“村官”瘾,让家乡热土变变样。比较而言,通过当“村官”捞一把的人很少。
在他个人看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站出来竞选“村官”,至少应当看到这些老板有能力的一面,让村里的“能人”经依法选举后,把自己的事业和集体的事业结合在一起,应当不失为一种“双赢”的思路。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最近也向高层呼吁:“应大胆起用农村先富起来的能人。”俞敬忠在调查中发现,农村情况尽管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是能人。(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 关键字搜索:
-
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