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者的“奇技淫巧”

当今中国腐败规模,可谓前所未有。有权的人靠权赚钱,无权的人靠花钱买路子,民间流传的顺口溜说:“用我手中的钱,买你手中的权,靠你行方便,我好赚大钱”。钱权交易相互促进,愈演愈烈,贿赂公行。每年国税流失近千亿元,相当一部分是买通税务人员偷税漏税造成的;从银行获取贷款送回扣,已是公开的秘密;收受礼金、吃喝之风在国家机关盛行,不接受者反被认为不近情。如今不仅是下面给上面送礼金,同级别机关办事也要送,不送寸步难行。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的数字来看,过去数千元可称“大案”,现在成百万、上千万,甚至数亿元者亦屡见不鲜,而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尚未追究查办者不知又多少,绝大部分干部的工资不高,皆在薪数千元,高者不过上万,但很多人却有数十万、数百万的家财,如果认真清理其来源,还不知要清出多少贪官污吏。

  中国的腐败者们不断翻出新花样,细细考察一番,当前又有几个新特点:

⊙ 挥金如土,崇尚豪华

  新一轮腐败表现多样化,官员们一方面追逐金钱,另一方面崇尚奢华,带动整个社会的奢侈之风,最为突出的是集团消费急剧膨胀,公费吃喝、公款旅游惊人。

  近年来,集团消费尤以小汽车、移动电话、无线传呼机的购买量上升最快,有的官员连进口的“蓝鸟”也不愿坐,专要高档豪华“奔驰”、“宝马”。东北某省半年时间内购小汽车的钱竟达全省年财政收入的10%。各种进口小汽车在全国的大中城市穿梭往行,社会上的口号是:没钱靠借款,也不坐“国产”。由于竞相追逐进口车,走私车生意因而红火。

  据统计,全国每年仅公款吃喝、旅游消费就超过一千亿,实际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吃喝之风下,不少酒店餐馆推出“豪门宴”大赚其钱,广州甚至玩出“黄金宴”的新招,用24K黄金打成万分之一毫米的金箔加入菜肴食用,这种“黄金宴”在一个月内竟然售出一百多席。在公款旅游的浪费上,北方某省不到半年就派出六十六个公费旅游团。不仅以考察团为名的公费旅游盛行,单位头头还可以从垄断境外旅游的公司获得大笔回扣,某市建委主任组织系统内房地产公司南韩考察,一次即轻而易举得回扣近十万元,旅游公司为其避嫌,连收条都不用他打。

  如果要评选中国官场的第一“赌神”,非马向东莫属--沈阳市常务副市长,他一夜成名,创下了贪官另一项“腐败纪录”,狂赌:99年6月底马向东到澳门豪赌,一夜之内就输掉三千六百万港币,还面不改色心不跳,据调查,他澳门赌场两年累计输掉近四千万元人民币。辽宁锦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副局长赵国利,上任半年多,贪污受贿额高达二千二十多万元,平均每天鲸吞十万多元。

  腐败分子一旦敛获钱财,就转而挥霍无度。辽宁东方证券公司综合业务部经理黄振江携带巨款潜逃哈尔滨两年,其间包了一个小姐,每星期支付对方七万元。海口市振东城市信用社会计吴干福,8个月鲸吞公款七百二十万元,送情妇礼品出手就是五万,聚赌出手就是二十万、三十万,还用两百万一次购买了四辆豪华轿车,组成车队招摇过市、兜风摆阔。深圳市沙井信用社主任邓宝驹,不到三年挪用、侵
吞公款近两亿四千万元,一人坐拥四个情妇,仅在第四情妇身上就花费一千八百四十万元,他出入豪宅、乘坐名车,有大量的钻石名表,在香港赌马一次就输掉三百多万元港币。

⊙ 扫黄创收,繁荣娼盛

  东北某省的一次党代会上,有的代表对城乡市镇“美女云集”的现象提出批评,省委书记的答复竟然是:“不要只看到消极的一面,没有她们在各个角落活跃,外国游客和投资者还会来吗?”而今,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所有的卡拉OK厅、歌舞厅、咖啡厅、酒吧,几乎没有一家不搞“时装表演”的,此类“表演”无一例外是“透明三点式,披块花手绢”,而这个发明者居然还是沈阳市的原公安局长,因
为他是某间歌舞厅三个秘密合资者之一,如今已因索贿受贿罪而锒铛入狱,其索贿受贿的金额创下了建国以来中国公安战线的最高纪录。

  几年前在东北辽西地区发生一桩震惊全国的所谓“扫黄”案,阜新市公安局局长毛景祥及其领导下的公安局、各分局、派出所,为“创收”开展规模浩大的“扫黄”运动,公安人员与三陪小姐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即“培养妓女勾色鬼,公安出面抓嫖客”,内部规定抓一个嫖客罚款五千元,小姐举报一个嫖客奖励二千元;有的公安干警甚至指使自己的妻子和姐姐妹妹当小姐“勾引”嫖客给自己抓,自然是大量的冤假错案。当年出现的奇怪现象时,阜新市公安局扫黄工作“成绩”最大,创收最多,然而阜新的“小姐”们也越来越多,一时“阜新小姐”名扬全国,辽宁省曾有一段民谣:“阜新车站大楼外,拉客小姐一排排,假若小姐不出来,警察财路哪里来?”一场劫掠下来,金钱堆成了山,冤案也堆成了山。虽然“扫黄”运动上缴国家财三亿多元人民币,但是比这个数字更多的金钱却揣进了腐败分子们个人腰包。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贫穷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一点都不逊色于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
 
⊙ 买官卖官,购销两旺

  “卖官鬻爵”已经“被纳入了市场经济轨道”,有些地方发展到明码标价的地步,其“市场交易”方式多为先将钱财拱手送上,而后等待官爵。能够直接向一把手购买,保险系数最大。以走私猖獗而闻名全国的华南西部重镇湛江,想买官如同到农贸市场买菜一样方便,你“舍得孩子就能套得住狼,出得起价钱就买得了官”,几十万买个科级,上百万买个处级,哪怕只花十来万,也能弄个公安民警干干。

  1997年末,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和揭阳市普宁华侨管理区被揭出一桩“卖官案”:个体户蔡登辉用了四十三万元,在短短一个月里完成入党、招工、转干、定级、提拔等一系列手续,摇身一变成为县经委正科级副主任,随后又迅速调入普宁华侨管理区,坐上了区财贸办主任、区政法委书记的交椅。山西有个“九品县令”王虎林,在中国官场中创下了一项“世界纪录”:短短一个月内就卖官鬻爵、“
突击批发”官帽二百七十八顶,他刚刚当上山西省长治市委常委(厅级)几个月便
阴沟翻船。

  河南安阳也是一个卖官鬻爵的“重灾区”,先后出了两任腐败市长,皆因卖官鬻爵琅铛入狱。91年的副市长朱振江,受贿后协助行贿者提拔升迁十八人,受贿款额二百二十三万余元;94年杨善修升任安阳市市长,卖官行径到了明码标价、来者不拒的地步,共受贿人民币三百三十九万元,美金三千三百元,受贿后提拔干部十八起;后来此地又出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卖官第一案”--滑县原县委书记王
新康卖官鬻爵案。卖官鬻爵这种丑恶现象,目前大有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化的迹相,从贪官手中买来的“官”,必定也是贪官,不少人一旦官爵到手,便迫不及待“捞回本钱”。

⊙ 安排退路,巧取豪夺

  当官“很累”,一是要上下左右应酬,为升迁寻找“护身符”,没有钱办不成事。官场几年一换,竞争厉害,于是比着赛花钱,腐败官员们在这种事上花钱有很多门道,不是圈外老百姓能晓得个中奥妙的;二是官员要为自己的退路早做打算,知道提拨无望,就忙着谋退路了。退路就是捞钱,没钱也就没有退路。当官可以用权当钱使,无官无权了,钱就可以换权来使。这种常常让他们铤而走险。

  捞钱的办法很多,给自己老婆、孩子及亲属批项目、批贷款、批紧俏物资、批土地、创办个公司、安排个职位,等等。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为找退路,均使出看家本事,无奇不有,陕西铜川市就有一件“奇闻”:铜川市郊区人事劳动局局长陈某,为其年仅14岁的儿子办理“招工”手续到市纺织厂,但陈子并未去该厂上班,不久陈又将其子调入郊区工商局领导干部岗位,还去陕西工商学院脱产学习两年,获得大专文凭,接着又调入郊区技术监督局,最后在乡镇换届时,又被“选”任为
郊区高楼河乡副乡长。

  有一大批干部是临近退休时走上犯罪道路的,很多人步入老年,存在“付出多、得到少”的心理,有的感叹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临到最后一班岗,不捞白不捞。五十九岁的广东东莞市打私办主任王兆才,在临退休的前两个月,疯狂索贿赂受贿,索取和收受走私分子金钱共计人民币95万元、港币十三万元。上海宝钢集团开发总公司原总经理赵超,“看到已退休的许多同志因消费指数上升,生活水平在下降,于是才想到了自己”,因而萌生“不如趁有权的时侯多赚点钱防老”的想法,大肆收受贿赂。这种退休前紧捞一把的现象,被称为“五九现象”和“最后的疯狂”。

⊙ 夫唱妇随,沆瀣一气

  夫妻“同气相求”、共同索贿,乃是腐败一大特色,广东阳春市市委书记严文耀及其妻刘经梅就是一对“典范”,严指使副市长杨启周等密谋杀害市长,东窗事发,严妻银行行长刘经梅被查出大肆贪污受贿,并有超过五百万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夫妇均被判刑,震惊全国。

  海南省最年轻的市委书记、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及其妻子,也是东方市中国银行支行行长符荣英,五年里二人索贿受贿人民币一千二百十七万元,以及大量美元、港币、新加坡元、马来币、金项链、金手链、金戒指、金手镯、金条、黄金、金耳环等等,另外还有超过一千多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戚火贵被判死刑,符荣英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

  江西省鹰潭市原副市长魏时中本来廉洁,逢年过节带全家躲在亲戚家,躲避送礼,但其妻侯水娥对丈夫拒贿非常不满,一再煽动,最后夫妻双双入狱。原青海省人大副主任韩福才续娶了一个年轻二十二岁的妻子马玉龙,对马百依百顺,一篇报道形容他们“对于外财,他不敢收的,她敢;他不便收的,她方便”,结果也是双双入狱。这类腐败夫妻如今在中国俯拾即是。

⊙ 舔犊护子,移民海外

  苏联解体、东欧变色之后,中央大肆宣传所谓“失权的悲惨”,令党员干部皆担心自身处境,不但及时享乐,而且是“此身已矣,子女何堪”,要为他们设想,除了放胆搂钱,新的时髦是笼络、接触海外人士,签订“丧权辱国”协定,让外商得利,以换取子女出国,也可崖У绞值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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