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自联核心成员自杀身亡

　　我的记忆里充满了江平在八九学运期间那活跃的身影。他是我校最早的学生运动组织“二十人行动委员会”的一名核心成员。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张才（我）、文江平这两个名字一直是连在一起的。作为复旦大学的、也就是上海学生运动策源地的学运发起人之一，江平在学运初期承受了所有后来的学运领导人所从未体验过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从校党委、教务处、系党总支的谈心，到周围亲朋好友的“善意的规劝”，直到他母亲千里迢迢从湖南赶来上海，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请求他放弃组织游行。而他亲身在校园里做演讲，号召同学们去游行示威，却遭到了倾向保守的部分同学的冷嘲热讽，学校公安处的人员则趁机上来殴打他。这一切都发生在胡耀邦去世后短短的一个星期。而当我们最终决定向校方妥协，放弃组织四月十九日大游行时，他却和我一样，成了人人攻击的“叛徒”、“学贼”、“胆小鬼”。我们在四月十九日当天及随后的一、两天甚至不敢在学校里公开露面，怕被不知哪里飞来的石砖或玻璃瓶砸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俩只有互相勉励，以自己的意志坚持搞下去。

　　在学运随后发展的日子里，文江平和我在学运中的角色逐渐发生了转换。我们在与师大、同济等高校的学运领导人共创了上海高自联以后，我负责参与上高联的一些决策和指挥，江平则负责领导复旦大学学生运动的具体工作。我五月四日接受亚洲电视采访的地点就是文江平的寝室里。而五月北京戒严以后，作为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常委之一的文江平，更挑起了整个复旦大学学生、研究生、教师共同参与的学运的第一负责人的重担。学生们之间经常发生派系的冲突，江平为了让我更好地搞好上高联的工作，主动承担了调解的任务。甚至连接待重要的来访者如杨巍，都在很大程度上由江平替我接过去了。可以说，没有江平，我根本不可能在上高联投入到那种程度，因为只有他，是硕果仅存的少数从学运一开始就起来大声纳喊的学生领导人之一。他和我共同经历了那段最艰苦的日子，也分享了那三天暂时的喜悦，他明白我所想的：我能最放心把本校工作交付的唯有江平。

　　在“六四”那几天，由于我在北京，江平更跑在上高联和复旦自治会两头之间，硬是撑着组织多次学生上街。当我六月八日从北京回来，我很明显地看出江平瘦了一圈，是啊，在这种非常的时机里，扮演这种角色的人，心神交瘁，不病倒已是万幸了。

　　我特别怀念江平的另一个方面，是他是朴实无华的工作作风。在复旦大学，江平是呼风唤雨的角色，是名副其实的学生领袖，但他却很少愿意在公开场合抢镜头。这使我对比起一些见记者多过开会的“学生领袖”，甚至什么也不是、硬把自己捧为“学生领袖”的人，心里唯有慨叹一句：苍天无眼！为什么独去了真汉子！我出狱后还见了江平一次。我了解到由于我被捕，江平负责处理了所有的善后工作。他坚决依照我们在事先商定的方案，努力说服了几乎全部复旦自治会领导人去集体自首。我们见面时他笑着向我“邀功”，因为他使复旦学生受“当场算帐”的人数减到了最少！

　　但我同时了解到，校方对他秋后算帐，把他分配到湖南乡村的一个乡办小企业里做工人。当时的江平还豪情满怀地说：“我也愿意去锻炼一下，我就不信这个邪！”而我今年才了解到，他当时已经隐瞒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大事：他母亲在八九年夏天因承受不住巨大的精神压力已服毒自杀。他是面对着家人对他的愤恨、埋怨、责怪、冷嘲热讽回家乡的。

　　一得知他的死讯，我立刻去办理回国的手续，可惜被有关方面无理阻挠而不得成行。我只从侧面了解到：文江平回乡后，家人不把他当亲人，厂里又视他为“怪物”，“负担”。加上各级党委及公安不断给他施加精神压力，诸如问话、“谈心”、训导等等，年轻的文江平感到报国无望，又因母亲去世感到内疚，在家里不能感觉到温暖，终于走上了追随他母亲而去的绝路。

　　我当时是欲哭无泪。江平的去世，使八九上海学运失去了一位重要的历史见证人，复旦大学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学子，我失去了一位最值得尊敬的亲密伙伴。在海外当时上高联的两位负责人曹建华、徐朝明闻讯后都不禁泪下。我想对天呼喊：你太不公平！我为不能见上江平最后一眼将抱憾终生。一对筷子去了其一，另一支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