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自己常承认自己多疑敏感，而且因为在社会是受伤颇多，所以对世人失望的成分恐怕要多于相信的成分－－他自己就说过“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所以，说鲁迅难以接近，应该比说他平易近人更接近真实。后来成为鲁迅学生与好友的冯雪峰就曾回忆，说第一次经柔石介绍见到鲁迅时，两人就几乎无话可说地在一块儿坐了半天，最后只好怏怏告辞。而鲁迅在自己的日记中也有教育部(那时他在教育部任职)某同事来自己家里“对坐良久，苦甚”的记载。当然，最直接的表现是在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鲁迅自己的叙述，他说白莽(殷夫)第一次受他邀请将《彼德裴诗集》送来供他校对时，就受到了冯雪峰当初受到的待遇，后来白莽还写信给鲁迅抱怨，说自己很悔与他见面，因为自己的话多，鲁迅的话少，天气又冷，“像受了某种威压似的”。鲁迅回信解释说初次见面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从这些直接或间接的介绍来看，鲁迅当年对待客人的确不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倒真有些像徐志摩埋怨的那样“不易和他接近”。
在有关鲁迅的回忆中，有这么一段记录：一次一个鲁迅不愿见的人上门求见，佣人请示鲁迅，鲁迅要她告诉来人自己不在。孰料这人胸有成竹声称自己是见了鲁迅回家后才来敲门的。佣人大窘，回复鲁迅，鲁迅大怒，对佣人说：“你去告诉他：说我不在是对他客气！”结果那人只好怏怏而去。鲁迅有很多我们常人不及的地方，这逐客便是其中之一，要换了我们顶多捏着鼻子让他进来，赔上几小时的牺牲听他胡言乱语。而鲁迅不这样，我看不起你就直接对你讲，犯不上费时间与你周旋。这一点上与他形成对比的就是另一位新文化大师胡适。据说胡适在世之时，家里可是高朋满座，他的大门对谁都敞开，谁都可以到他那里去高谈阔论。当然，代价是他自己的时间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中国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不过，他待客热情的口碑倒的确比鲁迅好。台湾作家李敖曾感慨胡适要把他用于应酬的工夫都用在做学问上，那他取得的成就一定要大得多。当然了，鲁迅这种拒客态度，要碰上硬要见他的人也会失败。海婴就在其《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中回忆，说有一次鲁迅卧病在床，来了一个客人敲门。用人开门，见是一个青年，就告诉他主人身体不好，不能见客。这青年二话不说，转身就走。
过一会儿，又响起了敲门声，用人打开门，见仍是这个青年，他招呼也不打，就直往楼上冲。这时，许广平正在二楼与鲁迅在一起，忙迎下来，企图挡住他不让他影响鲁迅休息。可没有用，他还是固执地冲到了鲁迅床边。什么话也没说，只在床头放下鲜花，就转身下楼去。鲁迅呢，也一言不发，只静静地看着他。这个青年就是鲁迅屡屡为他介绍报纸发表文章的徐梵澄。据海婴讲，鲁迅当时所以不理他，是因为他去德国时，鲁迅给了他许多中国的宣纸，希望他送给德国版画家以做中国造纸文化的宣传。可徐梵澄这马大哈回国时又把这些个宣纸原封不动地带回来了。鲁迅生他的气，所以不想理他。他呢，也不管这么多：反正我要见你，我就得见－－管你高不高兴见我！他们二人真可谓是性情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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