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望》新闻周刊披露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受贿１０５０万元的“事迹”，文章里有一句话：“组织上在对他实行‘双规’前３个月，他居然通过了‘三讲’”。《南方都市报》4月7日刊出侯志川的文章《贪官为何喜欢“三讲”》说：我看到这里不禁笑起来。这有什么“居然”的？不少腐败分子在案发前都通过了“三讲”。吃喝嫖贿五毒俱全的胡长清在东窗事发之前不也正经地参加了“三讲”，不也顺利过关了吗？ “三讲”是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按说腐败分子是最怕这个的。奇怪的不是一些腐败分子“居然”通过了“三讲”，而是“三讲”已经变成了他们手中的利器，成了他们陷害忠良的借口。河南省卢氏县张冲波因为揭发了县委书记杜保钱的罪行，被杜下令逮捕。张冲波一身正气，本无“罪”可判。但县法院根据杜大人指示，居然也“‘从讲政治的高度’看待此案”，硬是判了张两年六个月的徒刑。（《南方周末》３月２８日）
“三讲”这么“有用”，黑龙江大庆市原市长钱棣华被“双规”立案审查以后，赶紧交代了自己受贿２０万元的犯罪事实，马上就提出了要求：“该谈的我都谈了，赶紧让我出去，我好好搞搞‘三讲’……”（《歧途－－重大典型案例剖析》８０页，四川省纪委等２００１年４月编）已经身陷囹圄了还舍不得“三讲”，可以想见那些地方的“三讲”对于他们到底是威胁还是游戏甚至是救星。
个别腐败分子喜欢“三讲”，实在不可思议。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盖因腐败分子和历史上所有与人民对立的坏蛋一样，总是要以最漂亮的好话掩盖他们最肮脏的秽行。反正不说白不说。当年“四人帮”整人害人，不都是“以革命的名义”么？
除此以外，我想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因为“三讲”在极个别地方被人为地扭曲了，失去了“三讲”真正作用，结果对腐败分子毫无损害。如果硬是很认真，特严肃，真的要照字面上的意思一条一条地落实，他们还能轻松过关吗？他们还会对之那么神往，急吼吼地想“出去”“好好搞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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