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报导，社会学家是这样定义“绝对贫困”的－－“泛指基本生活没有保证，温饱没有解决，简单再生产不能维持或难以维持”。“相对贫困”则是指“温饱基本解决，简单再生产能够维持，但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或能力很弱”。
尽管，从总体上讲，中国的“贫困问题”已由“绝对贫困”时代走向“相对贫困”时代，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在“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之间划上一条明确的界限：绝大多数的“相对贫困”者，刚刚跨过贫困线，稍有生活波折，很可能就会重返“绝对贫困”的群体。
城市贫困，就其整体而言，基本上是一种“相对贫困”现象。一份权威的统计数据认为，中国目前的城镇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已达1500万人，属于“城市（镇）贫困”人口的有1382万人。而早在1992年，全国总工会通过调查得出，全国贫困职工家庭人口数超过2000万人。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根据他们的有关调查推算，中国城镇居民有近5000万贫困人口。
不同的数字后面有着对此问题不同的理解，而许多人正在承受着这种痛苦的演化。
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为“城市贫困”困扰。像印度、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没处理好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几乎成了“建在贫民窟上的国家”。比如，巴西在告别20世纪时，有贫民窟3905个，比1991年增加了717个，长幅22.5%。经济最发达的圣保罗州也是巴西贫民窟最多的州，那里集中了1548个贫民窟，占巴贫民窟总数的39.6%。
据巴西地理统计局界定，贫民窟是指有50户以上人家，汇住在一起，房屋建筑无序，占用他人或公共土地，缺乏主要公共服务设施的生活区。贫民窟的房屋往往是临时搭建的棚户，居住者对自己的临时住房没有合法的产权，随时可能面临政府的整治、清理。这些非正式的城区通常不具备水、电、污水处理、垃圾清扫等服务，是吸毒、卖淫、嫖娼、偷盗、抢劫等社会犯罪滋生的沃土。
贫民窟是城市化过程的产物（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很少有国家可以避免。
在我国，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形成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农民进城受到诸多限制，没有形成典型的“贫民窟”的政治条件，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进城民工的增加，在城市周围繁衍生出的“村落”无疑让人想到了它的存在。
那么，是要户籍制度还是要贫民窟，是要加速城市化（我国城市化程度目前不到35%，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40%以上的平均水平），还是要预防“大城市病”，这是一个颇费考量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限制在土地上，造成了空前的“人地关系”紧张，从而最终导致了农业人口大面积的贫困。让农民到城里来，即使出现贫民窟，也能创造一部分就业。
另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应提倡“就地转化”，不能让他们无限制地流到大城市去。否则，会加剧城市里的失业状况，使城市贫困问题更加恶化。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像国外那样出现“贫民窟”。
有意思的是，一个原来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到东南亚某城市看到城市垃圾堆上的贫民窟的惨烈的生存状态，改变了看法。这位教授并没有问那些生活在贫民窟的人们是否愿意回到农村，只是主观觉得：农村的生活要比贫民窟的生活好。
但是，进了城的中国农民只要能生存，大多不愿意回到农村去，这是客观的现实。城市给他们的不仅是梦幻般的希望，更是活生生的视界和感官冲击。而在农村，这一切似乎都不存在。教授的想法或许仅仅是想法而已。
今年的联合国人居日的主题是“没有贫民窟的城市”（Cities without Slums）。不知未经历过大规模“贫民窟”历史阶段的中国会做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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