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假酒曾毒死27人
1998年1月26日,山西省朔州市、灵丘县发生群众饮用有毒散装白酒集体中毒事件,共造成222名群众中毒,27人死亡。震惊全国。经查明,这批有毒散装白酒是由山西省产酒大 县--文水县胡兰镇冠家堡农民王青华以工业酒精勾兑水而成。文水县酒业恶名远扬,从此不振。目前文水县假酒业又死灰复燃。
-70%的假酒从何而来
1月24日,记者赶到太原市,搜集了当地近期的报纸,有关文水县假酒报道占据主要,消息的根源来自省打假办公室。全省假酒70%的数字来自文水也是省打假办公布的。
1月25日,记者到达文水县,先去了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张玉看到记者的到来很意外。记者拿出山西几家的报纸,张玉表示已经看过了,他摇摇头说,这是假新闻。
张玉说首先这个70%的数字我们就有疑问,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是1年内还是10年内,说得不清楚,很含糊,自从“1·26”事件以来,我们质监部门每年都把打击假冒伪劣白酒作为重点来抓,“1·26”后,文水县的酒厂由以前的300多家减到现在的50多家,我们质监局还定期到酒厂检查,可以说这些酒厂根本没有胆量和机会去造假。哪来的70%假酒产自文水呀。
-假酒不假,应该叫冒牌酒才对
张玉说,现在都认为文水假酒多,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点。“1·26”是造假分子王青华用工业酒精勾兑水当散装白酒来卖,而他自己根本没有酒厂,他躲在家里做坏事,这谁也防不住。
现在的假酒应该从概念上来区分,“1·26”是毒酒,里面有工业酒精,现在没人敢用工业酒精勾兑,那是要杀头的,现在都是用正规酒厂的散装酒勾兑水,加入香料,灌入名牌酒瓶里,人喝了也没事,酒是真的,牌子是假的,所以不应该叫假酒,叫冒牌酒才对,省城的一些媒体都是误报。
那现在没有小作坊偷偷生产了?记者问。
生产我不敢说,如果躲在家里偷偷生产几箱,隐蔽性强,我们也很难抓到,但据我看来,“1·26”后,好多人不敢再造假酒了。
一家也没有发现?记者追问。
没有。
-局长说报纸有意诬陷文水县
既然这样,报纸上为什么会那样说呢,并且还是由省打假办公布的。记者问
张玉说,这是一些人在有意污蔑文水县,和文水相邻的几个县都有造假酒的,为什么非把矛头指向我们,这里面不排除其他县的酒厂为了商业利益,打击文水的酒业。自从“1·26”后,文水的酒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制假的帽子也摘不掉了。省打假办估计是根据太原市一家名为《都市生活》报说的。去年12月18日到今年1月,这家报纸连续发了十篇报道,称他们记者卧底暗访了文水县南安镇的高车村,发现有村民在灌装假酒。这简直是污蔑!
记者更不明白了,一个新闻单位为什么要虚构和捏造多达10篇的虚假报道呢?
对此,张玉显得不奇怪,据他讲,记者卧底暗访高车村是有私人恩怨在内的,去年12月份,临汾一个酒商贾某购买了文水县梁某的一批酒,后来发现里面有假酒,就找梁某索赔,但非但未索赔成功,还被人给绑架了。贾的家人报警后,梁跑了,据说贾和写报道的一个记者有亲戚关系。
-王副县长:文水没有造假酒的
第二天,1月26日,记者找到了文水县主管打假的副县长王志刚,王县长也说,文水县现在根本没有造假酒的,文水受“1·26”的打击太大了,白酒年产量从1998年的10万吨下降到现在的3万吨,教训这么大,谁还敢造假,省打假办说的7成假酒来自文水,我们也不知道数字是从何而来。
记者问,对《都市生活》的报道怎么看?
王县长说,那是假的,高车村怎么会有那种事,我是主管打假的副县长,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在全县组织各级部门重点打击假酒,就是有这事,也不像报纸上说得那样悬乎。
记者追问,那么说,高车村还是有人在造假酒的?
王县长有点尴尬,“那是高车村一些人的造假手段高明,一直和政府部门‘打游击’,查处困难很大,再说造假的人数不多,很难发现。”张玉在一旁解围说。
记者在一堆政府打假文件里看到,从1月开始,文水县陆续下发了各种打假简报和召开了打假会议,1月6日第一期打假工作简报中说:针对《都市生活》的报道,文水县政府迅速组织特别打假行动组,深入高车村打假,共出动18车次,180人次,并称白酒专项打假取得了初步战果。
探访高车村假酒痕迹
-建高车村村委会办公楼用了30万
王县长主动提出,如果不相信所说的话,可以带记者亲自去一趟高车村。
出县城,走小道,一路颠簸,和高车村相邻村的道路更是难走,司机说,赶上下雨天,根本过不去,不过到了高车村就好了,全是水泥路。果然,高车村确实另外一个模样,村子很大,中央还有戏台和篮球场,进入村委会,一栋3层高的白色办公楼,气派,难怪人说比乡政府的办公楼还大,村支书高富魁已等候多时。刚上楼,高音喇叭响起来,记者问,是通知村民有人来吧,高富魁说,哪里,是通知其他事情的。
高富魁说,《都市生活》的报道是假的,我们村根本没有造假酒的。
记者没有和他继续这个话题,问,这楼挺气派的,花了不少钱吧。回答,村里没钱,都是村里的一些企业凑的钱,大概30多万。村委会的主要经济来源?主要靠土地使用金。一年收多少?十几万。
站在楼上,周围村民的住宅更是显眼,独门大院,一溜红砖平房,铝合金门框,看来,村民的收入也不错,主要靠什么收入?高富魁说,村民主要靠种地为主。记者问,种地能让房子盖这么好?王县长在一旁说,我们县还有好几个村都是这样,靠种地也能致富嘛。
-院子里堆了十几万个汾酒厂专用酒瓶
先去看了村里的一家酒厂,走进院子,空地上堆满了旧酒瓶,拿起一个看,上面还是“杏花村”标签,瓶底上还有“汾酒厂专用酒瓶”字样,记者问酒厂的负责人,县里不是已经不让回收其他企业白酒专用瓶了吗?负责人说,收了这么多怎么办。记者问张玉局长,这些旧瓶怎么没查封。张玉说,企业有自己的难处,这么多瓶子一下子没法处理。
再问负责人,名酒的瓶子是不是很容易就能收到?回答是。多少钱一个?1毛多。新的呢?5毛多。
走进包装车间,一条灌装线,包装机、封口机一应俱全。成箱的白酒堆满了一个角落,记者拿起一瓶成品酒,标签上的地址竟是太原市,再看瓶底,还是有“汾酒厂专用酒瓶”字样,问负责人,怎么回事,负责人说,是别的酒厂授权在这里灌装的,我们是联营。酒瓶也是授权的吗?负责人不语,问张玉、王县长、高富魁,面面相觑。
酒厂的其他空地上也堆满了旧瓶子,有多少,刚才的负责人说也不太清楚,10万个会有的。
-村里的印刷厂什么都能印
记者提出要看一下印刷厂,高富魁说,看可以,但厂里现在下班了,没人。王县长说,把负责人找来,看看有什么问题。
没想到在这个偏僻村里,竟还有如此大规模的印刷厂,厂房看上去像是新建的,高富魁熟门熟路,带着记者推开一扇门,里面机器轰鸣,十几个工人正在干活,刚才还说下班,高富魁说,他们是在加班。车间里排满了十几台印刷机,成品和半成品各自堆放,印刷的种类繁多。
印刷厂的厂长来了,记者问他,什么标签都能印吗?厂长说,都能印。需要什么手续?厂长说,得有企业的营业执照,商标局的商标注册证书。
在厂长的办公室里,厂长拿出了几份企业的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书复印件,记者问,这么大的厂只有这几宗生意?厂长说,好多印完后就扔了。
-村长是印刷厂的股东
出了印刷厂,前往村里的一家瓶盖厂,路上,记者看到高富魁腰间晃动的汽车钥匙和手指上不小的金戒指,问,自己有车吧。有,一辆桑塔纳。记者问,高书记靠什么经济收入。高富魁说,也没什么,入了企业的股。哪家企业?就刚才那个印刷厂。
瓶盖厂的厂房不大,负责人不在,高富魁带记者径直走进车间,地上的纸箱里装着一些铝盖,全是白酒瓶上的,制作工艺也简单,高富魁轻车熟路的演示了一遍制作过程,另外一个车间是做塑料盖的,里面气味刺鼻,问一位在干活的工人一天能做几个,回答说,3000多个。问:什么瓶盖都能做吗?回答说是。
核实《都市生活》报道
-我亲眼目睹了高车村在造假酒
离开高车村,记者迅速赶回太原,很快就联系上了《都市生活》报暗访高车村制造假酒的记者铁戈(笔名),铁戈说,我亲眼目睹了高车村村民在造假酒,高车村造假酒是公开的秘密,太原市的白酒经销商都知道高车村造假酒最多,我们为了做暗访,准备了很长时间,开始做是因为临汾市的贾某被高车村的村民绑架引起的,贾某后来来到报社,他当时身上伤还没好,我们第一篇报道就用了他的照片。
记者问,你和贾是不是亲戚。铁戈说,不是。
铁戈说,看到高车村的村民造假酒是在晚上,当时我和另外一个记者由线人带我们进入一家院子里,墙角放着一个铁罐,里面就是散装白酒,一根管子通到屋里,一家人分工,有洗瓶子的,有灌酒的,有贴标签的,有装箱的。这家人正准备做汾酒,看我们来了,非让我们出去,他们都是白天用电话联系接生意,数量少了,自己家做,数量大了,就分给邻居来做,一个晚上做几百箱没问题。
记者问,总共看到多少家在造假?铁戈说,去了8次,看到了4家在做,高车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造假酒,他们几乎都不种地了,你去村里也看到他们的房子了,很漂亮,很多都是造假酒赚的,附近的村民都愿意来高车村打工,姑娘们也愿意嫁到高车村。
问,造假酒的包装从哪来?
就在他们村的印刷厂里印
公布数字是为了让文水县彻底醒悟
铁戈说,文水县的领导不敢承认这些事实,是怕中央和省里的记者再曝光。“高车村早晚要出事”那句话是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张玉说的,我后来采访时,亲耳听他说的。
记者又立即前往山西省人民政府打假办公室,副主任高航说,70%这个数字是根据各地质检部门送上的材料来计算的,比如,今年查获了100箱假酒,有70箱是文水人做的,我们就判定70%这个数字。
公布这个数字的目的是为了让文水县的领导们彻底醒悟,汲取“1·26”事件的教训,当然,媒体对报道也有夸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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