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构筑第四代领导体制的几个特点

据不完全统计，最近至少有包括河南、辽宁、云南、新疆、广西、山西、青海、西藏等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层官员易人，而明年上半年又将有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完成领导人“换届”。这既是中共高层推进新老交替的重大部署，也是第四代领导体制渐次执掌方方面面重要领导岗位的新开始。

这项工作早已悄然进行，原甘肃省长宋照肃接替孙英，出任甘肃省委书记；原贵州省长钱运录接替刘方仁成为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原湖北省长蒋祝平出任湖北省委书记；张国光当选为湖北省省长；陆浩当选为甘肃省省长；石秀诗当选为贵州省省长；乌云其木格被批准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代主席，后来的辽宁省代省长薄熙来、福建省代省长习近平分别去掉“代”字晋升为这两个省的省长。同为55岁的李荣融、徐冠华今年2月分别接替同为66岁的盛华仁和朱丽兰，出任国家经贸委主任和科学技术部部长等等。

加上最近几个月的省市党政领导人调动，今年以来已超过30名省部级官员接受中央任命出任新职。这种调动，除个别省市领导人违纪而调换外，大部分是出于十六大后政治布局的考虑。这一波省部级官员新陈代谢的特点为：

一、北京直接派员与“就地取材”兼而有之。对于有的省份，当局干脆直接派中央大员前往担任要职，例如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宋德福（原中央劳动人事部长）、河南省省长李克强（原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共海南省委书记白克明（原人民日报社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原国土资源部部长）以及重庆市市长包叙定（国家计委副主任）等，都是在这种思路下走出京城的。而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白恩培、青海省长赵乐际、福建省长习近平、四川省长张中伟和山西省长刘振华均是由副职升任，他们长期在地方工作，其历任不同岗位的经验无疑是对主掌全局的最好积累。

二、省际调动。上海市委副书记孟建柱接替舒惠国出任江西省委书记，贵州省省长钱运录接替刘方仁出任贵州省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由青海平级调任而来。同样的任用方式还有原安徽省委书记回良玉调任江苏、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调任河南、新任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则在福建省长的职位上获得调任、新近当选的黑龙江省省长宋法棠原任山东省委副书记、安徽省省长许仲林原任江苏省委副书记、湖南省省长储波接替刘明祖出任内蒙古自治区区委书记。青海省委书记田成平接替胡富国出任山西省委书记等等。

三、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年轻化是这一波省部级领导班子大换班的特色之一。其中，原北京市委副书记张福森于去年11月取代高昌礼出任司法部长。张福森出生于1940年3月，目前算得上是年龄最大的新任正部级官员。至于接替宋德福檐任人事部长的张学志是1943年出生，后在甘肃长期从事地方党政领导工作，1990年由副省长调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1994年赴京任人事部副部长而后晋升部长。

去年中共五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组织部曾将一份涉及省部级高层干部调配方案向政治局常委汇报，建议重点提拨60年代出生、80年代上大学，年龄40岁以下的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一大批“少壮派”跻身于省部级领导岗位，例如新任青海省省长赵乐际只有43岁，电脑系博士出身的四川副省长柯尊平只有44岁，河南省省长李克强不过45岁，福建省省长习近平不过47岁。换言之，进入省部级以上职位的高官，都是出生于40年代以后的政治新星。

今年北戴河会议以后，为因应加入世贸组织，中共中央组织部进一步提出选拨进部省级领导班子的新条件，包括年龄在35岁左右、经过基层任职锻炼而特别优秀的干部，可选拨进省部级班子担任副职；从各省级班子现有成员和部委及相应级别的机构中，有计划挑选出一批能够进入将来领导层而目前相对年轻的干部出国培训和深造。在一份中组部拟定的被人们称为“老虎队”的33人名单中，确实都是40岁上下的人物，未来两年都是副部级、副省级人选。例如被列入“老虎队”名单的成都市正副市长李春城和郝康理，年龄分别为45岁、44岁，两人都持有硕士学位。当局说了20年的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正被越来越自然地化解在具体的人事操作之中.

四、以稳定为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委书记王乐泉、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书记曹伯纯、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等均再获连任，即是出于稳定的需要。这里所指的稳定包括干部队伍的稳定和地方时局的稳定。地方诸侯汰旧换新往往意味着一大批地方官员的去留，因为“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观念根深蒂固，能不动则不动。曹伯纯、王太华之留任基本是出于这一考虑。王乐泉留任则由于新疆时局的需要，新疆分离主义势力猖獗，王乐泉在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委书记期间，有力地抑制了分离主义运动蔓延，受到北京赏识，实在没有理由将他调离。

五、重视反腐倡廉背景。在二十多个省部级“老虎”被打翻后，自身廉洁和反腐败得力的官员自然被委以重任。在新任省部级官员中，普遍口碑较好，也似乎都与腐败沾不上边儿。这一标准被辽宁省长薄熙来概括为既要“干活”，又要“干净”。一时之间，反腐成为新任官员回避不得的话题。例如湖北省长张国光一上任就誓言：谁不反腐败就下台。沈阳市长陈政高的施政宣言也大张旗鼓：要“老老实实做人，清清白白做官”。

由于这种权力转移并非民意决定，而是中共传统的拨干部模式的结果，所以难免个人意志，难免圈点，难免任人为亲。更由于中共官员的权力过度集中，缺乏制衡机制，当然也难免会出现陈希同、成克杰、李纪周似的人物。这也许是对中共政治体制的一大嘲讽。资料显示，仅去年一年就有22名省部级官员中箭落马，盖因贪污腐败所致。一边是倡导清廉、高喊反腐败，一边是腐败官员前仆后继、层出不穷，凸显现存的干部制度、司法制度、新闻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等方面问题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