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面与其攀谈，一边观察室内状况：一只用木凳搭起的木板床，被褥与蚊帐虽陈旧，却也干净。一只口径一米左右的大缸，大概是贮藏粮食用的。临窟窿一边的墙下，堆放着各色杂物。被烟熏黑的屋顶、屋梁上，积满了蛛丝。
老汉现年70岁，生有三男一女，早已各自分家过活。老伴恰到闺女家去玩了。村里儿女婚嫁，多在附近村里。我问老汉："为啥不与儿女住在一起，享享清福?"老汉讲得很实在："自己还能动动，还是两老独自过活自在些。住到儿子家去，看他夫妇俩忙着，自己闲着也难受，吃顿饭也不舒坦。"老汉还种着自己的承包地，由儿子们帮着耕种与收割。他平时看几头牛。在门前的大树底下，拴着两头大黄牛，还有三四头小牛在村边地上吃草、玩耍。养牛算是老汉的"富民工程"了。
不多一会儿，陆续进来5位串门闲聊的村民，其中两个年近40岁，另3位或60 开外了。
我问老农们："在你们看来，什么时候生活最难过，什么时候生活最好过?"他们一致回答："解放前生活最难过，分田单干后，日子最好过。"其中一位老汉指着另一位说："他的日子才好过呢!每天早上喝一碗豆浆，吃一只鸡蛋，营养得很。"被指的老汉只是嘿嘿地笑，不说话。我问："他的生活条件为什么这么好?"他说："他的儿子孝顺，又有能耐。办了一家锯木厂，赚了钱，还盖了房子。我又问："你们认为毛主席好呢，还是邓小平好?"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都好哇。"
"解放前，这一带产量很低，且处低洼地，常受涝灾。小麦亩产最好的土地在最好的年景只有140-150斤，高粱每120-130斤。一般土地，每亩百来斤左右，一受涝灾，往往颗粒无收，只得逃荒要饭。"
"中农之家(王老汉解放前有30亩地、7口人)，在正常年景，又无苛捐杂税，一年勉强能接得上吃。但在那个年头，苛捐杂税特别沉重，若遇兵匪，全村被搜刮一空。村民百姓一直生活在恐慌之中。"
"解放后，在毛主席领导下，消除了兵匪之灾，村民生活安定了，取消了苛捐杂税，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搞农田水利建设， 道 之灾减少了。"
从他们的言谈口气中，你能感受得出来，毛主席依然是他们的"大救星"，他们的"好皇帝"。看来"温饱"与"安宁"是中国农民最重的要求，"年年有余"或说"适度富裕"是中国农民最高的理想。看来，"适度富裕"与"和谐关系"，应成为乡村小康社会的两大基本的亦是可行的目标。然而在西方与城市高消费文化的强烈刺激下，被激发出来的无限欲望正从城市蔓延到乡村，是祸，是福，殊难预料。
农民的"三害"之苦
在开封党校，我认识了一位教政治经济学，现年41岁，毕业于郑州大学经济学系的胡老师。
胡老师的老家在太康县某村，村里还有一位60余岁的老母亲及弟弟一家。他对农村、农业与农民生活状况十分熟悉，他坚持认为，内地绝大多数农民只是改革成本的承担者而非改革红利的分享者。概括起来说，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深受三害之苦：一是自然灾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场价格波动之害。 他列举两例说明农民受后两种灾害的情况：
一、前几天，他回太康老家去，那里有不少农户正在砍伐刚刚挂果的苹果树，腾出土地改种冬小麦。农民兄弟为什么要砍掉三四年方能挂果的苹果树呢?那是因为三四年前，苹果的市场价格较高，县、乡政府实施"富民工程"，搞高效农业，指令农民种植苹果。倘农民不愿种植，乡里派人到农户的承包地里来挖洞，还要收取挖洞费。希望农民增加收入，这是件好事，但一成为县、乡政府的"工程"，确定指标、层层落实，也就侵犯了农民的经营自主权。由于邻近各县普遍指令栽种苹果，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致使苹果价格逐年下跌。今年的苹果，好的只有四五毛一斤，差一点的只有一二毛一斤，农民血本无归。有限的承包地被苹果树占领，不能种植小麦。小麦种不上，苹果又卖不上钱，农户只得忍痛砍树，改种小麦，弄得怨声载道。富民工程成了害民工程。
二、去年河南棉花的市场价格高于国家的定购价格，于是县、乡政府出动警力到各交通路口围追堵截，甚至到农户家强行征购。今年棉花的市价又低于定购价。于是政府收购部门压级收购，甚至拒收棉花。倘若拒收棉花，农民便无钱购买农药与化肥，直接影响小麦的播种。
胡老师接着说，在自然之灾、地方政府之灾、市场之灾的三害之中，农民最感无奈，也最痛恨的是地方政府之害。每到春秋二熟，广播里就整日响起征粮催款的声音，农民一听广播响起，便头皮发麻，脚底发软。地方政府各部门耍着各种花招 压闻 民。去年，他弟弟一家五口，累计上缴近千元，人均近200元。他与弟弟细算过一笔帐，在正常年景，一亩二熟，一熟小麦、一熟玉米，除去农用成本，纯收入只有500元左右。他夫妇两人，辛苦一年，劳动所得，三分之一以上给地方政府征缴去了。按国务院文件规定，农负率不得超过全年纯收入的5％。其实，农负率高达百分之三四十，是个极普遍的现象。如今，你随便到农村去走走，到处都能感受到农民与地方官吏的严重对立情绪。
村支书的好处
在80年代中晚期，村民中外出打工挣钱者渐多，有能力者更不愿守在村里去做吃力不讨好的村支书、村长。但这种情况，自1992年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村里有许多人争做这份差使。因为他们发现，这份差使有不少好处。
"第一，从明的说，年薪提高到1000元到2000元之间(各村有差异)。第二，村主要干部喝酒、抽烟几乎不用自己掏钱：乡里来人，他们陪着吃；村里群众办婚丧，请他们吃。我粗略给他们匡算一下，光烟酒两项，全年约在三五千元之间。第三，全村每年的计划生育指标是由乡里派定的，但把生育指标分派给谁，却是村支书的职权，从中可以得到不少好处。或有超生，他可以包庇隐瞒，从中可以接受贿赂。第四，村支书、村长往往将他们应该承担的农负，部分或全部分摊到其他村民头上去。减少了这笔大支出，不等于得到一笔大收入吗?第五，至于其他好处，更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说不准了。如宅基地分配，自己可以多一点、位置好一点；自己人超生，可以免除高 罘 款，如此等?。这些明的、暗的收入加起来，一年搞个二三万元，那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贪心一点的，或能弄到更多一点。从我与他们的多年接触来看，估计他们的年收入在3万左右。
"上述情况，是自1992年以来逐渐普遍化的。正因为他们发现这份看起来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实际上有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故积极主动地争着干。我在党校教书，一头与乡党政干部有接触，关系不错，一头与村干部有交往，故凡想钻营村支书之职的人，常来找我帮忙，疏通上层关系，所以我知道这些情况。正因为钻求此职人很多，故乡党政部门要任职者缴纳一定的'保职费'。所谓'保职费'，其实就是卖官与买官，三五千元不等。至于各乡'保职费'的多少及其普遍程度，上缴的'保职费'列入乡财政预算外收入，还是落进个别乡干部的私人腰包，那就说不清楚了。一是'保职费'近一二年才有，二是此类事有很大的隐秘性，我们也不好多问。
"什么样的人才能担任村支书、村长呢?我对此没有搞过调查，凭印象说，大体上是三种人：一是有宗族势力，尤其是大宗族势力支持的人。单门独户，在从前或可凭阶级成份好而当上大队干部，如今是不行了。就是让他们当上村干部，也是干不下去的。二是'朝中有人'的人，如有亲故在乡里，甚至县里做官，靠着他们的撑腰，也可放着胆子做村支书。三是确实是办事公道且能干的人。就S全县范围来讲，这样的村干部是有的，但很少。这种人，只求村民群众说他一声好，他的心里就感到踏实，不谋私利。但在目前的社会风气之下，他们能否继续存在下去，这倒成了个大问题。"
县长谈吏治
上午由马主任陪同到E县。E县县长是马主任的同班好友。此次专程拜访县长，是就县乡政权中的有关问题交换各自的看法。
县长说："就信阳一市九县而言，我略有一个印象。对E县而言，我是比较熟悉的。就以我所接触所熟悉的范围而论，说实在的，是'两头小，中间大'。一头是勤政为民，下以黎民百姓之生计为忧，上以民族国家前途为虑的清官，在现今的市、县、乡官场中，实不多见，说凤毛麟角也行。
古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劣政行于一时或可，但怎能行之长久?大量的地方官员处于中间状态，但在现行政治体制与用人体制之下，这中间状态的官员，其变化趋势实有令人忧虑之处。如今绝大多数地方官员，考虑最多的是两件事：一是保位，二是升官。中国政制及用人制度，下级的乌纱帽全掌握在上级少数官员手中。故?属官员，为保乌纱帽，为求升迁，只得围着上面的指挥棒转，看上面的脸色，甚至揣摩上面的喜好行事。对上面下达的各项指令、指标、任务，很少问，或不问，甚至不敢问可行或不可行，切合实际或不切合实际的问题，而是照单推行。在执行过程中，还要留出一个'提前量'，因此往往加码向下压，省压市、市压县、县压乡、乡压村、村压农户。省里定的指标是100，到了农户头上往往是150，甚至是200。如省里核定电价，每度0.5元上下，到了农户，往往1元左右，甚至更多。农民不堪重负，上访上告。权力集中于上，且主要集中于一人，这种政体若要有效运作，必须得有两个条件：一是处于上位的这一个人必须德才兼备：德，足以勤政廉洁；才，足以洞悉下情且知人善任。二是权大责也重，责权相称。但这样的人，自古就少。如今推行市场经济，人人竞相追逐财富，贪图享乐，那就更加稀少了。如果德不足以自律，才又平庸，大权独揽，责任推给下属，那非出问题不可。如今讲法制，但我们的法律，上不足以治官，下不足以治民，往往徒托空文，这就是所谓的'有法不依'。"
在谈到回避制时，县长说，官员回避制，有利也有弊：其利是不受地方关系网的影响；其弊是县、乡主要官员流转太快，刚一熟悉情况，就被调到他县、他乡。地方官的许多短期行为，由此而产生。话题又转回到地方吏治与政体方面来。他说："在我看来，县、乡官吏中的问题，主要还是政治体制问题。个别官吏的腐败行为，还比较容易解决，但一涉及地方政治体制改革，便困难重重了。经济改革，搞活发展经济，官、民都能从中受益。民得其利，官得其税，财政丰裕，什么事情都好办了。所以，搞经济，人人乐于从事。但搞政治改革，仅精简机构这一条，就得砸掉许多官员的铁饭碗。再把对上负责改为对下负责，那肯定会遭到来自官场内部的强烈抵制。中国历来是官管民，大官管小官，皇帝统管天下的。另外，现行的财政体制也有问题。分灶吃饭，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利，对内地不利，对内地缺乏二、三产业的农业县、乡，尤其不利。沿海发达地区，地方财政全部来源于二、三产业，并有余力补助农业。我们内地呢，根本做不到!就拿信阳九县来说：
县、乡财政主要依赖农业。农业经济，一是脆弱，至今还是靠天吃饭，我们这里下了四五天雨，还不是大雨、暴雨，全县就有三分之一小麦受淹。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排涝保苗，能保住明年的夏收，已属不易了。二是效益比较低。农业欠收，刚脱贫至温饱的农户即重返贫困。老天爷帮忙，农业丰收了，谷贱又伤农。 今年的小麦、稻谷的市价，比去年降了二十几个百分点，差不多把农业的纯利这一块都降掉了。三是户均耕地面积太小，产出极其有限。地方财政与农民争饭吃，而不是像沿海那样，补贴农民一点。农民说农民负担重，地方政府说穷得发不出工资，上上下下日子都难过。我们信阳地区，一乡的财政，百分之五六十全花在教育上；一县财政收入，百分之三四十花在教育上。这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各县、乡往往发了教师的工资，发不出 县、乡官员的工资。我们还能干些什么事。该由乡、县财政养活养好的官吏，如今养不好，要他们集中力量办公事便困难了，因为他们中有不少人去办私事去了。地方吏治的恶化，实与这一因素有密切关系。"
最后，县长说："上次马主任对我讲起'马太效应'，叫做'你有的，还要给你；你没有的，还要剥夺你'。如今沿海与内地，富裕地方与贫困地区的情况，正是这样。E是个 独 县，老天还给我们降灾。沿海富裕，资金向那里流动，政策向那里倾斜。但中国是中国，老子讲'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讲'不患贫而患不均'，邓小平也讲'共同富裕'。我们内地贫困县希望中央做两年事。一是中小学教育这一块，由中央财政负责。二是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步一步地爬出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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