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這兩個問題，恐怕還要正本清源，從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的種種歧見說起。在政改的內涵上，一直存在著兩個根本對立的看法：官方認為，所謂的政改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政改的目的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是強化和鞏固中國共產黨的永久執政地位（即官方所說的「黨的領導」）。按照這一觀點，中國的政治必須堅持筆者所稱的「四項禁止原則」：禁止搞多黨制，禁止搞三權分立，禁止搞普選制（代議民主制），禁止搞軍隊國家化。《人民日報》的社論通常將這種政改固定地定義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鞏固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完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堅持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些根本的東西都不能動搖。正如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在各種國內講話和國外採訪中都一再堅持這種政改觀和上述四項禁止原則。
另一種是民間的、海外的看法：即中國的政改在本質上是中國脫離一黨政治和正統社會主義的民主化轉型，其目標是在中國實行世界公認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今日世界的民主化潮流的一部分。因此，在政改過程中，必須逐步改造一黨專政。可以說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政改都有一個最基本的共識：共產黨須（逐步）放棄對政權的獨佔！持這種政治觀的人認為在具體的政改步驟上可以有妥協，在目標上不能有妥協，絕不承認社會主義民主、一黨民主之類的假民主。因為按照官方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的民主觀，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是人民民主專政，而人民民主專政是無產階級專政在中國的表現形式。中共對人民民主專政的執著追求與堅持已經寫入了著名的「四項基本原則」。作為這種政改的目的，社會主義民主，要麼不存在，要麼最終落實到專政（獨裁）上。這樣的政改目的在今天的中國怎麼可能被多數人所接受？
以江澤民為代表的官方政改路線在性質上是一條極左路線，與鄧力群等新老左派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政改的目標是鞏固一黨統治，強化中共的領導權，抵制任何自由化的政改主張。為此，新老左派也在政改的名義下制定了一套套戰略，與擁有官僚資本的"太子黨"相配合，企圖將共產黨的權力絕對化，將共產黨侵佔國有資產合法化，將毛的路線法律化。好在江澤民還算明智，只認同左派的目標，不接受左派的對策建議。從潘岳當年的黨財制（一切國家財產屬於中共）和新左派推薦的毛式的全面民主（一切領域的大民主）均遭當局拒絕。因為接納這些建議將進一步喪失民心。
這兩種觀點的對立，在1998年出版的一本討論政治體制改革的《政治中國》一書中體現的特別明顯。書中收錄了三十四篇文章。其中有三十三篇文章持第二種政改觀。只有一篇文章持官方的政改觀。這反映了官方（學者）與民間（學者）在對政改看法上的截然對立，而且幾乎沒有中間地帶。官方採取的任何朝向完善一黨專政方向的政改措施在民間看來不僅不是政改，而且與政改背道而馳。同樣，民間的自由化政改主張，既然以以改造一黨專政為鵠的，也就當然是官方所斷然不能接受的。
由於這兩種政改觀的分歧，中共當局在政改上已經基本沒有可以作為的空間。實事求是地說，中共當局今天已無意回到毛的全面專政的時代，但是又無意接受民間佔主導的政改觀，所以只能空談政改，原地轉圈。這個局面不是今日形成的，而是在八十年代初就已定型。這裡涉及到關於「政改」的一個鮮為外界所知的歷史背景。
在八十年代初，當政改的要求隨著改革開放浮出水面的時候，它有兩個截然不同的含義：一個是今天所說的「政治體制改革」，另一個是「政治制度改革」。後一種說法引起了鄧小平的警覺。因為從「政治制度改革」中可以引申出要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而在鄧小平看來，社會主義制度是萬萬動不得的，改變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行為是動亂、謀反；改變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言論是否定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鄧小平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針對「政治制度改革」這種說法的。接著，中宣部就下達文件，禁止在一切報刊出版物中使用「政治制度改革」的字眼，只能使用「政治體制改革」。久而久之，人們只知有「政治體制改革」，不知有「政治制度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說法之所以被接受，是因為在中共的政治字典中，「體制」的概念小於「制度」概念，通常指的是制度之下的組織結構。對這種組織結構（如機構人員編製）的調整不會觸動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所以，當「政治體制改革」取代「政治制度改革」之時，中國政改的命運就已經被先定了：它只能是侷限在現行體制之內的改革。體制內改革派與體制外改革派（制度改革派）的分野也由是而生。這一背景說明，當政改只能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也就無所謂政改了。當真正的政改來臨的時候，「政治體制改革」就變得多餘了，就像俄國人今天已經不再談論「公開性」與「新思維」一樣。不過，在今天，由於「政治制度改革」被禁止使用，許多人不得不用政改和政治體制改革來暗指政治制度改革。對政改的期待，也許是大陸民眾最大的政治期待。對這一點，中共領導人當然是心知肚明。許多民意調查也證明了這一點。所以，不論是現在的中共第三代，還是未來的中共第四代，都不會放棄政改的口號。但是，由於即將到來的權力交接可望成為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正常的」權力交接。這樣各方不得不把精力放在權力的取得與分配上。即是想靠政改來「建功」，那也只能是取得權力之後的事情。況且由於朝野在政改上的根本分歧，在此時打出任何一種政改旗號，都會為自己樹立很多的敵人，並因而產生無謂的政治風險。這樣的人在民間得到的支持越多，在體制內遭到的反對就可能越大，必經民意在權力交接中無足輕重。可以預料，十六大報告中，政治體制改革在字面上會繼續保留，在內容上會進一步空洞化和瑣碎化。什麼時候中共領導人開始改變其對政改的既定看法時，民間所期待的政改才可能開始。
民間對政改有極大的政治期待，迄今的中共領導人又無法滿足這一期待。這使得政治改革將成為中國今後最燙手、也是最甜的政治山芋。誰倡議並推動民間所期待的那種政治改革，同時能排除體制內的阻力，誰就掌握了主流的民意，並能這種民意轉化成有效的政治支持。現在看來，中共第三代的江澤民，甚至連第四代的胡錦濤似乎都沒有足夠的政治功力來享受這塊燙而甜的山芋。它最終會落到誰手，是曾慶紅、李瑞環，還是其他人？這還待見分曉。不論誰得到它，都應該感謝江與胡的「慷慨」饋贈。誰有能力有決心撿起這個山芋，誰將是中國未來最大的政治贏家。
新世紀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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