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铭:江泽民不退，中国必乱

中国灾难的根源：独裁者拒绝转移权力

　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来，历史上进行过两次权力转移，即“第一代核心”毛泽东向“第二代核心”邓小平、与“第二代核心”邓小平向“第三代核心”江泽民的权力转移。那两次权力转移，照毛泽东的说法，是在“腥风血雨”中进行的。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整死了两个自己指定的“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邓小平发动了“天安门镇压”，他指定的两个“接班人”，第一个胡耀邦是被他废黜后病死，但天安门镇压的起因正是人民悼念胡耀邦，而独裁者容不得人民怀念自己的领袖。第二个赵紫阳，废黜后被江泽民软禁至今。而造成从“文革”到“六四”的中国灾难之根源，均与独裁者拒绝转移权力分不开。

　毛泽东原已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任中国国家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让邓小平任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让周恩来任总理，主持中国国务院。发动“文化大革命”那一年（一九六六），毛已经七十三岁，忽然觉得自己“大权旁落”要重回“第一线”。毛从武汉游罢长江回到北京，就夺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权，“亲自指挥”文化大革命，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炮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另立林彪为“接班人”。毛泽东最后十年（七十三岁到八十三岁）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今天已举世皆知。

　毛死后邓小平复出，也是七十三岁（一九七七），当年头脑还清楚，总结了斯大林、毛泽东失败的教训，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包括“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和“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邓自己拒绝担任党、政第一把手，让比他小十一岁的胡耀邦当中共中央主席兼总书记（十二大后取消党主席），比他小十五岁的赵紫阳当中国国务院总理。邓开始并不想当军委主席，他本来属意罗瑞卿；罗与胡耀邦关系好，一文一武，都是坚定的改革派，可稳大局；可惜罗在德国去世，邓一时找不出适当人选，才答应暂时出任军委主席。他培养过几个对象：耿飙不适任、杨勇早逝，最后找到杨尚昆，军队不大信服，聂荣臻元帅表示反对；所以邓小平“暂时”出任军委主席，一任就是九年，直到一九八九年交给江泽民。那时邓已八十五岁，早被保守派和贪渎、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包围，不但背弃自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废黜坚持改革的两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还下令镇压要求民主改革的首都学生与平民。

　邓比毛高明之处，是最终没有放弃“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一条。一九八九年他把党政军大权交给江泽民之后，虽然对江泽民、李鹏“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取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错误路线强烈不满，也只是以一介平民之身“举家南巡”，发表了强硬讲话“谁反对改革谁下台！”并未像毛泽东晚年那样自己再度上台搞斗争。他只是推荐了朱镕基与胡锦涛两个关键人物进中共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以与李鹏同年的朱镕基制衡李鹏，保住“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比江泽民小十六岁的胡锦涛准备未来接替庸才江泽民。此虽非比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制度改革问题求根本解决，尚不失为保持中期稳定的权宜之计。

　一九九二年“南巡讲话”和十四大朱镕基、胡锦涛进入中共领导核心之后，邓认为自己安排后事已毕，从此不讲话干政，沉默五年之后才去“见马克思”。

　一九九二年至二○○二年的中国，可以说成败均系于邓小平的“遗产”。政治改革完全停顿甚至比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大大倒退，是由于邓小平晚年背弃政治改革与废黜胡、赵。经济发展有成与大局尚能维持相对稳定，是由于邓推荐了懂经济的朱镕基和顾大局的胡锦涛，避免了权力斗争与接班危机。

　今天中国要避免大动乱、大灾难并不困难，只要江泽民不学毛泽东晚年发动权力斗争、制造继承危机就行。

江泽民的恐惧与他的选择之限度

　江泽民效法毛泽东晚年发动权力斗争、制造危机的机率有多大？取决于江泽民的内心恐惧与他的选择之限度。

　江泽民可能拒绝交出权力的个人因素，是出于内心恐惧。

　第一、怕“六四”天安门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翻案，怕赵紫阳重获自由、怕法轮功翻案。“六四”与赵紫阳案，是邓小平晚年制造的冤、假、错案；而江泽民是“六四”镇压学生民主运动和废黜赵紫阳的最大受益者，所以一直抗拒翻案。法轮功案则是江泽民一手制造，已整死数万人。这些案子一旦江泽民权不在手，肯定会像毛泽东制造的冤、假、错案一样翻过来，还历史与人物以本来面目。对江泽民来说，即使新领导人胡锦涛们不追究江泽民的个人罪责，也有损“第三代核心”的“伟大、光荣、正确”形象。

　第二、对新领导班子不放心。江泽民一旦交出权力，新领导班子将由两部份人组成。一部份是“三朝元老”。党总书纪胡锦涛、全国人大委员长李瑞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时代担任中央和地方领导职务的“三朝元老”，而且能力一流。而另一部份江泽民自己培植的人，不是能力差，如吴邦国；就是资历浅、不得人心，如曾庆红，邓小平死后江泽民才敢把他送进十五大中央委员会。这样一个新班子能不能忠于江泽民个人和他的“路线”，江泽民心中并无把握。

　所以就江泽民个人利害考量，现在转移权力给“第四代核心”，不能不心怀恐惧。他显然更乐意选择不交出权力。但是江泽民毕竟不是毛泽东，他的选择有客观环境限制，难以为所欲为。

　第一、年龄。江泽民已经七十六岁，比毛泽东晚年发动大革命时还大三岁。世界上他的“战略伙伴”，无论年长的（叶尔钦）、年轻的（柯林顿），均已退出历史舞台。国内、党内他的同龄人已无人在位。过去毛、邓在位，总要找几个比自己年纪大的在自己周围，如毛泽东周围的朱德、董必武，邓小平周围的彭真、叶剑英。而江泽民容不下一个比他大两岁的乔石。中共十五大时，七十岁以上的中央委员只留下两个：华国锋和江泽民，一个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一个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而华国锋早已在十七年前（一九八○）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假如十六大江泽民还要留在中央委员会，形单影只，实在太滑稽了。

　第二、制度。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也算“邓小平理论”之一。中共十五大江泽民为逼退乔石，还加了一条七十岁以上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关卡。例外的只有华国锋、江泽民两人，华国锋是江泽民的“陪榜”（比“陪绑”好听一点”）。那年乔石七十三、江泽民七十一。江泽民为了表示自己不算违反制度，还对日本访客说：“我的生日在下半年，可以少计一岁，算七十岁，可以连任一届，十六大退休”。所以江泽民若作出相反选择，既违反制度和十五大共识，又违背自己的诺言。

　第三、后果。就权力转移的客观环境来说，十六大所处的条件是中共历史上最成熟的。胡锦涛、李瑞环、温家宝都是拥有从地方到中央，长期党、政工作历练的资深领导人，比江泽民当年从上海调到北京当“第三代核心”时成熟许多。而中国面临的内外形势，也比当年六四大屠杀后安定。江泽民在此时转移权力，对中国未来发展有利，也符合国际社会对中国稳定的期待。若江泽民拒绝转移权力，则是给全党、全国和国际社会发出不祥信号，表明江泽民要学毛泽东搞权力斗争更换“接班人”，发动新的“文化大革命”了！中国必将再度陷于毛泽东晚年的内乱与灾乱之中。

　然而今天的江泽民与当年的毛泽东有两点不同：

　一是个人条件不同。江泽民不具备毛泽东在那个时代的个人魅力，足以使迷信他的人群如醉如痴，“跟着伟大领袖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二是历史条件不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大家没有经验，跟着他走进历史灾难。今天中国人在灾难中得到了教训，容不得再有人学毛泽东晚年为权力斗争把国家带进灾难了。

　这就是江泽民选择之限制。

中国拥江独裁的势力有多大？

　中国拥江独裁的势力肯定有，但不如舆论渲染的那么大。他们像台湾的联共反台派一样，是嚣张的少数。他们是反党、反国、反民，只为个人既得利益所驱使。舆论说他们代表军队、代表地方领导阶层、代表高阶知识分子，是虚张声势吓人。

　军队、地方和知识分子，同大多数中国民众一样，都要安定，不要内乱。只有军队、地方、知识分子中一群贪渎、腐败、违法乱纪的特权份子，生怕“变天”，就是怕保护他们贪渎、腐败、违法乱纪的那片“天”发生变化，他们会受到法律制裁。那群人在军队、在地方、在知识界是少数。他们既嚣张又脆弱，一面闹，一面准备好了退路，贪渎所得存到了外国银行，子女在国外买好了豪宅。他们是一旦保护伞失灵，可以随时逃跑的一群人。这样一群既无道德，又无信心的既得利益者拥江独裁、拥江拒退，以保护自己的特权，成得了气候么？

　所以我不同意李侃如的“中国不可知论”。中国是可知的。从北戴河到中共十六大，结果无非是三种：

　一是江泽民顺从党意、民意，按制度、按诺言于十六大转移权力给“第四代核心”，是中国之幸，也是江泽民之幸，他可以保全晚节。

　二是江泽民对抗党意、民意，顺从贪渎、腐败的既得利益特权集团拥戴，效法毛泽东晚年，把十六大开成毛泽东发动权力斗争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拒绝转移权力给“第四代核心”。中国会乱一阵子，但江肯定维持不了多久，他是自取灭亡。他的追随者将随着他的失败一哄而散。毛泽东的文革对中国是一场大灾难，对毛个人是出悲剧，因为人们当时不理解，胡里胡涂跟着走进灾难。江泽民东施效颦的“文革”对中国将是一场小灾难，对江个人则是一出小闹剧，因为人们不会再胡里胡涂跟着走进灾难。按照江泽民的演员性格，如果人们不在北戴河到十六大前及时制止他，演出这种祸国殃民小闹剧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Taiwan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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