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情行业在中国

“官妓”，可以有多解，专门侍侯陈希同、王宝森的“情妇”是其一。“官妓”也可以指获得官方批准，领取了合法“营业执照”，可以公开从事色情活动的人；至于“官窑”，就是官方开的窑子，而官窑里的娼妓，就更是名副其实的官妓了。　　　

今天由政府直接出面开办的官窑似乎已经绝迹，倒是在不少经济达地区的地方政府或警方眼睁眼闭，甚至暗中纵容色情行业，由此不但可以扩大“税源”，“改善投资环境”，甚至还可以从中为个人捞外快。　　　

９０年代以来，地下色情行业的规模在中国也日见壮大。俗话说，见多不怪，所以前几年报上就有文章公开问“是不是该向三陪小姐征税”？在法律开禁前，这个讨论大大“越位”了。但现实往往就是这样，它不断地用大量的既成事实，强力推动着人的各种观念和许多制度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　　　

不过，一些地方尽管事实上对色情行业眼睁眼闭，普遍公开谈论这样的话题还很困难。即使不说可能招惹给某某城市或给改革开放“抹黑”的罪名，至少也因免不了涉及立场而使言说者本人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你要是表示反对，可能招来假道学的攻击；要是举手赞成，就有嫖客或潜在的嫖客嫌疑了。　　　

北京某杂志有段时间急于打开市场，曾刊登了不少南方城市色情行业的所谓纪实和大特写，尽管这些纪实在尽情铺叙了大量黄色故事后，总会一本正经地摆出义正辞严的样子，问几个为什么，但还是不免被人谑称为《嫖娼指南》。　　　

这个《嫖娼指南》有篇文章说，某采访者遇到报价上千的卖春女，惊讶其价格的昂贵？卖春女说，我可是有大学文凭的。采访者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原来文凭也能提高妓女的身份！　　　有文凭的妓女－－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就是“文化鸡”。　　　

“文化鸡”说来也是自古有之。在封建时代，妓女仅靠相貌和肉体的魅力显然很难出人头地。看看古代文献就知，能留下姓名的“名妓”大都精通吹拉弹唱，诗词书画往往也拿得出手。所谓“色艺双佳”是也。在封建时代，逛妓院通常是文人官僚的专利，由于官僚文人狎妓时有“文艺”陪衬，似乎就高雅许多。但在生活节奏飞快的现代社会，这种“社会需求”越来越大众化，而且通常是直奔主题，所以那“文化”的价值从何体现就有点难解。　　　

这倒不是说今天的嫖客都不喜欢文化高的妓女，而是什么样的嫖客愿意也有能力为这种文凭（象征文化）付费？有多少嫖客在消费性的时候，有能力也有心情同时消费“文化”。　　　

色情行业既然是一门营生，肯定也要受制于供求规律。妓女的身价和“地位”必然取决于嫖客的身份。扛大包的打工仔要嫖妓，其收入决定了他只能在大街上捡便宜货；有钱的老板则可以包娼（或养“二奶”）；权势者则可用权钱交换的方式，把已出名的艺人变成近似古代的艺妓。如果权倾一时或一方，说不定还能给他的姘头封官晋爵，弄个官职干干，这简直就是“亦官亦娼”了，比起“文化鸡”，这显然又高了个档次。　　　

以前传媒说“扫黄”，针对的对象通常指前者，并不包括后面两种。这是否有点只许州官放火的味道？眼下有了点进步，传媒正就法律对“包二奶”有了进一步的惩罚措施进行了大量报道。当然，扫黄要再扫到后者，从“技术”上讲还是相当难的。但不论难易，将来要写娼妓史，这部分恐怕是不能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