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人民共和国

疯狂失控的腐败已经渗入了中国经济的命髓。除非北京建立健全的体制，腐化将继续。

在2001年三月举行的中国人大代表会议中，有一份不被人注意的人大代表提议。这份提议呼吁中国政府进一步努力在中国经济中建立“信任”。人大代表陆关秋(译音)是杭州万祥汽车零配件制造集团的总裁，也是中国乡镇企业联合会的主席。他在提议中写道：广泛存在的诈骗、盗版、逃债、逃税和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已经把我国经济的社会信用带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份提议显得有些深奥。但是对陆关秋和其他许多商人来说，中国经济中信用变得越来越缺乏，已经到了危机的地步。陆关秋说：“我已被骗过几十次了，我们公司也损失了几亿人民币。现在我跑到全国讲这个问题，人们的反映很强烈。”陆关秋可以举出被别人剽窃产品或者是被下面的承包商骗钱后溜掉的事例。

高层官员对各种形式的欺骗的焦虑显示出人人都有的害怕：中国的经济正在逐渐被不诚实所窒息。不管是骗税、伪造、诈骗，还是其它形式的欺骗行为，商人们和官员们都说这种现象以经达到了“场面宏大”的比例。官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商业合同中有一半以上是带有某种欺骗性的，三分之二的国营企业伪造帐务。

经济学家说，因为与欺骗有关的直接经济损失和欺骗所导致的更昂贵的交易费用已经在迫使经济发展迟缓。国内企业和消费者是最大的受害者。但是外国企业也不是有免疫能力的并且面对一个两难的问题：要么停留在中国市场之外失去机会，要么冒险进入后被骗钱。例如，微软公司尽管有主宰市场的地位却承认他们在中国输钱。因为他们被迫按低价卖自己的产品去和盗版商对抗。

北京对这些抱怨在2001年4月采取了一轮新的斗争来整治它称为“经济混乱”的现象。但是分析家说需要引进新的机构--独立的生产监察部门和反腐败机构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这些，商业决策顾问们警告那些排着队等着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进入中国的外国公司准备好和遍布一切的虚假和欺骗打交道。

“太多古怪的事情在这里发生。你找到一个当地的合作人，但是四个月后他却把你的生意转给他的兄弟。”派屈克 诺而登，上海O'Melveny & Myers的律师伙伴这样讲道。他还说，应有的彻底勤奋，细心规划好的合同和现场管理是外国公司的常用保护伞。他还说，和政府官员培养关系非常重要。这样，在公司被骗时这些关系能
帮忙。同样，精深的行业内部消息也很重要。“这样你知道谁在对谁干些什么。”

请思考一下中国经济欺骗的程度。所有的数据都来自于最近官方公开的资料：

* 中国40亿项签署的合同中50%是某种程度上是欺骗性的。

* 中国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3%到17%被腐败吞噬。

* 逃税总额占私营企业应该上交税的50%，而每年因逃税总共损失1000亿人民币(120亿美元)。

* 全中国所有产品的40%是假货和不合格产品，这导致每年2000亿人民币的损失。

* 三分之二的最大的国营企业伪造账户。

* 中国地下经济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0%。(独立评估说实际上两倍于这个数字)。

* 结构和规划项目的开销中15%至20%损失在行贿、欺骗和劣质工作上。

中国政府并不抵赖这些问题。它在2001年4月的整治中说：“市场上充满了假冒伪劣产品，骗税还在继续，商业欺诈和债务抵赖变得越来越严重，造假的财务报告非常普遍。这些问题是令人震惊的，它们不仅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健康运转，而且导致了公共道德的下滑和破坏了国家的信誉。”

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中广泛流传的欺骗是对北京进行的改革过程的指控。北京的教条是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但是最大的后果就是缺乏监督机构来保证经济环境中的公平。“价格水房古柏”公司的顾问使用一种指数来衡量商业在五个领域中面对的问题：官僚主义、法制系统、经济政策、核算标准、规章调节。中国在调查了的35个国家中排列最差，得了100分中的87分(分数越高越差)。亚洲国家中的新加坡得29分，泰国得67分。

另一些人指出，中国的统治集团在共产主义破灭后失去了对人民的道德领导。那就意味着欺骗常常被认为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中国最出名的商人牟其中，直到他在7千5百万美元的银行诈骗案案发被判无期徒刑时，都骄傲地称自己是“大骗子”。

许多人仍抱怨记忆尤新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使朋友们和亲人反目成仇，消耗尽了一个社会的资本，或者说人们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能力。而这种相互信任的合作恰恰是成功的市场经济的最关键的因素。然而，重建社会的努力被中国官方严格的控制所阻扰。中国禁止非政府控制的社会组织，包括独立的商业联合会。

北京对这种危机的反应一直是呼吁遵守道德，和反复的严打似的威胁。许多人因为买卖有毒的大米或者从银行诈骗投资而被枪毙。2001年4月开始的新一轮努力仍然靠的是文革式的“严打”和“严惩”，也伴随一些“思想政治教育”。

根和枝

中共党的喉舌“求真”在去年5月说：“不管这些人在以前做过什么，立过什么功，或者和什么样的人有关系，他们必须被全面彻底的调查，所有的根和枝必须被毫不留情地摧毁掉。”但是许多人认为文革式的斗争是不够的。北京需要进行制度上的改变才能解决这一问题。责任感，法制和透明度会被更强更有权力的机构包括国家审计员和法院改进。放松对社会团体，如媒体、商业团体的限制将提供一种根本上的支持。而现在，这些都是被严格限制的。

象直言不讳的经济学家何清涟这样的批评者评论道，问题不会自己愈合，而只会变得越来越坏。因为高层的政治不改变就不会在最高层有责任制。她说只有那时社会才会建立一套自我监察的商业伦理体系。而当前的情势下，你可以干任何事并且逃脱，所以大多数人都这么干。万祥的陆关秋同意这种说法：“政治改革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对陆关秋来说这意味着在自我保护的地方政府中支持商业税务管理员和给予法院更多的独立性。中共是否需要高层的变革来达到这一目的仍然是值得争议的。但是没有人不承认腐败正在严重地创伤亚洲最快增长的经济。

中央党校的学者们在一本书中说：“欺骗和诈钱、走私、逃税、假货和其它事件增加了很多，而且金额越来越大。未来危险的后果变得越来越严重。这直接影响到改革的成功与失败。”

远东经济评论 2001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