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明白今天的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所处的危险境地，就必须回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来走过的历程。这一过程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从建国前三十年物资上的贫乏（自然资源丰富）到今天的物资上的繁荣（自然资源危机）的变化。在社会生活上则表现为道德伦理急速下滑，价值观堕落的过程。在毁灭性资源开发的同时，人们在经济上得到了一点实惠；而道德伦理日益的败坏，却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在中国，你要问曾经生活在五十年代的人，他（她）会告诉你，五十年代初，他们生活的很幸福。这并不是说当时的物质上如何丰富，而是当时人们的道德水准比较高，全社会几乎可以说是处于一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状态，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虽然其间也有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的政治运动，但是基本还算是针对“阶级敌人”的，没有大面积地触及到老百姓的生活。
可是自从五五年的“肃反”运动，矛头就开始指向了人民内部，中共的打击面开始扩大。据估计在“肃反”运动中受审查的就达四百万人。继而由于当时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赫鲁晓夫上台与东欧的“反革命事件”的发生，令中共的领导人惶恐不安。为了巩固其统治，进一步肃清潜在“敌人”，一场“引蛇出洞”的闹剧就此开始了。先是“大鸣大放”，从中央开始鼓励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指出国家的各方面弊端，来促进国家的发展；然后又在一夜之间将这些人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大帽子。五十五万正直的、敢讲真话的有识之士就这样背上了可怕的政治罪名，被下放农村劳动或发配边远地区。多少人因此妻离子散，饱受折磨。几十年过去了，回首这一场精心策划的所谓“阳谋”，它使得无数正直善良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从此噤若寒蝉，再也不敢讲真话了。
紧接着，在一九五八年，中共又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与“人民公社运动”。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大跃进”的结果导致了经济上的大后退。更可怕的是，其负面影响远不止于是经济上的。人们似乎汲取了反右运动的讲真话的教训，大开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说大话、说假话之先河。随着一个个攀比、虚报的“卫星”放上天，“亩产过万斤”的谎言也被以假当真，一时风靡全国。无数普通的中国百姓从那时起，告别了自己勤劳质朴，正直善良的传统美德，习惯了大话和假话。虽然还有敢于讲真话，反映农民疾苦和“大跃进”真实情况的人，可他们却遭到了无情的打压，成为了“反右倾运动”的牺牲品，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开国元勋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中国从此步入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慌言怪圈中，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传统美德的丧失，人心的变坏，接踵而来的即是来自上苍的严厉惩罚。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加上虚报产量而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以及苏联外债的压力，内外交困之下，几千万人死于饥饿，酿成了近代史上的一出悲剧。
当时的中国经济被人祸摧残得摇摇欲坠。六六年，依旧对自然灾害心有余悸的中国人刚刚喘过一口气，一场空前的浩劫又降临在人们面前，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全国八亿人口中，至少有一亿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工农业总产值出现了连续负增长。历史表明，十年文革不仅仅使中国的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更加使中国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受到巨大重创。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状况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破四旧”，“批孔”，先人们留下的优秀传统文化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在无神论的思想统治下，人们不再相信善恶有报的客观规律，道德的丧失使许多人变得不择手段，为所欲为。
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意识到了发展经济的重要性。然后，在只强调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而不重道德建设的指导方针下，精神追求被置之一边，道德的下滑及无神论的思想使得个人欲望却被空前地放大了。于是从中央领导到地方官员普遍开始贪污、腐败，权钱交易应运而生。所谓的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先福起来”的神话，不过是被特权阶层利用来掏空国库，蒙骗百姓，中饱私囊的又一场把戏。中国二十年的最大成果不过就是用国家和百姓的血汗养肥了一批贪官污吏，而相应付出的道德代价、经济代价、环境代价也是相当惊人的。
回首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每当社会、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都是人类道德急剧败坏的时候。道德才是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于保证。而中国建立在道德全面败坏基础上的这场改革开放，它的基石是如此的不稳固，所以它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性。而面对当前这样潜在的经济与社会危机，无数的中国人还被表面的繁荣所蒙蔽，看不到背后的真实情况。
２、残酷的现实：虚假繁荣的经济面临崩溃，人民的社会生活空前的混乱
（1）官方统计数字造假经济高速增长的实质可能是负增长
【据BBC中文网3月28日报道】国家统计局内部发表的一份报告称经济数据造假的问题相当严重，去年5月到10月期间，全国共发生62000多起违反大陆数据法的案子。中国国家统计局再次证实去年经济增长7.3%的同时又承认大陆的大多数经济数据的准确度存在问题。别有用心的人则利用它制造经济繁荣的假象，欺骗民众。为弥补其腐败挥霍和打压好人导致的国库空虚，搜刮股民和储民的血汗钱，骗取外商投资。中国官方公布一九九八年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率为百分之7.8％，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是实际增长率为负２％到正２％；中国官方估计一九九九年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率为百分之7.1％，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是实际增长率为负2.5％到正2％。负责向中国贷款的世界和亚洲银行的官员说：“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率可能被夸大，而其它指标则被降低。”
【英国广播公司3月19日报导】中国去年经济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官方宣布的数字--这是美国一位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提出的观点。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字，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幅度为7.3%。统计局的公报说，由于国内市场需求的增加，去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95,933亿元。
数字不可信
不过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在香港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图罗教授说，北京官方公布的经济数字不可信，没有反映中国真实的经济状况。法新社报道说，图罗教授在会上分析，在中国宣布增长7.3%之时，作为南方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香港的增长则几乎为零，这作何解释？
两者必有一错
他说，“两者必有一错，不可能全对。”图罗教授说，尽管中国的外贸非常成功，但是国内经济却并没有像北京所描绘的那样成功。他说，另一方面，中国的外贸在过去五年里“疯狂般的上下波动，”但是经济却保持稳定，这令人感到怀疑。64岁的图罗教授曾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思龙管理学院院长和该校亚太研究倡议协调人。他的专着多次登上《纽约时报》最畅销书排行榜。他的新着《建立财富：在知识经济中个人，公司和国家的新规则》正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谈到中国经济时，图罗还分析说，另一个疑点是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在一年之内从10%下降为零，与此同时经济却继续稳步增长。
20%与80%
属于20%的增长领域？图罗还提出，北京说中国年经济增长为7－8%，但是同时还说80%人口聚集的农村地区的增长却很小。“那么这20%的人口究竟要发展多快才能补上其余不增长的80%呢？”这个问题可能连很多中国官员都很难回答。
（2）经济成长中的结构性问题：沉重的国企包袱
企业倒闭了，职工下岗了。尤其是那些为企业奋斗一辈子的退休老职工更是两眼一片茫然和困惑，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寄予一辈子希望的企业，如今对他们撒手不管了。上班的时候，拿的是低工资，奉献于国家的资本积累，可是到老了，却没有人管了。
历史的车轮就是这样，冷酷地碾过了人们的心。然而，毕竟民以食为天。于是，我们看到了以下报道：反腐败，求生存，工人走上街头 北京上海广州等八城市爆工潮
【大参考消息】2001年11月18日，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大庆、武汉、呼和浩特等八个城市，同时爆发工潮，抗议厂方腐败，无理大批解雇工人，长期拖欠工人工资，要求归还他们的工资，解决极为贫困的生活困境，要求当局停止侵犯他们的劳动权，生存权，给他们工作机会。
2001于3月31日下午15万吉林长春工人（主要是交通、城管系统）突然包围了省委、省政府两个大院。
【中央社记者陈幸慢香港十一日电】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透露，中国大陆辽宁省辽阳市六个工厂共五千名工人在当地市政府前示威。
【人民报消息】今天（2002年３月４日）４－５万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又包围了大庆石油管理局机关大楼，这是有史以来，发生在大庆油田的规模最大的群众抗议集会。目前，大庆油田共有有偿解除劳动合同职工７万人。
【英国广播公司2002年3月初消息】中国黑龙江省大庆油田的五万名下岗工人连续多日在大庆石油管理局前示威，抗议官方削减他们的福利待遇。香港的中国工运活跃人士韩东方说，政府已经调来了武警和在附近驻扎的解放军坦克团。
【人民报消息2002年3月13日】辽宁省辽阳市有1到2万多名下岗工人在市政府前示威请愿，要求解决下岗工人生计。辽宁省因为有大量破产或滨临破产的国有大型企业，工人对于工厂管理者的腐败，和政府部门对于工人基本生活的漠视普遍感到愤怒。
【香港人权民主运动信息中心报导】
（一）二０００年十二月五日大庆第二建筑公司欠发工资达两年之久，千余工人连续卧轨数日，被迫以生命抗议。
（二）二０００年十一月三日报导：二０００年十一月廿七日安徽省滁州市纺织工人集体卧轨、致使京沪线中断8小时，二十班次火车延误。
失业大军
一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星期四引述该部的统计数字说，去年（2001）年底中国城市的失业率是3.6%，为681万人。国际上的一些分析家认为，上述这些数字极大地低估了中国实际的失业数字，因为中国官方仅仅把那些登记找工作的人归入失业人口，而没有把所谓的“下岗工人”计算在内。
根据《中国日报》的说法，到去年年底，在中国的八亿农业人口中，失业人数的比例高达20%。
【人民报消息】中国政府将对二千九百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和资源枯竭矿山实施关闭破产，中国政府今后四年内需要划拨二千九百亿元的巨资，用于添补破产企业的银行呆坏帐。而这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退出市场，将导致五百七十多万企业职工面临失业。
下岗工人的生活
东北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下岗工人铁西区75万人口超过50万下岗
目前全国有六百八十多万工人下岗，铁西几占十分一，七十六万人口中有几十万（官方数字二十万，下岗工人说五十多万）下岗。
1、没钱医病更没钱死
病和死是铁西下岗工人的“头号敌人”，生病了就只有等死，因为再没有医疗福利，看病动辄要花近百元，这可是摆地摊大半个月收入！更可悲的是，殓葬费是天文数字，他们连死也不能。
2、吃干萝卜咸菜过节
四十七岁的韩爱华，九六年从沈阳机齿轮厂下岗，现在替人擦鞋，丈夫更早在九四年已从运输公司下岗，现替人配锁匙，二十二岁儿子还在念书。这样的三口之家在铁西非常普遍，每天只有十元八块收入，“咱家没年没节，早上起来、中午、晚上都是吃这个，就倒点辣椒油拌饭。还想吃鱼吃肉？有钱嘛？咱家就是这样！”下岗女工韩爱华边说边指饭桌（实为多用途桌子）上那碗已变干的萝卜辣咸菜，还有那碟不知蘸了多少天的辣酱油。“（现在）还说什么最低生活费，什么每个月两百块，我们一分钱也没有！过年了，还是一分钱不给。”
一个关于现代都市穷人的悲惨故事曾经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过了很多年平淡和珍贵的日子。1994年前后，夫妻先后遭遇下岗。妻子耐不住清贫的日子和没有亮色的未来，跟着一个有钱男人走了，留下一双儿女尚未成人。失意的男人在激烈的就业市场屡屡碰壁后，精神越发脆弱，生存的艰难压得他抬不起头来。偏偏不谙世事的孩子嘴馋邻居家的肉香，缠着爸爸要吃肉。男人掏出家中仅剩的五块钱，咬牙买下了一斤猪肉。当久违的肉香让孩子们欢呼雀跃时，绝望的父亲在里面撒下了耗子药。
笔者在那时候也在沈阳，曾听朋友讲过此事，辛酸的泪无处流。八年过去了，家乡的父老，还在为每月100圆钱的生活费而奔波吗？听说那些年有很多人修炼了法轮功而获得了健康的身体，摆脱了医疗费的困扰。可是如今，为什么这个教你们人心向善，给你们带来健康的美好功法却遭到江泽民邪恶集团的疯狂镇压？
下面是来自《大参考》的报道，下岗工人自杀率和自杀死亡率比十年前分别高了29%和28%。
在广大人民连温饱都难以保证的中国，江泽民邪恶集团却打着稳定压倒一切的幌子宣传和制造经济繁荣的假象，欺骗和愚弄广大人民和国际社会，使广大的中国人民蒙于灾难之中。
（３）十亿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在下降
据《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回忆，1993年3月，万里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任期将满，他在自己任上所作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将全国所有农业大省主事官员集合在北京，指责他们漠视农民利益，致使乡下民怨四起。几天后，他便辞去一切职责，回家颐养天年。
7年以后，2000年8月，在中国中部贫穷的省份江西发生了四万名农民集体进行连续五天的暴动。几乎在同时，在河南南阳，发生大规模的警民冲突。
1998年，中国总人口一共123，626万。其中乡村人口占去86，868万，占总人口的70.08%。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民收入增幅连年下降，“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负增长，1998年收入为0的农户比例为16%，而1999年这个数字更进一步扩大，收入为0和负增长的农户数量居然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五点多”；一些地区返贫现象严重。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世界银行的修正值，1995年城乡收入比为4：1，到2001年3月为5：1左右。
根据有关资料知，90年代国家财政支农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1991-1997年分别为10.3%，10.0%，9.5%，9.2%，8.4%，8.8%和8.3%；而同时期来源于农业的税收却大幅度增长。农村的问题就是农民太穷太苦了。90年代以来，可以说三农问题每况愈下，特别是在内陆。负担越来越重，种田甚至亏本。与此同时，农村的公共事业，如医疗、道路、电力、教育、水利设施建设等等，投入不断减少，情况越来越糟。中国著名的《南方周末》在2000年6月刊登了湖北省监利县响党委书记李昌平的一封来信。这位农民父母官在他的信中感叹：“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在接受不寐周刊的专访时，李书记说：“简单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农民没有获得中国公民的权利。从政治上讲，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在中国农民占70%，70%的人就像哑巴一样的生活着，这是多么的悲哀啊！在农村农民的人年均收入不到1400元，农民却要征收200-300元/人的人头税，农民交不起税，就管他们叫”刁民“，让”刁民“下跪、办”学习班“、关”小黑屋“是基层干部常用的工作方法，但城市人均年收入6000多元，却很少有人纳税，相反国家每年都拿大笔的钱补贴困难城市居民；农民种地亏本，靠种地没法生活，要离开农村进城打工，却要花几百元办齐各种证明才能离开农村；农民进了城，还要花几百元在城里办很多证明才让住下来，否则城里人随便可以把农民送进收容所、遣送站，除让农民过非人的生活外，至少要花上千元钱才能出”狱“；农民在工厂里打工，除了每天工作13个多小时、仅拿300元钱外，随时都可能受到打骂，几乎没有自由，也几乎没有部门为这些”奴工“说句公道话；城市人有社会保障，农村人没有；城市人可以贷款消费，农村人贷款生产都不行；政府定价110元/百斤要农民生产粮食，农民生产后政府却只按80元/百斤收购，你却从媒体上常常看到”农民不讲信用“的指责；农村的基础设施都必须自己集资办，最后还归国有，城市的基础设施却是国家包办，但农村的电费、电话费却比城市高出许多……”
如果说中国虚假繁荣的经济还曾给城市带来一点亮光的话，那么占人口百分之７０以上广大的农村仍笼罩在一片黑暗中。
（待续）(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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