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达功：难道要进行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

中国目前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无产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和形成中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原来我怀疑中国无产阶级是否能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以为仅仅靠共产党内部的政治改革就可以解决问题，以为中国只要出现戈尔巴乔夫就能实现民主政治。但是，现实中国的社会矛盾，使我已经认识到，中国的革命依然需要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只能顺应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中国知识分子只能以运动形式进行小范围的和不彻底的革命，尽管这种革命是必要的，是积极的，尤其在唤醒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方面，知识分子应该在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而社会革命的中坚力量依然是无产阶级。

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确使中国的经济力量日益增长，也不得不承认，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局限于经济上，政治改革直到现在没有任何进展，甚至从观察工人、农民的实际状况上看，政治上甚至有所倒退或更番趋于反动，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中外资本家和新兴的官僚资产阶级手里，而广大工人、农民却越来越贫困。

《多维新闻》和《博讯新闻》曾报道，中国“目前20%的富裕家庭占有社会总金融资产的55.4%，而20%最低收入家庭仅拥有社会总金融财富的1.5%，相差超过34倍。”

《多维新闻》引述《星岛日报》的消息说，“有关统计还比较了去年8月份城镇居民的当月收入，发现20%高收入户占总收入的42.4%；20%低收入户仅占总收入的6.5%，高低相差八倍；最高10%收入户与最低10%收入户的人均月收入差别更大，达21倍。农村的贫富分化情况与城市相似，20%高收入户拥有40%以上的全部净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指出，由于估计上的偏差，上述数字仍可能低估了中国当前的实际差距水平。”

《多维观点》刊登署名“基尼”的文章《有一件事令中国名列世界前茅－－－基尼系数达到临界值》，我将其主要部分引用如下：

　　“通常人们用基尼系数（Gini Coeffient）来说明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程度。所谓基尼系数是指社会成员的总收入分配状况与绝对平均分配状况的相对差距。此系数介于0到1之间，数值越大，表明社会成员之间相对收入差距越大，反之越小。”

　　“国际上通常认为，系数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0.2－0.3之间为比较平均，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0.4－0.5之间为差距较大，0.5以上为差距悬殊。我国的基尼系数已从1988年的0.382迅速上升到1995年的0.445，且目前仍在不断刷新，据国家统计局最新调查显示，1999年的最新记录为0.456，20%的高收入者拥有着42.4%的财富。”

　　“中国80年代初期在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 年是0.38。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这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虽然人们知道中国收入差距在扩大，但没想到将其放到全世界范围里面来比，竟会到了如此的地步。”

　　“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而面对这个变化速度，中国依然没有政策上的措施来扭转这个趋势。”

基尼系数已经说明了中国业已存在的社会深刻矛盾，依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由于资本家和腐败官僚勾结在一起，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使得工人农民所受到的压迫剥削更为残酷。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没有人性的，如果没有政治改革，没有无产阶级的斗争，这种血腥压榨和残酷剥削就会继续下去，而且一直会延续到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它的尽头就必然走向它的反面，矛盾激化到非爆发革命时，矛盾的斗争就一定是残酷的甚至血腥的。

美国之所以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原因是她吸取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社会的政治制度总是要制定控制财富在少数人手里的过于集中，工会和劳工组织等于代表美国政治制度一直在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通过税收和限制垄断，一方面对财富的集中流动予以控制，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科学和社会经济的不断有活力的发展；同时，工人的基本权利在人权和自由制度下得到保障。

中国目前的状况是，如果共产党不能解决自己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那么就只会与资本家阶级相结合，成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如果共产党内部没有进步力量存在，不能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它就不能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知识分子中间只有一部分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可能有革命性的觉悟，而另一部分可能由于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和许多进入官僚体制之内，成为社会进步力量的阻力。因为共产党实行的是历代封建皇朝对付知识分子的胡萝卜加大棒的一手硬一手柔的两手政策，加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常常会瓦解中国知识分子。

胡长清、成克杰之流只是被发现的冰山一角，其实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谁都清楚，共产党的腐败是自上而下的普遍现象，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杀一两个贪官不能改变整个共产党自己的腐败。像类似李鹏极其亲属的贪赃枉法问题，不知道共产党内部的精英有没有勇气予以惩治，正义的力量能否积聚到可以在党内占有大多数。

如果共产党能进行政治改革，要牺牲的似乎是国家经济的增长。因为彻底打击业已形成的官僚腐败阶级，短期内经济一定会受到影响，如打击厦门腐败力量，厦门的所谓经济繁荣就会暂时受挫，打击汕头的腐败力量，不仅会使汕头经济受影响，可能还会影响到香港的经济。如果稳定就是避免打击腐败和避免影响经济以及避免影响共产党的形象，那么，腐败的继续延续只能使资本家阶级和官僚腐败阶级更加肆无忌惮的猖狂，工人、农民更加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实际上共产党自己在孕育推翻共产党的社会力量，也就是在为自己准备掘墓人。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过去所进行的革命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打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进行农民革命，充其量只能与太平天国革命相媲美，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在过去没有积聚强大的力量，只有现在的中国，无产阶级刚刚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包括无产阶级的成分，没有局限于城市里的工人群体，已经将农民也包括进来，因为共产党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尽管农民对土地现在有承包性质，但所有权依然在国家手里，土地不能作为商品买卖，中国的农民实际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世界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了从原始积累开始的资本主义发展。我们知道，马克思时代的资本家的贪婪和剥削的残酷性，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无产阶级响应，并形成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应该看到，资本主义能够发展到现在的样子是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分不开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就是他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更加理性化，使得人权等自由平等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财富趋于合理的分配，并且实际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理想化社会意义。中国刚刚开始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共产党官僚阶级横征暴敛相当于当年的英国圈地运动，资本主义最没有人性和对工人、农民最残酷的剥削压榨行为，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表现的最为充分。

中国由于只是引进了西方的经济和科技力量，但没有引进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那么一定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有其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既然已经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却顽固坚持并不适应这一制度的独裁政治制度。事实已经说明，目前共产党所实行的专制制度，根本解决不了社会急速形成的两极分化，解决不了共产党内部官僚的腐败问题。八九春夏那场学生政治运动，明确给共产党敲响了反腐败的警钟，十多年过去了，共产党自己反腐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讲来讲去并没有真正实现反腐败的目标，而腐败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共产党应该从政治体制上找原因，如果共产党不从政治体制上反省自己，那我们只能认为，共产党就是自己要搞腐败，共产党要把自身建成一个腐败的党、堕落的党和压迫无产阶级的党。当然这具有讽刺意味，一个自称无产阶级的政党却要压迫无产阶级。如果说，过去共产党曾经多少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但现在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它并不代表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而是代表资本家阶级和自己形成的官僚腐败阶级利益。

如果经济的发展继续使得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里，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处于贫困状态下，那么，就一定形成强大革命物质力量，武器的批判自然会代替批判的武器。

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有可能进行革命，这种革命当然不是武装革命。现在虽然分散的无组织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但是从长远看，它一定会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而且它现在也起着分化瓦解共产党独裁专制的历史作用。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观念可能约束无产阶级力量的迅速聚集，但中国无产阶级一定会觉悟。可悲的是，激烈的革命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创伤，但是能有什么方法使革命悄悄进行，在尽可能损失最小的情况下进行？

20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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