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达功:中国科盲作家从“不学有术”走向“不学无术”

2002-07-21 08:10 我喜欢读《译林》，它既是杂志又是书，说是杂志，它每月出版一期，是期刊；说是书，是因为它每期都有一部长篇小说。翻译的小说大都是作者所在国和国际市场上销量排在前列的作品，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语言修辞优美感人（和翻译水平有关），读后常常不由得拍案叫绝，回味无穷。故事情节和语言表达固然重要，但真正吸引我的并不是这些，是作家的思想性和科学知识水平，是现代社会现实生活真实的描写和具有哲理思想的表达。整个小说里经常贯穿着现代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医学、数学的知识，使我们习惯了中国痞子文学、情感文学、武侠文学、宫廷文学、民间传说等庸俗文学的中国人，真正感受到现代化气息扑面而来，在耳目一新之余，也搅动了我们的心灵。

2000年9月我写了一篇题目为《“韩寒现象”与毛泽东的“不学有术”》的文章，对上海中学生韩寒考试七门不及格，却写出小说《三重门》和《零下一度》发表了评论，我写道：“我瞧不起那些只会做文章而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的学者，他们的文章不可能有深刻的思想性。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没有思想家、哲学家，我倒是相当赞同。没有物理学和其它自然科学，怎么会有哲学？哲学是什么？哲学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我的观点立刻遭到了来自作家圈子里的批评。有一位新闻专业毕业的女作家给我写信，说喜欢我的许多文章，就是不喜欢这一篇。我当然理解她为什么不喜欢，因为在中国的大学里，许多文科专业根本就不学习自然科学，所以出来的作家、记者、秘书，一个个都是“科盲”。

在中国作家看来，科学与文学艺术不搭界。所以在中国你很难看到有思想性的作品，更难看到与时俱进的现代文学作品。中国始终没有摆脱传统文学的模式，只是重复传统的道德说教或脸谱化的艺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作家是被强奸的群体，是缺少人性和良知的群体。“文艺必须面向工农兵”，“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学成了专制统治的工具。作品除了战争题材以外，其它反映现实生活是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而其中塑造的人物典型都是超现实的和精神化的，充满了迷信和愚忠，没有任何科学性可言。我不是要否定平民文学，清一色的平民文学不能反映时代科学精神。从《高玉宝》到《欧阳海之歌》，从《艳阳天》、《金光大道》到《废都》、《编辑部的故事》、《上海宝贝》，故事中的主人翁要么是英雄人物，要么是支部书记、劳动模范，要么是颓废作家、编辑，要么是社会痞子和流氓，也难怪，这些与现代科学没有什么紧密的关联。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是专门描写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虽一时引起轰动，但还是昙花一现，后继无人。

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定要专门描写科学家的故事，只是说很自然的将现代科学知识贯穿于文学作品中，但是没有。如果大多数作家本身就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在他描述的故事中自觉不自觉地就会运用现代科学的语言、知识或形像比拟。我们知道文学的思维主要是形像思维，通过形像思维对事件的描写，反映深刻的现实生活。那么现实社会已经是科学飞速发展的社会，已经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你不懂科学，连日常生活你都不会描写，如何反映现实。《千龙网》刊登署名小寒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作家何以成为最大的科盲群落》，耐人寻味。文章说，“近年来，世界科技革命成果迭出，当一些最令人震惊、最能改变人类命运的科学发现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时，我们那些最强调终极关怀的主流文学家们似乎都销声匿迹了。

从载人航天到基因科学，从纳米技术到能源革命，从环境改造到大脑认识，从相对论到自组织现象，在这些深刻重塑人类面貌的领域，我们看到了文学家的缺席。”文章嘲笑某些中国知名作家竟然对现代科学知识一窍不通，“一位知名作家是这么理解克隆的：‘克隆技术……似乎比制造原子弹容易。’并以毒品作喻。又说，像希特勒那样的人，就可以复制恶人，或者创造忠心的‘品种’。中国科学报批评说，作家完全不懂科学ABC，作家为这项生物工程技术进展选择的模拟对象，竟是毒品和原子武器，真让人悲哀！”

进入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以来，尤其是江泽民体制下，国家对科学是重视了，文学创作环境相对宽松了许多，但是文学作品上的政治自由始终没有解冻，毕竟共产党还要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必须牢牢掌握笔杆子。作家没有政治自由等于没有创作自由，政治要求你不真实反映生活，或者在政治允许的框框内活动。这就使得作家无法用自然科学成果和社会科学成果真实描写现实，因为“三个代表”告诉你，共产党是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当然科学家和作家想不明白，世界上那么多科技发明和发展与共产党有什么必然联系？

科盲作家的盛行还是因为培育的土壤，土壤就是读者群体。作家科学知识贫乏，亿万中国读者也一样是科盲。作家从作品的可读性出发，从功利主义出发，必然写出受到科盲读者欢迎的文学作品来；这样的作品越是受欢迎，作家就更加受到鼓励，写出更多无聊的作品来。帝王戏受欢迎，于是作家不惜伪造历史，为封建皇帝和封建专制制度歌功颂德，《铁齿铜牙纪晓岚》就是把许多不相干的事捏在纪晓岚、和申（王坤）和皇帝身上，他们的年龄看起来差不多，官阶的差距不可能发生那么多的故事，但是老百姓喜欢，有读者、有观众，谁在乎历史上究竟是怎么回事？共产党喜欢帝王戏，是因为专制制度和个人崇拜是与封建皇朝一脉相承的，江泽民也是借古喻今，一方面鼓吹专制制度下一样可以为民请命，宣扬清官治国；另一方面，将国家的命运寄托于伟大、英明领导者个人身上，淡薄民主的意义。

对于作家，习惯做御用文人的中国作家，对于毛泽东时代作家的遭遇，心有余悸。而写帝王戏既没有政治上的风险，又可以得到那么多观众的捧场，从而又能得到丰厚的经济收入回报，名利双收，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在社会上盛行的文学作品主要由四大类：

一、武侠类。以港台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作家的优秀武侠作品为代表，并且大多都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在大陆拥有数亿计的读者和观众。书店的书架上，不仅武侠类作品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类别，而且如果你注意的话，武侠类书籍在数量上也超出其它类别的书籍。更有甚者，武侠电影《藏龙卧虎》竟然破天荒获得奥斯卡金像奖十项提名，并荣获四项大奖。最著名武侠作家金庸（查良镛）红遍了祖国大
地，到处邀请他演讲，浙江大学聘请他任文学院院长，金庸研究机构也到处出现，还有专门的金庸图书馆，金庸著作中的人物也经常被各界学者频繁使用，失业工人在贫困和饥饿中依然孜孜不倦地阅读……，在中国出现了金庸现象，到现在金庸热和武侠热还看不到降温，金庸还在招研究生，要让武侠精神流芳百世。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排名中，金庸是与鲁迅、巴金等一样齐名的，甚至有人鼓吹金庸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自己也胡涂了，心想，既然武侠电影可以荣获奥斯卡奖，说不定金庸也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武侠故事有如此众多的读者、观众，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中国人内心世界空虚，不仅科盲而且政治盲，追求着虚无缥缈的虚幻世界。

二、言情类。以港台女作家琼瑶、三毛、岑凯伦等作品为代表，主要的读者和观众以女性为主。近几年来，韩国、日本、新加坡的电视剧作品大量涌入中国，也大都迎合中国女观众的口味。台湾电视剧《流星花园》被当局以不健康为名禁止公开播映，这可乐坏了盗版者和商人，这部剧的盗版光盘在中国到处有卖的，你越是禁播，人们就越是好奇，非买来看看不可。结果是政府的禁令不起作用，还让非法盗版
者美美地捞了一把。

三、帝王戏类。皇帝、娘娘、妃子、太监、皇子（阿哥）、公主（格格）、忠臣、奸臣和弄臣等充斥了中国的荧幕和舞台，到现在还没有看到降温，新的帝王戏还在写作和拍摄制作之中。《慈禧太后》、《戏说乾隆》、《武则天》、《雍正王朝》、《康熙大帝》、《刘罗锅》、《天下粮仓》、《李卫当官》、《环珠格格》、《铁齿铜牙纪晓岚》……，它们不仅仅鼓吹封建礼教，散布的是弄权思想、厚黑学，污染人们的心灵。诚信、民主、宪政、人权、科学等现代社会精神，让社会和作家丢到爪洼国去了。

四、痞子小品类。典型的痞子文学似乎发源于王朔。作品中充满了迷茫、颓废的世界观，反映了犬儒主义在中国盛行，其中名句“我是流氓我怕谁”成了生活中流行的口头禅。痞子和流氓精神与科学精神背道而弛，自然在其作品中没有任何现代科学气息。《我爱我家》的确是个优秀的小品系列剧，里面的政治讽喻比比皆是，但使用的语言和知识完全还是毛泽东时代遗留物，似乎故事中的主要人物群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即便是联系到现实，依然看不到现实社会生活真实的影子，嗅不到现代科学和哲理。以赵本山小品为代表的系列小品，生活气息浓厚，但没有一点科学精神。科学家怎么也不能成为小品的主题，科学知识不能融于其中。

科盲作家在中国还可以“不学有术”，但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倒是让人感到悲哀。当看到报导说，美国连续剧《X档案》走过了九年历程，是美国卖座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据说五月份大结局，让人惋惜。在中国有哪一部科学气味浓厚的文学作品？少年儿童热衷的卡通片、科幻片竟然几乎全靠进口。看到“航天员”、“外星人”嘴里讲出的不是“叽里咕噜”的英语就是“哇啦哇啦”的日语，怎么就没有中国语言？

美国整个国家从教育到文学创作，人们普遍都有科学意识。政府对科学的重视，全民的科学精神，是我们中国应该认真学习和自我反思。中国科学家难以在科学发明（发现）方面达到世界一流，不知道什么时候共产党专制统治下中国科学家有所作为。科学需要宽松的民主自由的环境，科学家不仅仅是机械式的科学家，他们往往对政治也关心。他们的科学成果是为人类造福的，不是专制制度拿来炫耀专制制度优秀的工具。

想想过去，科学家有一点发明创造就被当局宣扬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现在却一定要与“三个代表”联系起来。科学精神是不容掺假的，掺假的中国文学作品怎能有科学精神？如果说过去和现在中国的作家可以“不学有术”，那是封建、专制、愚昧、落后时代的产物；那么展望未来，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且整个社会文化素质日益提高，作家如果跟不上时代的变迁，那一定会从“不学有术”走向“不学无术”。

原载《北京之春》02年7月号

2002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