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光琰是福建省福州市人，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家庭，一九二O年生于日本，后移居美国。一九四二年五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坡蒙那大学化学系。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曾专攻物理化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一九四六年任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助理研究员。一九四七年仕芝加哥大学冶金研究所研究员、一九四七年八月任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化学师。
一九四九年秋天，他参加了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议”、“中国学生基督协会”等组织的活动。他产生了回到祖国的愿望，而且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他怀着崇敬和激动的心情，给祖国的高教部写了一封信，询问祖国石油工业需要什么技术资料，他决心为祖国的石油工业搞到一批技术资料，奉献给人民。从此后，他避开了一切社交、舍弃了爱好的游泳、打网球、滑冰、滑雪等活动。他花了几千美元购买了翻印器材，怀着一颗热爱祖国的心，日以继夜地搜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就这样，在极度紧张和劳累中，他整整忙了一年。赞同他，协助他，并和他怀有同样心情的人，还有他新婚的妻子甄素辉。
一九五O年十一月，萧光琰向他久居的美国告别，几经周折，通过转道香港，终于投入了祖国的怀抱。按他的意愿，安排他在石油部做研究工作。后来，他到了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组织上派专人放大、整理，鉴定了他带回来的材料，认为这些资料有价值，将会对我国的石油炼制工业起到有益的作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在美国时，连得过四枚金质奖章都没有向亲人透露，但这回却非常高兴地告诉妹妹：“你知道么?我那些资料已经用上了，这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但是，就在他回国不到九个月的时候，“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在极左阴云的笼盖下，当人们以严肃的目光追间他“回国的动机是什么?”时，他茫然了。
是什么呢?难道他回国前后的所作所为还不能说明他回国是想来做什么嘛?
由于事态突然，思绪紊乱，他只能呆呆地忍受了“思想反动”、“有卖国思想”、“带回资料是为了向上爬”、“十足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评价。
他伤心极了，他只能向家属亲人倾诉：“我爱（共产）党冒险回国，谁知（共产）党不爱我，把我关在门外……对新中国，我有“失恋”的感觉，感到生活失去了重心和平衡。我感到前途悲观。”从此，他患了严重的失眠症，长期不能工作。
一九五六年，有关部门的领导检查了过去一段时间里对知识分子的错误做法，亲自找萧光琰谈话，向他表示歉意，修改了一份他有很大意见的鉴定材料。
此后，领导同志经常和他谈心，留他在家吃饭。他真诚地把前一段不愉快的生活当作“误会”，怨气全消了。他甚至责怪自己，不该灰心，误了工作。他向共产党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来弥补过去五年无成果的损朱。”要“长期努力，争取入（共产）党”。
从此，他拼命地工作，直言不讳地 提出自己对科研工作的见解和建议。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所领导的专题小组完成了十五篇论文报告，他回国后一直从事的“页岩油催化裂化及其氮中毒的机理研究”和“电子酸性催化剂研究”，在应用的基础理论方面，都有了进展和突破。“页岩油催化裂化”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探求以页岩油为原料，制取优质油(包括机油）的途径。五十年代的我国，在这方面还处于空白状态。萧光琰沉浸在工作成果带来的欣慰之中，他把这段时间叫做他生命的“黄金时代”。
可惜，这“黄金时代”不长。一九五八年底，他被定为“白旗”，放在被“拔”的位置上了。他知道“白”象征着反动，但不理解自己何以成了“白旗”，只好迷惘地任人“拔”。
“老白旗--萧光琰”的大字报贴满了走廊：
“你对祖国毫无感情……”“你带了点破资料是为了往上爬……”“你拿了高额工资，几年来没有任何成果……你执行的是挂羊头卖狗肉，唯有理论高的白旗路线……”“你想入（共产）党，这是对共产党的污蔑……”
除夕，他也去参加了化物所的迎新联欢晚会。他万没想到，在联欢会上，他将受到一切正常人都无法忍受的侮辱：在人们的欢笑声中，他分明听到报幕员高声宣布“活报剧《洋博士现形记》开始”。
于是，大幕拉开，在小锣声中，一个按他的特征化装成的小丑出场了。“小丑”自报说：“在下萧博士，靠父母的造孽钱，在美国混了个洋博士，听说共产党在中国掌权，待我偷点资料，混进中国，也好捞个一官半职……”
他惊呆了！他无地自容！此时此地，萧光琰尝到的是什么滋味呢?只能是悲愤和屈辱！然而手无缚鸡之力，更无任何反抗能力的博士先生，却只能无可奈何地以一种祈求的心情喃喃自语：“这不好，很不好……取笑人，不好……”。
他怀着一颗愿意“改造”的诚挚的心向领导倾诉：“像我这样背景的人，这样改造方法不一定最有效，如人格被伤了，改造就慢了。”他天真地思想，这样做，工作没法进行。没料到他的专题长被撤掉，改由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他被“另行分配”了。
从此，他工作消沉，开会往角落里坐，一言不发，长期失眠。群众反映：“萧先生这样下去，此后非自杀不可。”但是，他没有“这样下去”。一九六一年，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再度纠偏，他像孩子一样兴奋地向共产党、向亲人们表示“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希望再活四十年”。
在知识分子交心会上，他泣不成声地向共产党倾诉：“（共产）党是公正的。我希望能再活四十年，使我的余生能给（共产）党的事业做些事情，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他写信给妹妹说：“我曾经为（共产）党对领导科学缺乏经验而造成的一些缺点和损失而痛惜过，但是,我相信（共产）党的领导会从经验中逐渐懂得领导科学工作的规律。缺点是暂时的。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就是尽力帮肋（共产）党了解科学工作的特点和规律。”
这段时间里，他游泳、打球，失眠症竟然好了。他满怀激情地写信告诉所有远地亲友：“从现在起我再不颓废了！我要拼命干。” 他真的拼命干了。除了专题组的工作，每个周末都给青年研究人员讲课，参加会议，春节也不休息。一九六四年他的一个妹妹在北京病故，给他拍来电报让他前去，他的覆电是：“誓将余生献给（共产）党的科研事业。”在这段时间里，他领导的专题组完成了十六篇论文报告，专题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他还主动兼任青岛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提出了具有方向性的研究课题--生物催化。这个课题不仅在当时是先进的，直到现在，国外也是不久前才开展起来。
萧光琰敬仰和热爱毛（泽东）主席。他常和自己的亲人说：“我真希望有一天能见到毛主席。”可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是一场对生灵的扫荡，萧光琰一家，当然是“在劫难逃”了，文革一开始，他就受到了冲击和批判。
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晚九时，化学物理所的工宣队派出由二十名彪形大汉组成的专政队，全副武装，如临大敌，驱车萧家，把正在病中的萧光琰抓进“牛棚”。同时，抄收萧家一切值钱的财物。
严厉的、无休止的“审讯”开始了。
“萧光琰，你在美国挣那么多钱，生活那么好，为啥回来?”“你能把美国的资料弄到中国来，一定也能把中国的资料弄到美国去，你老实交待，为美帝国主义搞了多少情报?”
仍然是十八年前的老问题。对这样的问题，萧光琰当然对这些人说不清。可是，“专政队”对他的待遇已不再只是怀疑和控制，而是用“三角带”特制的刑具猛力抽打，他只能用惨叫来应合人们的嘲骂了。
“专政队”的一个工人暴徒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屎”。因为旅大人把“白”念成和“博”同音，于是当年的博士终于演化成为“白屎”，任人践踏。他在斥骂声中，被迫写下了二十六份“交待材料”。当然，每交上一份得到的是一阵斥责，以至“抽你的筋，剥你的皮”的威吓。
在“放风”时，人们听到，他像梦呓般地反覆着一句话：“共产党的政策不是这样的……”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六日，在他挨过一顿皮鞭抽打之后，精神特别坏。“放风”时，他用微弱的声音，喃喃自语：“共产党的政策是会给出路的……”此时，他已经把平生希望缩到最少的限度只求给出路了。
十二月十日晚，又是一次严厉的“审讯”和更凶暴无情的皮鞭抽打。
十二月十一日晨，当“专政队员”厉声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时，萧光琰再也不会爬起来，他死了。验尸结果：服过量安眠药--巴比妥自杀。然而毫无人性可言的“专政队”却认定：反革命特务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并贴出了“特大喜讯”晓喻全院，决定“乘胜前进，深挖一切阶级敌人”。
于是，当天下午就把萧光琰的妻子，正在营城子农场劳动改造的海运学院英语教师，中国血统美籍华人甄素辉拉到化学物理所，向她严肃地宣布：“反革命特务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他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你要继续交待。”
甄素辉没有表示她将怎样继续交待，也没有哭，只是向丈夫的尸体看了一眼，请求准许她请两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见的孩子，甄素辉的请求真的被批准。她当天就回家了。
萧光琰和甄素辉的十五岁的女儿小络连在父母被揪斗后，在嘲骂、追打中过着痛苦的孤独生活。人们无从知道甄素辉母女相见的情景。第三天(十二月十三日)，一直不见这家人的任何动静，敲门也不应。把门弄开，看到的是：母女双双躺在双人床上，盖着被，母亲紧紧地搂着女儿，他们早巳停止了呼吸。经检验，认定是服过量巴比妥致死，当然又是自杀，他们随萧光琰一同而去！
自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萧光琰一家三口，相继自杀身亡。当时，对于萧光琰和甄素辉，人们当然不肯也不敢说一句表示怜悯的话，因为他们是从国外回来的呀，谁知是什么人呢？但是对小络连，邻居们却忍不住地一洒同情之泪。这孩子实在招人喜欢，她热情，聪明，美丽而健康，十五岁的孩子就长得像成年人的身材，而且特别爱学习，念小学的时候，就自己装半导体收音机……在死的前一天，她把自己的照片郑重地赠给要好的小朋友“留作永久的纪念”，在历经屈辱、折磨以至行将结束这幼小的生命之时，她还有着多么强烈的生之留恋啊！
三天之内，死了全家，但又成为“专政队”和一些人的“辉煌战果”。向上级报功，并决定“继续深挖”，由大连化学物理所，大连海运学院，大连运输公司、大连妇产医院组成了联合专案组，并命名编号，把以萧光琰为中心的(三O一)特务集团案列为重点大案，进行紧张的内查外调，株连所及达十一个单位二十六人，其中当然包括照顾过小络连的老邻居夫妇，曾和萧光琰交换过热带鱼的老理发员，以至给萧博士打过针的护士，等等。当然，他们又说这是“清队的重大收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可惜的是，任你怎样“政策攻心”棍棒启口，硬是搞不到一点像样的证据。所以，“三O一”一案实质上毫无结果，以至不了了之。，然而可恶可卑的是，“专政队” 的暴徒及其幕后指使人支持者的“功劳”却不减。因为不管是真是假，是有是无，只要“挖出”了特务集团，就是“特大胜利”。大连化学物理所已经得到“上级”的重视，不久，他们就成毛远新亲自抓的“典型”，做为“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活样板，把他们的“经验”赫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争鸣》杂志1999年8月转载自《共和国档案记绿》，文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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