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恐怕还要正本清源，从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种种歧见说起。在政改的内涵上，一直存在着两个根本对立的看法：官方认为，所谓的政改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政改的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是强化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永久执政地位（即官方所说的“党的领导”）。按照这一观点，中国的政治必须坚持笔者所称的“四项禁止原则”：禁止搞多党制，禁止搞三权分立，禁止搞普选制（代议民主制），禁止搞军队国家化。《人民日报》的社论通常将这种政改固定地定义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些根本的东西都不能动摇。正如江泽民、朱熔基、胡锦涛在各种国内讲话和国外采访中都一再坚持这种政改观和上述四项禁止原则。
另一种是民间的、海外的看法：即中国的政改在本质上是中国脱离一党政治和正统社会主义的民主化转型，其目标是在中国实行世界公认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今日世界的民主化潮流的一部分。因此，在政改过程中，必须逐步改造一党专政。可以说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政改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共产党须（逐步）放弃对政权的独占！持这种政治观的人认为在具体的政改步骤上可以有妥协，在目标上不能有妥协，绝不承认社会主义民主、一党民主之类的假民主。因为按照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的民主观，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的表现形式。中共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执着追求与坚持已经写入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作为这种政改的目的，社会主义民主，要么不存在，要么最终落实到专政（独裁）上。这样的政改目的在今天的中国怎么可能被多数人所接受？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官方政改路线在性质上是一条极左路线，与邓力群等新老左派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政改的目标是巩固一党统治，强化中共的领导权，抵制任何自由化的政改主张。为此，新老左派也在政改的名义下制定了一套套战略，与拥有官僚资本的"太子党"相配合，企图将共产党的权力绝对化，将共产党侵占国有资产合法化，将毛的路线法律化。好在江泽民还算明智，只认同左派的目标，不接受左派的对策建议。从潘岳当年的党财制（一切国家财产属于中共）和新左派推荐的毛式的全面民主（一切领域的大民主）均遭当局拒绝。因为接纳这些建议将进一步丧失民心。
这两种观点的对立，在1998年出版的一本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中国》一书中体现的特别明显。书中收录了三十四篇文章。其中有三十三篇文章持第二种政改观。只有一篇文章持官方的政改观。这反映了官方（学者）与民间（学者）在对政改看法上的截然对立，而且几乎没有中间地带。官方采取的任何朝向完善一党专政方向的政改措施在民间看来不仅不是政改，而且与政改背道而驰。同样，民间的自由化政改主张，既然以以改造一党专政为鹄的，也就当然是官方所断然不能接受的。
由于这两种政改观的分歧，中共当局在政改上已经基本没有可以作为的空间。实事求是地说，中共当局今天已无意回到毛的全面专政的时代，但是又无意接受民间占主导的政改观，所以只能空谈政改，原地转圈。这个局面不是今日形成的，而是在八十年代初就已定型。这里涉及到关于“政改”的一个鲜为外界所知的历史背景。
在八十年代初，当政改的要求随着改革开放浮出水面的时候，它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含义：一个是今天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另一个是“政治制度改革”。后一种说法引起了邓小平的警觉。因为从“政治制度改革”中可以引申出要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制度是万万动不得的，改变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行为是动乱、谋反；改变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言论是否定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邓小平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政治制度改革”这种说法的。接着，中宣部就下达文件，禁止在一切报刊出版物中使用“政治制度改革”的字眼，只能使用“政治体制改革”。久而久之，人们只知有“政治体制改革”，不知有“政治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法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在中共的政治字典中，“体制”的概念小于“制度”概念，通常指的是制度之下的组织结构。对这种组织结构（如机构人员编制）的调整不会触动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所以，当“政治体制改革”取代“政治制度改革”之时，中国政改的命运就已经被先定了：它只能是局限在现行体制之内的改革。体制内改革派与体制外改革派（制度改革派）的分野也由是而生。这一背景说明，当政改只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也就无所谓政改了。当真正的政改来临的时候，“政治体制改革”就变得多余了，就像俄国人今天已经不再谈论“公开性”与“新思维”一样。不过，在今天，由于“政治制度改革”被禁止使用，许多人不得不用政改和政治体制改革来暗指政治制度改革。对政改的期待，也许是大陆民众最大的政治期待。对这一点，中共领导人当然是心知肚明。许多民意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不论是现在的中共第三代，还是未来的中共第四代，都不会放弃政改的口号。但是，由于即将到来的权力交接可望成为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正常的”权力交接。这样各方不得不把精力放在权力的取得与分配上。即是想靠政改来“建功”，那也只能是取得权力之后的事情。况且由于朝野在政改上的根本分歧，在此时打出任何一种政改旗号，都会为自己树立很多的敌人，并因而产生无谓的政治风险。这样的人在民间得到的支持越多，在体制内遭到的反对就可能越大，必经民意在权力交接中无足轻重。可以预料，十六大报告中，政治体制改革在字面上会继续保留，在内容上会进一步空洞化和琐碎化。什么时候中共领导人开始改变其对政改的既定看法时，民间所期待的政改才可能开始。
民间对政改有极大的政治期待，迄今的中共领导人又无法满足这一期待。这使得政治改革将成为中国今后最烫手、也是最甜的政治山芋。谁倡议并推动民间所期待的那种政治改革，同时能排除体制内的阻力，谁就掌握了主流的民意，并能这种民意转化成有效的政治支持。现在看来，中共第三代的江泽民，甚至连第四代的胡锦涛似乎都没有足够的政治功力来享受这块烫而甜的山芋。它最终会落到谁手，是曾庆红、李瑞环，还是其他人？这还待见分晓。不论谁得到它，都应该感谢江与胡的“慷慨”馈赠。谁有能力有决心捡起这个山芋，谁将是中国未来最大的政治赢家。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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