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中国地方主义第一波

天下主义与中央主义

这两种不同的地址书写方式，反映的不仅是两个民族空间定位系统上的差别，也是两个民族文化上的差别。英语民族把个人和身边事物置于优先地位，汉语民族则把天下、国家和皇权看得高于一切。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这种汉语地址书写法的最好注脚。精神境界上升到士大夫的中国人，自己没有饭吃，不用愁，愁的是皇帝现在吃饭了没有。自己的家乡与皇都一比，就变得微不足道了：“日暮乡关何处是，长安不见使人愁”，虽然李白的家乡在四川，甚或在今日的俄国境内，但他乡愁的对象却是长安。

可见，英文地址书写法表现的是英语民族所珍视的个人主义和地方主义，中文地址书写法则体现出汉语民族所钟情的国家主义、天下主义和中央主义。这里没有必要对这些“主义”评头论足，有趣的倒是奉行个人主义和地方主义的英语民族最终建立起了两个世界帝国，不列颠帝国和美利坚帝国；而偏爱天下主义和中央主义的汉语民族却逐渐成为一个地区性国家，到上世纪初，则贫弱到几乎亡国的地步。中国的中央主义最早是秦王朝建立的意识形态，在其后200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郡县制的中央集权体制有时伴随着分封制，但在意识形态上，在政治理念上，国家主义和中央主义从未受到过认真的挑战。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诸侯造反，或是宫廷政变，虽然都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其目的都在改朝换代，不在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创新。

清末明初的地方主义

根据台湾政治大学胡春惠教授的研究，这种情况到清末民初有了很大改变，中国各省开始兴起地方主义。清末地方主义的第一推动力是太平天国运动。清廷由于财政不足，中央军队（绿营）无能，无法抵挡太平军的蔓延，只好改变“祖宗成制”，让各省督抚自练兵勇，自筹粮饷。这不仅改变了清政府的中央集权的军事体制，也改变了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军队和财政都地方化了，从而刺激地方主义意识的觉醒。

清末地方主义有两只翅膀，一只是汉民族主义，另一只是从西方引进的宪政主义。中央权力向各省督抚倾斜，也就主要是由满人向汉人倾斜，因为到太平天国后，多数督抚都是汉人。虽然光绪年间清廷意识到政治权力正在从满人手里流失，一度试图“削藩”，重新加强中央集权。但这时，中央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斗争已经变成了满族民族主义和汉族民族主义之间的斗争。由于汉族是多数民族，斗争越激烈，地方主义就越深入人心，越广泛传播。实际上，辛亥革命是通过各省宣布独立的方式获得胜利的，它不仅是被压迫的汉民族对压迫者满族的胜利，也是现代共和主义对传统专政主义的胜利，还是地方主义对中央主义的胜利。

只有一只翅膀，地方主义还飞不高，飞不远，它能展翅高飞，还得益于另一只宪政主义的翅膀。如果说，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唤起了地方主义，那么，清末的立宪运动则从分权自治的角度培育了地方主义。前一种地方主义，可以称为地方民族主义；后一种地方主义，是地方自治主义。不遗余力地鼓吹地方自治的思想家，是梁启超，他是清末立宪运动的指导者。他认为地方自治乃文明政治之象征，地方自治力强者则其民权必盛，否则必衰。法国虽号称民主，而其民主绩效反不如英国的原因，就是它的地方自治之力不若英国的缘故。不仅在野的政治思想家有此见识，在朝大臣中也不乏地方自治主义者。1906年，派赴各国考察宪政大臣载泽等回国，在《会奏请宣布立宪折》中，载泽认为立宪为挽回国势唯一之途，而预备立宪所必须首先实行的三事中，就包括要清廷宣布地方自治一项（胡春惠，中国社科，2001）。

期待收获联邦主义

以前的史学家倾向于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反封建革命，其实也可以认为它是一场地方民族主义和地方自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的后果，是清失其鹿，天下共享之，不是天下共逐之。当时的舆论就已经注意到，在临时政府体制下，省都督和各省议会，是国家法理上的主权者（胡春惠，2001）。窃以为，清末明初的地方民族主义和地方自治主义思潮的涌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地方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它对于后来民国初年国体的设计，已及共产党执政后民族自治区的设立，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一种思想传陈，薪尽火传，它在中国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渐复活，形成了地方主义第二波。这一波，从经济领域开始，目前正在向政治领域推演。

作这番回顾，是想向读者说明，中国的土地，也并非只生长中央集权主义的罂粟，也开过地方主义的奇芭。对于现代联邦主义，中国现在并非蛮荒之地，它已经被先驱者们开垦过，耕耘过了。当时没有多大的收成，是因为父辈们还没有象懂得农业杂交技术那样精通政治杂交技术。当中央主义和地方主义相互杂交，相互妥协，达到平衡时，联邦主义就是收成。

2002年6月19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