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教授、十多本中国专着的作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说，同上个世纪的“恶性内战和血淋淋的外国入侵相比形势看来比较稳定。”史景迁说，当动乱发生的时候，中国在历史上能够自我调整。他说，“就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来说，看来存在保持国家平衡的力量。”
“但那个国家的巨大就使它难以理解现在发生了什么事，也不可能预测未来。”中国的未来对于全世界稳定都有很大影响。但首当其冲的是全球人口最多大国家的生命和福利。此外，中国周围有同十四个国家。中国的中央银行具有全球第二大外汇储备，中国持有核武器的军方可以讨论太空项目。内部动乱的风险成为世贸组织谈判中的一个明确问题。世贸组织总干事穆尔Mike Moore说，“我们处理的是全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稳定，而不仅仅是贸易问题。中国的面积、规模和历史将它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变成中国和世界上其它国家的独特事件。”
中国共产党政府最终把稳定押在资本主义方式上。结果之一将是外国投资洪水般涌入，但也可能伴随政府失去传统的控制社会动荡部份的杠杆。共产党认识到它将失去的阵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我们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将带来越来越多的危险和压力。在随后阶段，集体闹事将大幅度上升，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担心中国共产党像东欧集团那样方式蒸发将遗留下来一个很少法治的无舵国家。共产党已经有了未来的蓝图：放弃共产主义，党员将变成自我支持、俱乐部式的组织。就世贸组织带来的所有变化，吴国光认为中国的稳定问题仍然随着赵紫阳总理当时同智囊团讨论的断裂带发展。
经济仍然是所有其它问题的基石。政府以全球化为发展的赌注，因此，它必须微调越来越繁荣的经济。中国经济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官方数字几乎完全是虚构的。为了取悦于共产党中央计划大员的多年夸大已经将统计数字变得毫无意义。国家统计局最近也承认了这个问题，派出几千名研究人员收集全国新价格和收入资料。
政府宣布百分之七的增长引起许多经济学家的争议，有些人说中国经济增长连那一幅度的一半都不到。经济增长放缓将对银行和公司产生灾难性后果。资本信息服务总裁德莱瑟Philippe Delhaise说，“听起来很奇怪，中国的未来将部份取决于它的弱势银行。尽管正在改善，他们是最薄弱的经济环节，也是发展和稳定的关键。”
中国许多公司的债务水平高于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机之前韩国那些大集团的债务负担。部份专家估计，中国三分之一的银行贷款无法收回，这比引起八十年代系统金融危机的呆帐水平高一倍。
中国政府为了保障高水平的就业率，长期掩盖银行亏损。亚洲开发银行上个月警告说，外国银行的进入将对中国国内银行体系的稳定造成风险。
中国上次渡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因素目前仍发挥作用：不可兑换的货币、高储蓄率、中央银行高额储备和相对较低的外债。但即使金融行业能维持稳定，随着失业上升，政府也需要控制城市的动荡。由于经济转型，中国预计每年失业人数为一千一百万，而更多人经历的是城市富人和农村穷人之间的差距扩大。
自从一九七八年以来的改革已经帮助二点七亿人脱贫，但世界银行的报告说，改革的大多数好处被少数精英攫取。在整个九十年代，中国最富裕人群的收入增长幅度是最贫穷人群的四倍。农民开支一九九八年实际上下降，这是资本主义再次进入中国之后农民收入首次下降。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指出，这将导致失业工人、不安的农民和罪犯同中国新贵太子党之间的冲突。这些太子党包括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儿子、某电讯公司主管；总理朱 基的儿子、投资银行家；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的儿子、某能源公司主管。
由于对那些新贵的生活方式谣传太厉害，李鹏的妻子这个月几乎是史无前例地公开否认那些说她滥用丈夫权力在股票交易和房地产交易中牟利的谣言。有个故事说她一套衣服从来不穿两次。
何清涟认为，领导层中很团结，但得到的支持很脆弱。包括顺从知识分子不提出批判的媒体和自我丰富的决策构成的支持结构将产生自我破坏。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不是社会动乱何时发生，而是对国家安定的破坏程度。
孤立的抗议和炸弹爆炸已经经常在全国各城市出现。最反政府的行动影响很快消失，但偶然的抗议时常在某个省各个城镇发生。北京领导人最担心的是愤怒的城市精英同农民结合起来。这将导致具有政治领导能力的知识分子和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农民联合行动。严厉镇压法轮功就显示中国担心有组织的群众运动。
中国团结的另一因素是中国在单一政治实体下几千年来形成的同质文化。这与前苏联的文化和族裔分裂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有能力但异化的知识分子可能形成反对力量。但就目前来说，由于北京恩威并施--包括株连整个家庭的严厉惩罚同容忍某些批评意见的做法交替采用，他们的影响正在减退。这种批评和非法行动的灰色界限在涉及爆炸性的腐败问题上几乎被彻底模糊了。在某些案件中，部份高官被处决，但党的领导人子女生活方式依旧，导致公众对于领导层的真实立场持愤世疾俗态度。
何清涟说，中国的政治结构孤立一小部份有权力、势力和地位的人窃取社会财富。这是将国有财产简单地转为私有财产。何清涟本人的故事--从内部批评家变为流亡的异议人士--就说明政府同揭露腐败者之间的爱恨关系。她的最畅销书《现代化的陷阱》就显示贫穷同腐败的关系。由政府资助并得到江泽民幕僚赞誉为杰作的那本书，最终迫使她在今年七月流亡美国。没有受到同样责难的吴国光及总理智囊团其他人物得出结论，中国的继续稳定需要紧急政治和经济改革。
对于中国继续政治和经济改革问题，智囊人物的关键政策建议包括全面的法律改革、民主化、共产党退出政府，那些正是赵紫阳总理在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所推动的。但是，官僚破坏了那一计划，挫败了变革的希望，导致学生到天安门广场抗议。吴国光说，造成数百万学生走上天安门的愤怒仍然可能再次沸腾，任何国家都无法抵抗这种压力，包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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