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方在中共权力重组中的作用有多大?

中共十六大的权力重组仍然扑朔迷离,影响这次权力重组的有多重因素,包括派系因素、经济因素、国际因素等等,对长期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来说,对现在的权力分配尚难均衡的中共领导层来说,其间还有一个重之又重的因素,即军事因素,这一因素的份量目前正在看涨。

所谓军事因素,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军队将领或军方领导层的因素。中共现在的领导核心,虽然江泽民身任军委主席、胡锦涛身任排位第一的军委副主席,但在政治局七常委中,没有职业的军人,甚至没有一个有行伍经历的人,虽然二位军方头头张万年有政治局委员身份、迟浩田有国务委员的头衔,但军队还是剥离于权力核心之外,这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完全不同。

但在党军不分之下,军队的影响力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特别是在权力重组显露。这倒不是说军队可能政变,可能兵谏,而是说军队代表团,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中,是人数最多的代表团,由于军队总部部长、主任,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以至重要的集团军、舰队、飞行师、导弹基地的主要将领,传统上都是当然的中央委员,现在和未来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军人方阵也是实力最强。

且另一个层面是真正的军事因素,中共术语是军事斗争因素。军事斗争也是政治斗争的延伸,当政治斗争难以摆平时,军事斗争,特别是对外的军事行动,即要现身改变局面。毛泽东当年擅用此术,邓小平翻案登台也用此招,江泽民也不能排除套用这些招数。

在中共十六大之前,除了地方省级领导层全面调整之外,另一个不事声张的大调整,是军队领导层的调整。江泽民在“五'三一讲话”之后,即晋升了七位上将,是他手中第七次晋升上将。在“八'一建军节”之前,江泽民又签令晋升了百余名中将和少将,其中包括一批提前晋衔者。与之同时,上至大军区下至集团军,军队将领也作了全面的职位调整,这既与中共十六大有关,又与权力布局相连。同时军方两位实际领导者张万年和迟浩田,近期都下到地方部队,也都公开表示军队和绝对服从党中央领导,要听从江泽民指挥。

但军队也并非铁板一块,张万年和迟浩田也是将退之人,军队的态度要受三方面影响,一是军队老将领的影响,二是少壮派将领的影响,三是社会心态的影响。最关键的是,军队虽说有极强的纪律,但还是要以投票来表达意见,军队的选票长期以来被视为铁票,现在看来已不尽然。

从军事因素来说,主要是对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军队一直扮演鹰派的强硬角色,而在内部政治出现动荡的情况下,台湾问题就是一点就着的导火线。从江泽民来说,本来有意营造两岸关系缓和、“三通”在即,对台工作卓有成效的气氛,以免成为政敌攻击的软肋,但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言行,打破了初见缓和的局面,军事因素陡然上升,两岸间的不确定局面,也成为中共权力重组中的不确定因素。

也就是说,不能排除中共权力重组出现困难时,军事因素份量上升,成为化解危机、平衡力量、消除分歧、统一行动的外在力量。迟浩田的“八'一讲话”中已经点明,中共军队“要坚持把军事斗争准备作为中心工作不动摇”,而陈水扁言论引致大陆民间意见沸腾,军方不能没有动作,领导人不能没有表示。未来情势如何转换,值得关注。

无论是军队因素还是军事因素,都是在危机情势下出现,不论是助选还是退票,都具有相应的政治风险。而军方考虑的,当然是其最大的利益,在今天的军事血统已全面淡化下,在对江泽民的对台政策和对美外交有相应不满情绪下,军队才不会去管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来掌舵。

设在香港的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高敬文说,此一领导人事安排似乎已由最高领导班子在北戴河会议中拍板定案。

高敬文告诉记者,“在北戴河会议之前,有些人猜测,江泽民会紧抓两大兼职不放”,分别是党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他说:“但在会后,许多人恢复了原先的看法,也就是江泽民会效法邓小平,只保留军委主席一。”

然而高敬文警告,这种看法只是猜测,在11月8日之前,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包括和毛泽东过世后立即“逮捕四人帮”类似的“摊牌”乱局在内。他说:“如果无法达成妥协,那么就不能完全排除摊牌的可能性;在此状况下,若非江泽民全退,就是胡锦涛遭罢免。”


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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