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介绍长江流域低洼地带（行蓄洪区）人民灾难性的生存状态。１９９１年大水灾和一位富于责任感而又勇敢的报告文学作家，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这苦难之深重与惨烈。
《中国青年报》年轻记者卢跃刚目击了一切，但他如实报导的新闻稿屡次不得发表。幸好他同时还是一位记实文学作家，于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实终于从“报告文学”的孔道透露出来。
１９９１年６月中旬起，华东普降暴雨，江淮平原洪水泛滥，散布于淮河流域、太湖流域数十个行蓄洪区的命运摆到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会议桌上。犹如战争时期的总参谋部，国家防总灯火通明，决策者们紧张地等待着专家计算结果。１５日凌晨３时，结论：次日洪峰将在王家坝超过安全水位，必须立即分洪。一个多小时之后，国家防总副总指挥、国务院副秘书长李昌安签发了“国汛令（１９９１）第一号命令”，令安徽省防汛指挥部于晨８时开启王家坝闸门，向蒙洼蓄洪区分洪。
富于中国特色的“分洪”制度，就是在洪水威胁城市和交通干线之际，炸开海拔较低地区农民所修筑的堤坝（长江下游称“墟”，中游称“垸”），让洪水淹没这些被事先规划为“行洪区”或“蓄洪区”的低洼乡村，以降低水位，削峰滞洪。
已有八年没有开启的王家坝闸门在中央政府的死命令下缓缓提起了，铅灰色的雨幕中，１２万蒙洼蓄洪区民众紧急撤离，人人泪水晶莹，绝望地回望着故乡蒙洼，那１８万亩麦子已经成熟了的金色的土地。农民发疯地往闸门下每秒１６８０立方米的洪水上扑，拽下来，挣脱了再扑……。
十六天后，一位来自北京的大报记者乘船登上了被洪水围困的高地。刚上岸，一个白发苍苍的赤膊老人“扑通”一声跪倒在他面前，浑身颤抖着，伸出双手乞求道：“同志，有馍没有，我饿得不行了！”
记者问：不是发了救济粮吗？不是说人人都能吃饱吗？
灾民们说，半个月来，只发了两次救济粮，一共７斤，其中６月２２日第二次救济，每人只发了半斤面粉。
政府当局曾承诺空身逃命、一无所有的“三光户”有饭吃，事实上大有出入。对一般灾民发放的救济粮，实际上也是要花钱买的。每人每天一斤的平价粮，虽然政府已补贴了两角，一贫如洗的灾民仍然买不起。
这是一个发生在蒙洼的真实的故事：刘家老少三代五口人，饥饿难耐，估算着那点儿救济粮肯定熬不出头。凭经验，如果不采取措施，三代五口人有可能同归于尽。他们开了个家庭会议，会议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为了保存刘家后代，五口之家要有两个人去死，以省下两个人的口粮保活下来的三个人。
谁去死呢？
两个孩子是刘家的根儿，家庭会议最终的就是要强有力地保护他们的生命，以延续香火，传宗接代。他俩当然免死。
死神只能在三个大人中挑选两人。
……
老太太主持会议，首先提出请死。她的理由是无可辩驳的：“我岁数大了，老了，不中用了，身体也不好，死就死了。”
那么夫妻二人谁去死呢？
夫妻争执不下……最后争得夫妻相对无言，忽又抱头痛哭，只得请老太太最后定夺。
老太太看看儿子，又看看媳妇，沉吟片刻说：“让儿子死吧！”
儿媳一听就急了：“要是不让我先死，你们死了，我也带着孩子一块死，留下我，我有这么重的心脏病，孤儿寡母怎么活啊！”
家庭会议终于最后决议：赴死者－－老太太和儿媳妇。
当天夜里，星光灿烂，老太太和儿媳手拉手，一块儿投入滚滚洪流……在记叙了这个故事之后，报告文学作家概述道：“在灾区采访，自杀的故事不绝于耳。”（卢跃刚：《辛未水患》，发表于《中国作家》，引自报告文学集《长江三峡半个世纪的论证》，中国社科院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后同。特向作者和编辑致谢）
蒙洼蓄洪仍然未能大幅度削减洪峰，接下来轮到了丘家湖。丘家湖洼地，属于安徽省颖上县半岗区，有５万余亩土地，３万多人口，８８个村庄。从１９５３年起被定为行洪区，悲剧的命运便被决定。为削弱民众的反对，地方官员以分洪受灾后每人每天３斤大米相欺骗，事实是，别说３斤大米，１斤大米也从未兑现过。至９１年前，丘家湖共行洪十二次，平均三年一次，次次如此。丘家湖农民曾十二次抵抗行洪，１９８２年，灾民聚众殴伤了执行炸堤命令的副县长和县武装部长，并人人手捧污泥向省长砸去。９１年该是第十三次了。
炸堤之前，邱家湖人拼死保堤，已经砍倒７５００棵大树，用去了９万条草包、麻袋，打下了６万根木桩……人们毁家补堤，在所不惜。经历了与洪水７日７夜的搏斗后，淮堤安然无恙，数万护堤官民信心倍增。
６月１６日，蒙洼分洪次日，邱家湖接到了炸堤分洪的死命令。
消息火速传开，数万正在大堤上奋战的人们如雷轰顶，顿时瘫软下来……。
群众包围了执行炸堤任务的军队。“四面人墙围着，这里有明显的敌意，也有痛苦的哀求。”自然，孤独无助的农民无法抵抗来自中央政府的命令。为了减轻洪水的冲击力，民众主动在淮堤上挖开了一道５００多米长的口子。军队执行命令，坚持要炸，以增加泄洪量。在民众的哀求下，军人们动了恻隐之心，只用了２０吨炸药，炸开了５００米。溃堤处，洪水以翻江倒海之势奔腾直下……。
作家忠实地记述了丘家湖覆灭的悲惨景像：炸堤之后，两位农妇关正英、孔祥英毫无逃避之意，反准备把自己捆绑在自家的麦垛上，与粮食同归于尽。两位丈夫发现了妻子的举动，急声呼唤。但两个女人毫不理会，继续冷静地往身上绑绳子。好几米高的洪峰伴随着隆隆声响直扑过来。男人们冲上麦垛，制服了她们的反抗，解开绳子，把她们推上树。但时间来不及了，女人们得救了，男人们却在麦垛上被洪水冲向远方……。
陈家堂则是一家祖孙三代共用一条绳子和麦垛死死绑在一起。
“洪水滔滔，陈家祖孙三代在大麦垛上紧紧地抱在一起顺流而下。
庄台上、大树上、墟堤上，凡是能看到他们的人都在呼喊，都在流泪。
呼喊和眼泪一直把他们送进莽莽夜空。”
次日晨，在漂流了２０里之后，人们在汇集于洄水区的万余个麦垛中发现了他们。军队派出营救快艇，说明将要实施的再次炸坝行洪将危及他们生命，要他们下到船上。但一家人在麦垛上嚎啕大哭，就是不肯舍弃粮食。军人们被深深触动了，最后出动大船将这祖孙三代连麦垛拖到岸上。
民以食为天。粮就是命。
然而，更多的人却怀着满腔的仇愤，提前作出了另一种令人震惊的抉择……。
“这次行洪把农民的耐心和愤怒逼到了极限，逼到了没有生路的份上！
６月１６日下午３时，也就是行洪前的三个小时，有人在麦垛上点燃了淮河行洪史上第一把火。
第一个麦垛燃起了熊熊大火。
这把火点燃了一种可怕的情绪。
紧接着第二个麦垛、第三个麦垛……很短的时间里，４０余平方公里奔走呼号，成千上万个麦垛都燃烧起来了！
丘家湖顿时成为一片火海。
大火燃烧着，滚滚浓烟直冲云霄，哭声一片，天空阴霾而沉重。
高山为之黯然！
江河为之哭泣！”（同前）
然而丘家湖的灾难尚未到头：因泄洪量未达到要求，丘家湖接到命令再次炸堤，扩口行洪。这意味着又有数万人倾家荡产，沦为灾民。区委书记沈步才无视到现场监督的省防汛指挥部官员，高喊“要炸，你们自己去，我不能当被人千古唾骂的坏蛋！”摔掉电话，抹着泪冲出门外。（第一次炸堤前后，在组织紧急撤离时，他都被老百姓指鼻大骂，“你是只会保乌纱帽的坏蛋！”从那一天起，这位“坏蛋”再不准人们提起他的名字。）女副区长杨某抓起话筒回答：“明白了，我们执行！”话音未落，已泪沾衣襟……（北京《十月》１９９２年１期，鹿永建：《补天记》）
作家写道：“行蓄洪区内的生产队长、村长、乡长（书记）、区长（书记）、县长（书记）、市长（书记），炸墟行洪后，没有不哭的。”
为了减轻洪水对正南淮堤的压力，６月１７日前，蒙洼、丘家湖等８处已经相继开闸、炸堤，行洪蓄洪。但上游暴雨不止，水位降而复升。６月１８日凌晨，正阳关洪水已离保证水位仅差０·２６米。为了保住正南淮堤护卫下的数百万人口、数百万亩耕地和数十个城镇，国家防总决定于姜家湖破堤行洪。转瞬之间，又有数万农民痛失家园。
６月底７月初，暴雨再度横扫江淮平原。
７月５日，为了缓解继续上涨的太湖洪水，国家防总命令炸开大鲇鱼坝和红旗塘坝，但分洪效果不彰。为了确保上海，国家防总８日命令再炸钱盛荡坝，总指挥田纪云亲往督战。８日晚７点１５分，一声巨响，洪水中跃起一道几层楼高的黑幕。太湖洪水如万马奔腾，夺路而走。为了增加泄洪量，钱盛荡总长１２００多米的８条大坝在三、四个小时的连续爆破中相继崩溃，洪水席卷了一个又一个村庄…。
为了保住大上海，７月８日前共计炸毁自太浦河、红旗塘、钱盛荡、过柳河直至黄浦江的８处堤坝。
７月１０日凌晨，津浦铁路告急。在国家防总的命令下，苏皖两省继续连夜炸堤。汪波西荡、孟家墟、小熊墟、东关墟破堤行洪，又是数万亩良田成为泽国，数万人逃上堤坝。
同日，国家防总决定炸开太湖地区最后一条泄洪道－－沙墩港坝，向长江和大运河分洪。
至７月１１日，尽管已经使用了一切应急措施，淮河流域洪水仍在上涨。在极端严重的局势下，最后一张王牌也打了出去：城西湖开闸蓄洪。如果此举仍不能减缓淮河干流洪水，便只有听天由命了。这是城西湖历史上第一次蓄洪。据蓄洪专家测算，撤离城西湖的人口和粮食，至少需要二十四小时，但国家防总命令中给他们留下的仅有十小时。
命令比科学更大，更现实。
一声令下，城西湖蓄洪区的５３９４户居民、２３９００口人开始了他们生命中的十小时大逃亡。粮食抢不走了，丢下；家具也来不及搬走了，丢下；猪、羊被人的惊慌所感染，惶惶不可终日，孩子们吓得连哭带叫，老人则用手拍着心爱的棺材，悲哀地嚷道：“我不走，我不走。”世界末日到了？
……一时间，人畜、禽挤在了一起，交通阻塞，狼籍一片，景像令人不棠慷谩！保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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