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偶遇
1999年10月，那天，我完成采访后坐上了回郑州的火车，转眼功夫到了驻马店车站。
驻马店是豫南的一个地级市。从下面上来两男两女，都是40多岁的样子，农民般的打扮。四个人瞅瞅我们身边的空位，很小心地坐了下来。
“咱到北京后先找××，他能带咱们到××医院。”四人中的一名男子说话了，“××医院验血很准。”他对面的女人没吭声，病恹恹的样子。
与我同道的同事的老家刚好也在驻马店市，老乡之间特有的情感促使他和他们拉起话来。两个男人告诉我们，他们确实是到北京治病的，他们说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病，在他们的村子里得这种病的人很多，而且，已经有人因此死去。“我们只能去北京，村里的大部分病人在那家医院确诊的。”他们其中一位年龄稍大的男子说，“不光是我们一个村，驻马店很多村庄都是这样。县里的医生说这病全世界都治不好，可他们又不说是什么病。”
四个人来自两个家庭，而且四人无一例外全都是这种病。两个男子是兄弟二人，他们说，他们的家人也染上了这种病，只不过家里一下子凑不够路费，只能让他们先到北京去看看情况。火车快到郑州的时候，他们说出了所在村庄的名字：上蔡县芦岗乡文楼村。
吊了三瓶药液后到上蔡采访
回到郑州后，我仍然像往常一样上班，一转眼就快要进入11月了，我总是在想那几个人，他们到底是什么病？
其实在我不能释怀的时候，已经有人也像我一样百思不得其解了，而且，媒体之间已经开始悄悄流传起来。10月下旬的一天，我赶着上班，走到二楼被人拉住了。回头一看是报社一位编辑，他小声说：“上蔡发现了很多艾滋病人和病毒携带者。”
我突然想起在火车上遇到的那几个人，他们会不会是艾滋病人？
其实，艾滋病在河南被发现有大面积存在的消息已经在省内的媒体中间传开了，这在后来我与一位朋友瞎侃的时候，他的一番话得到证明，而这时已经是2000年的7月了，我已经因为艾滋病的报道和其他的一些事情离开了原来的那家报社。到了一家新创办的报纸。朋友周是一份家庭报的记者，搞摄影的。有一次他说起在上蔡采访回来后，片子被销毁了，一起去的几个人都是这样的待遇，文字记者不准发稿。他说他们去的时间是1999年的10月底，也就是我在火车上遇到四个艾滋病人的时候。
1999年12月，我输了三瓶抗毒性能强的药液后，坐上了开往豫南的长途汽车，到上蔡去采访。
一份内参发出了
我真的进入了艾滋病村－－－文楼村。
1999年12月25日，我写的一份内参发出了，这份内参在当时只印刷了25份，河南省委常委们每人一份，同时得到这份内参的还有省里主抓卫生的副省长和卫生厅的主要领导。河南艾滋病的情况报告第一次通过媒体反映到了省里的高层。
上蔡文楼只是一个公开的缩影。豫南等市的农村，究竟有多少村庄里生活着艾滋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谁都无法统计清楚，而且，暂时也没有人或者哪个部门主动地去做这样的一项统计。
其实，我第一次在艾滋病村采访的时间很短，从那天上午9点算起，到下午5点多，总共八个多小时。这一天，我接触了至少八个艾滋病人，他们所讲述的“卖血”故事我觉得好像是天方夜谭。
而他们那种对生的流连不得不让人动容。他们说自己是无辜的，都是那些来村子里买血浆的人把他们害了，可现在到哪里去找他们算账。每一个因“卖血”而感染了艾滋病的人都是一个辛酸的故事，都是一把辛酸泪。更有的家庭是无一幸免全家人集体感染。我见过一家人弟兄八人，还有两个姐妹，也就是兄弟姐妹10人，老大今年50来岁，最小的妹妹30几岁。这一家人后来又分出去10个小家庭，一大家子五六十口子。就是这一家人，先是老大出去卖血，后来，老二、老三都跟着去，到最后，一大家人男男女女都赤膊上阵了。卖血，确实给这家人带来了短暂的辉煌。
我到他们所在的村庄采访时，有人把这一家人的情况告诉我，我决定到这10个小家庭看看。我见到了老四家的媳妇，她说，我们这一大家子不能活了，床上躺着十多个，将要躺倒的还有不知几个，你看看我，现在还能跟你说话，其实，医院早就查出来了，我也是病毒携带者，医生说，快了。今年初，我又到了那个村庄，问起她的情况，别人说，不中了，在床上躺着呢，起不来了。
很多我采访的病人都是这样，第二次去的时候，不是已经死了，就是病情开始加重。不单是这些一个个的病人，他们所在的村庄也同样是这样－－病人一天天增多。
消息来源：古城热线(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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