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寒:舍得一身剐,敢把江“皇帝”拉下马!
“十一”献辞兼三论将中共改造为社会民主党重贴按语:
尽管,人们,包括民运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江泽民会遵守承诺和按照程序交班充满着幻想,总是以为哪怕稍微刺激一下这个政治侏儒反会把事情弄遭,但从目前中国政局发展的趋势来看,下决心要当独夫民贼的江泽民,是一点面子也不给那些对他“含情脉脉”的所谓“稳健派”的。其实,如果中国的国内外政治反对派们能形成一股反对、抗议、声讨、讨伐江泽民复辟老人政治、复辟终身制的强大的声音,或许,这就会成为促使中共分化、启动中国政治改革有力杠杆。
可是,我们的那些所谓“民运代表人物”却并无此意识。为什么说“旧民运已死”,仅此难道还不足以作为一有力佐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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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的政局危机,绝非什么资本主义自由化泛滥的问题,而是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封建皇权主义猖獗的问题,是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当权派成为整个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绊脚石、要开历史倒车、要复辟国家最高权力中的家长制、终身制的问题
江泽民复辟终身制的如意算盘,是以保留中央军委主席、效法邓小平搞垂帘听政、将中共下一任总书记视为可玩弄于股掌中的“儿皇帝”为固守防线的。因此,衡量江泽民今天是否复辟家长制、终身制的指标就不在于看他是否让出中共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这两个职位,而是看他是否同时也退出中央军委主席一职。所谓“舍得一身剐,敢把江‘皇帝’拉下马”的全部要害也就正在这里。
中共全党应当从江泽民这次欲复辟终身制或变相终身制的危机中吸取深刻的教训:中共党内的民主化、多元化的改革已刻不容缓,中共的社会民主党化转型已刻不容缓,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已刻不容缓了!
全体中共党员、中共党政军内的高级干部们,特别是那些已经离休、却还时时关怀着中共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中共老干部们,应当立即行动起来,以中共《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等党规党法为武器,利用各种各样的渠道,采取形形色色的方式,坚定而清晰地向江泽民复辟终身制的行为大声说“不”!向江泽民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大声说“不”!针对江泽民的复辟封建皇权主义的造势,大家应当在中共党内外,凝聚起这么一种针锋相对的正义之声:在今日之中共,在今日之中国,谁胆敢复辟终身制,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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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一周年纪念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确已今非昔比。是的,中共当权者早已为获得的若干成就而沾沾自喜、洋洋自得了。然而,倘若人们知道,正是在今天,家长制、终身制、垂帘听政制的阴霾又一次无比严重地笼罩在全体中共党员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竟然又一次陷入最高权力家长制、终身制、垂帘听政制的空前危机之中,那么,人们就一定会问:五十一年来,中国的政治究竟进步了多少?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豪气干云地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有谁能够想到,“从此站起来了”的,全中国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无论是中止执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政策,还是废土改、行合作化,无论是心血来潮推行“三面红旗”导致饿殍遍野,还是无法无天搞“文化大革命”致使全国大乱,毛泽东几乎都是和尚打伞、一意孤行。整个中国共产党、整个中共中央、整个中央政治局乃至政治局常委会,更别说整个国家机器和全国老百姓了,几十年来就都统统是围着他个人的“一意孤行”旋转,直到其至死方休,整个中华大地才抒缓过气来。
这是什么主义?这是地地道道的皇权主义,这是彻头彻尾的“朕即国家”主义,这是无一丝一毫马克思主义气味的秦始皇主义。不过问题是:从什么时候起,中共政治局常委间的关系竟然演变成了君臣关系的呢?为什么一大批中共党的开国元勋、高级干部,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等在“主席”面前均诺诺如群臣?为什么中央政治局乃至其常委会竟然成了毛泽东个人兜里的橡皮图章?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使得中共党内民主一步步地形同虚设,最终导致对毛泽东手中的权力竟毫无约束呢?刘少奇也罢、林彪也罢,周恩来也罢,他们或许未曾想过,正是他们自己当年的卖力吹喇叭、抬轿子,正是他们自己当年对那试图用早已很有限的党内民主去稍许制约一下毛泽东的彭德怀之落井下石或事不关己,才使得党内皇权主义逐渐得以成型、并最终泛滥成灾的。
毛泽东时代终于随着“主席”的寿终正寝而结束了。整个中共、整个中国,才得以在多年来的无所适从中逐渐恢复了过来。有鉴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之家长制、终身制为祸甚烈、危害中华的惨痛教训,中共党内从上到下都是一片声讨家长制、终身制的强烈呼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分别于十一届五中全会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先后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个重要历史性文件,其中对个人崇拜、权力集中于个人、党内一言堂,以及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中的家长制、终身制作了严厉的批判和清算。自此,中共在组织上启动了干部年轻化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实行集体领导的进程。
可是,正象毛泽东当年对“民主新中国”的追求是典型的叶公好龙一样,邓小平对“废弃终身制”的呼唤也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历史已经盖棺论定,邓小平对毛泽东家长制、终身制的尖锐批判其实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不过是用改头换面的邓记终身制去取代赤裸裸的毛记终身制而已,这与毛泽东当年反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真何其相似乃尔!和毛泽东晚年一样,邓小平晚年对中国最高权力的实际控制,也是到他进入坟墓的那一刻才事实上中止的。试问,这与古代帝王的“驾崩”有什么两样!因此他们不过是号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党国王朝的“秦一世”和“秦二世”而已。然而,与“主席”毫不在乎当“现代秦始皇”不同,我们的“小平同志”晚年则是以他那“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版垂帘听政方式来羞羞答答地紧握最高权柄的。这表明,毕竟历史在进步,毕竟是潮流使然,因而在今天的中国,在今天的中共党内和军内,这党政军最高权力的家长制和终身制,是不得民心、不得党心、也不得军心的。
然而,在今天,中共党内居然有人欲在邓小平之后做起“秦三世”的痴梦来了。江泽民这个靠着“六四”屠城坦克战战兢兢地被推上“核心”宝座的投机政客,在过了几天“核心”瘾后,眼下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公然复辟中共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家长制、终身制和垂帘听政制了。这个文没有思想理论、武不懂战略战术,不过是靠着中共体制中的菁英负淘汰机制而小心翼翼往上爬的政治侏儒,此刻竟要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欲将手中的权柄一直攥握到他进棺材时为止。而中共党内一帮随江泽民从上海进京、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圭臬几个佞臣,包括顶着“学者”头衔的少数无聊文人,甚至海外个别向以“押宝”心态干政治的所谓“异议菁英”,此刻都纷纷迫不及待地为这个“江三世”卖力地吹起喇叭、抬起轿子来。这些日子,各种试探性的气球满天飞,各式效忠似的表态开始启动。江泽民试图制造一种“劝进”、尤其是军队的“劝进”的氛围,来为自己破坏中共党规党法寻找某种口实。这就如同当年袁世凯导演的那场复辟帝制的丑剧,似乎他是“民意难却”才迫不得已去当皇上的。
不过问题是:在这一片为江泽民复辟终身制而造舆论的紧锣密鼓声中,整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干什么?中共一大批还健在的前要员们在干什么?须知,他们如果还多少有一点历史责任感,还多少有一点政治担待心,多少将个人的既得利益暂时放一放,那么他们是有足够的力量能够阻挡住江泽民掀起的这股猖狂的复辟皇权主义逆流的。试问,难道家长制、终身制曾恣意在中共党内横行,给中共党和国家,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还不够深重吗?难道我们今天还可以任凭它以种种理由借尸还魂吗?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正如中共《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对于毛泽东当年搞个人崇拜、家长制、终身制,把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破坏党内集体领导原则等等给中共党和整个国家造成重大损害的严重错误,除了毛泽东本人负有主要责任外,整个中共中央都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而今天,历史正到了这样的关头:如果江泽民的家长制、终身制、垂帘听政制最终能得逞,那么,对如此严重的开历史倒车的复辟行为,负有责任的就不仅只是江泽民本人,不仅只是那帮为江泽民吹喇叭、抬骄子的一干人,而且所有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员,包括朱熔基、李瑞环、胡锦涛,等等,统统都得负责任;甚至,所有在世的已离休的中共前要员,包括乔石、万里、张爱萍、宋平、洪学智、席仲勋、宋任穷、刘华清、张震等等、等等,也统统难辞其咎。
这里犹须指出:江泽民复辟终身制的如意算盘,是以保留其中央军委主席为最后底线的。因此,尽管他也在大放恢复中共主席制的试探性气球而试图公然全面复辟家长制和终身制,但更可能的,他则是来个“求乎其上,得乎其中;求乎其中,得乎其下”,以保住中央军委主席、效法邓小平搞垂帘听政、将中共下一任总书记视为可玩弄于股掌中的“儿皇帝”为固守防线的。江泽民利令智昏地以为,仅凭他手中的封官进爵权,他就真的是、并且还至死都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了。因此,衡量江泽民今天是否复辟家长制、终身制的关键指标就不在于看他是否让出中共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这两个职位,而是看他是否同时也退出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人们千万不要为近日中共党报、军报所刻意渲染的“劝进”、“效忠”舆论所迷惑,那不过是江系帮派在为江泽民复辟终身制而拼全力造势而已。相反,全体中共党员、中共党政军内的高级干部们,特别是那些已经离休、却还时时关怀着中共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中共老干部们,应当立即行动起来,以中共《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党娴撤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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