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款归还快乐不起来

一个人做了好事,应当是快乐的。而杨期立做了拾金不昧的好事之后,并不快乐,原因是许多人骂他傻,而责骂的人比赞扬的人多得多。在这种舆论氛围中,杨期立自然快乐不起来。

  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出了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拾金不昧,“不义之财分文不取”是诚信的具体表现。对拾金不昧的否定,也是对做人的根本----诚信的否定。社会诚信的缺失导致了是非的混淆。

  因此,我们呼唤诚信归来,首先必须明确是非标准,鞭挞假丑恶,赞扬真善美,让做了坏事的人惶惶不可终日,让做了好事的人享受快乐。

  丢这么多钱后肯定着急,别急出事来

  5月29日下午3点多,保安员杨期立例行巡逻到广州至深圳售票处窗口。几趟列车刚刚开走了,这里显得有些冷冷清清。

  一只并不起眼的包,静静地躺在窗口下。

  “谁丢了包?”杨期立高声问了一句,没人答腔。

  片刻,有人从旁边走过来,杨期立迎上去问,“这是不是你的包?”那人低头瞅了一眼,反问:“里面有炸弹吗?”就昂头径直走了。四下里再无一人。

  杨期立按保安部的规定,开包例行检查。当他拉开拉链时心里一惊:在几盒进口药品和一本台胞证下面,露出几大沓厚厚的钱币!(后经过点算,包里共有人民币现金2·04万元,人民币存折四个共45万元,台币现金8900元;美金现金4978元,美金存折两个共14·37万元;马克存折一个共30万元。总计折合人民币267万元。)

  杨期立拉上拉链,再次环顾四周,没人。

  杨期立的第一个念头是:这是个正在吃药治病的老人家,从台胞证上的照片看怕有70多岁了,丢这么多钱肯定着急,别急出事来……

  杨期立拎着包立刻找到公安马西营,汇报说:“拾到一个包,里面有好多钱!”马西营迅速安排队友拿着台胞证按相片四处找人。一会儿就找到了,失主名叫赵国光,是个家住台北市的老人,已80多岁了。

  人老了有时候真犯糊涂。当保安员问他“丢了包没有”时,老伯断然否认说:“没有丢。”片刻,一拍额头,大声叫起来:“我的包!丢了……”那时老伯已经办好出关手续,到了候车室,再过几分钟就将登车离开广州……

  老伯一边千恩万谢,一边点着包里的钱物:现金一分不少,存折一个不少,台胞证等物品齐全。老人家感动得不得了,拉着杨期立的手,久久不松开……

  老伯留下一张详细清单和2000元给杨期立的感谢费,登上了即将启程的列车。开车前,杨期立和保安部负责人递给赵老伯一个纸包。赵老伯打开一看,2000元感谢费一分不少退还。老伯动感情了,一再说这钱小杨应该收下,香港和台湾如有人丢钱拾者都会和失主商量给多少感谢费比较合适,而你们送到手上都不要,我真不好意思了。

  站台上,腼腆的杨期立认真地叮嘱老伯:“路上小心,人多眼杂,你要看好自己的包,不能再丢了。”

  赵老伯千恩万谢地走了。

  让我难受的是,超过三分之二的老乡都骂我傻

  一个在外单位同是做保安的老乡,从报纸上得知杨期立把捡到的巨款上交的消息后,打电话这样骂他:“傻×!超级傻×!你当时要是拎着包走了,也就走了。你八辈子都挣不到这些钱,你真是傻透顶了!”

  真的,如果杨期立当时拎着包走了,不会有人知道。可他压根儿没有想到据为己有。是他经济宽裕用不着见财起意吗?

  杨期立做保安,每月工资650元,包住不包吃。

  杨期立每顿都只买3元一个的盒饭填肚子。他舍不得多花钱。

  弟弟和妹妹都在老家湖南邵阳洞口县读书,妹妹读高二,弟弟读初二,两人读书需要不少钱,他是哥哥,每月都要省下一些钱交给父母。他知道父母的艰难,才南下广州打工。

  1998年9月,初中毕业的杨期立没钱继续读书了,就到县里的水力发电站当上一名工人,打算挣一点儿钱让弟妹把书读下去。他每天照看着水轮发电机,工作倒还清闲,但工资很低。当初建电站花了很多钱,电站每月还贷款,工资不能正常发放。于是电站领导鼓励大家离厂到外面打工,并给每个愿意外出的人发200元钱。

  2001年4月,还差两个月才满20岁的杨期立与电站签了一纸“停薪留职”合同,南下到广州应聘做保安员。

  车站情况繁杂,在这里做保安非常苦,竞争也相当激烈。采访中,广州东站保安部长叶树华告诉我:“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这里的保安员采用的是淘汰制,不行就得走。行与不行,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看你的分高不高,你抓的人多分就高,不敢抓或抓不到分就低,低到一定程度就得走人!小偷、骗子、寻衅闹事者、疯子、喝醉酒者、票贩子,都得抓!当然助人为乐、帮旅客排忧解难也加分。老实说,杨期立是小个子,人也瘦,他的分在保安队里只属于中等。这一次他表现非凡,全国都知道了,这是我们全体保安人员的光荣和骄傲,小伙子真不错!”

  杨期立个子小、人瘦弱,打分便吃亏。保安队也有小个子,但人家花钱学过擒拿术,出手就能打倒一片人;队友里的退伍兵更是了得,腿一扫再别腕,就拎小鸡样将一个个持刀歹徒押回保安部来。杨期立遇到个子大的坏人他得先掂量掂量,打得过才上,实在没把握,只好通知队友来抓……

  接受采访时,杨期立开始挺高兴,后来说到烦心处,眉头皱得很紧,说:“我捡包的事才两天,就有一二十个老乡知道这事了。让我难受的是,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老乡都骂我傻。有个在别的单位也做保安、收入和我差不多的朋友帮我算了算,说我要干300年保安才能挣到这么多的钱,另一个队友也说,台湾老伯有的是钱,他丢了还能再挣回来,但你不可能再捡一个这样的包……”

  我问道:“你父母知道这事吗,他们怎么看?”

  说到父母,杨期立展现笑脸,说:“他们很高兴,说我做得对。我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父亲在电话里说我是好样的。晚上我回家,和父母一起高高兴兴看广州电视台播出的表扬我的新闻……”

  直到这一刻,我才从杨期立嘴里知道,原来他的父母都在广州,在天平架的水果批发市场的边上,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店。

  我拉着杨期立马上出发,去见他的父母。

  我们很需要钱,但不义之财分文不取

  来到天平架杨期立父母住的地方。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但眼前所见的一切还是让我感到惊讶:阔大的、闹哄哄的水果批发市场有数千人穿梭其间,无数的车和一浪一浪涌过来的讨价还价之声充斥耳鼓;就在批发市场边上,一个约七八平方米的小店摆着烟酒糖茶刀勺碗碟甚至扁担箩筐,一位神情恬静的中年女人正将一瓶开了盖的啤酒递给一位顾客。

  “这是我的母亲。妈,这是专门赶来采访你和爸的记者……你快给爸打电话,人家要和他聊聊!”杨期立招呼道。他的母亲立刻拿起电话机。

  我提出想看看他们住的地方。所见的一切让我几乎落泪:经由一个几乎垂直的小铁梯,我上到了小商店的阁楼。身体站不直,腰要弯到很低才可勉强站立。楼板上铺着两张竹席,中间拉一个布帘子。这就是三口人的家了。

  “如果我回家来住,就把布帘子拉上,我和我爸睡这边,我妈睡那边……我也觉得不方便,所以我大多数时候睡保安队。”杨期立说。

  21岁的儿子在这样小的空间里和父母挤着睡觉,一道帘子管什么用?

  室内闷热,只有一把响声很大、让人不放心的风扇,再就是一个小小的一尺见方的窗口。

  片刻,杨期立的父亲搭着别人的摩托车一脸汗水地回来了。这是个豪爽的汉子。当我递上名片,问起他能否对儿子拾金不昧一事谈谈想法时,他沉默了一会儿,要儿子先谈,说漏了他补充。

  “记者,我想告诉你,我们是个非常贫寒的家庭。我们很需要钱,但不义之财我们分文不取。捡到钱交出去,我的父母和我都觉得这是件很平常、应该做的事,没有多少话可说的。但你既然来采访,我就很想说说我的父亲、母亲和弟弟妹妹……”片刻后,杨期立开口说话了。

  从他有些沉重的叙述中,我走进了一个贫寒家庭是怎样自尊地生活着的故事……

  记者同志,要让我儿子高兴起来

  从出嫁的那天起,杨期立的母亲就有些不情愿。父亲杨云生实在太穷了,婚礼竟然只拿得出72元,办了两桌酒,那是1980年开春后的事情。婚后的日子充满艰辛。第二年杨期立出世,又过了一年多妹妹也来到人间,没过多久母亲又生下了弟弟。

  日子过得更难了。母亲一年要种三季水稻,还要养猪、做饭、上山砍柴、伺候生病的公公,年头忙到年尾,却连饭都吃不饱。到了1985年,母亲对父亲说:“你打工去吧,别守着不来钱的一亩三分地,我和孩子都指望你了。”父亲盯着母亲看了一会儿,逐个摸了摸三个孩子,二话不说,第二天清早打点行装挤货车前往广州。

  先是在沙河路的天桥下睡了一星期,然后找到近郊的一处私家建筑工地,问老板娘:“你这里可要小工?”在接下来干活的日子里,父亲每天担砖4000块,往返于六层楼上下,一人干活能顶三人。一个月后,老板娘将另两位小工辞掉,说:“就你一个人干,够了。他们是多余的。”父亲就一个人干下去,直到将整幢楼盖好。父亲拿到他打工挣到的第一笔钱,只给自己留了85元,余下的全部寄给家乡的妻子。妻子写来满是泪痕的信:“再没钱,你爹就死了。他病得
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小三屙肚子,屙得眼睛落凹,脖子细得像筷子,站都站不稳……好生挣钱啊!我们娘四个都指望你了。”父亲从此更拼命地挣钱了。

  1996年,父亲来到天平架的水果批发市场,一直干到了今天。从最开始的给大货车装卸水果,到当上了装卸组组长。

  1998年,母亲也来到了广州。一为照顾父亲,二为挣更多的钱。

  但父母还是没有挣到钱。这么多年到手的那点儿血汗钱,全寄给三个读书的孩子和一直生病的公公。不久,父亲咬牙借钱顶下了一间小小的杂货店,但生意太难做了。

  父母的小杂货店从来都进真材实料的货,西瓜刀一定是阳江的“十八子”刀,不像有的店卖一砍就卷刃的铁皮刀。父母的小店每月只有600元左右的利润……在家乡读高二的妹妹和读初二的弟弟成绩都是班里的前三名。只要有一次考试不理想,姐弟俩都会哭一场,只敢写信告诉哥哥,不敢对父母说。

  贫寒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从父母的言行举止里学到做人的准则:凭本事和力气挣钱,能挣到多少钱就挣多少钱。人活着要有骨气,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能要,不管是一元硬币,还是267万元巨款。

  杨期立的父亲说:“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当父母的觉得儿子做得对。我们感到很高兴,也很自豪。但我儿子这几天不开心,差不多天天有人埋怨他太傻,甚至水果市场的一些大人也说我儿子傻。这让我们想不通:捡了钱自己留下就不傻了,那这个世界不就乱了套了?为何做了一件好事,骂他的人比表扬他的人多得多?我儿子说有三分之二的人骂他傻,我看不止这个数。现在的人怎么这样?记者同志,你要好好写文章,也好好开导我儿子,让他高兴起来……”

  《中国青年》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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