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田事变：中共大规模党内清洗
江西民歌“十送红军”......
六十年代在中国学习、工作或生活过的人恐怕无人不晓这首江西民歌“十送红军”。秋雨缠绵、梧桐落叶，再加上野鹿的哀号，一曲勾画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告别根据地乡亲，踏上长征之路的凄凉情景。然而据考证，这首江西民歌实际上描述的是29年底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下的红四军在第三次围剿中撤离井岗山时的情景。而正是这一向赣南发展决定却成为发生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清洗的导火线，造成数千名红军党和军队干部死于自己同志手中的更为凄凉的惨景。这就是党史上鲜为人知、却对中共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的真相
1930年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在他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中展开“肃反”，代表赣西南中共党团机构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被供称为AB团首要人物，所谓AB团是指北伐期间国民党右派组织AB 反赤团。毛泽东认为赣西南党组织“AB团富农充塞领导机关”，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并在组织上加以解决，12月他先后派遣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方面军秘书长古柏、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即现任中组部部长曾庆红的父亲，率人去省行动委员会所在的富田。李韶九一到达富田随即把省行委和红20军8个主要领导人逮捕，经过残酷的严刑拷打，获得所谓其它AB团成员的口供。在短短的5天内，抓获AB团120名，要犯几十名，并先后处决40多人。可是在他试图进一步逮捕红20军干部时，触发20军部份军官率部队包围富田，扣留李韶九等人，释放被捕同志。这就是中共党史上的[富田事变]。
事变领导全部被处决
然而这场悲剧并没有就此结束。事变发生后，事变领导人为了避免和总前委派来红军部队之间发生冲突将红20军向西移防，同时把扣留总前委派来肃反的人全部释放。事变领导人20军团政委刘敌给在上海的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述说事情经过，承认过激行动的错误，恳请处分。他们还委托赣西南特委书记段良弼携带近万字事变详情报告前往上海中央汇报。
在江西，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对事变采取了与总前委不同的态度，在指出事变领导人的严重错误的同时，也批评了毛泽东总前委过火的行为，认为应该以党内矛盾处理这一事件。可是这项决定很快就被左倾上海中央政治局所推翻。政治局将这一事变定性为AB团反革命暴动，并派出中央代表团前往江西苏区，撤销项英的代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而以为得到平反的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事变领导此前接到项英开会的指示，在不知道生变得情况下前往苏区中央局，结果被一网打尽，全部处决，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AB团。
红20军覆灭在自己人手中
而红20军移防指战员完全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坚持对敌斗争，并配合广西来的邓小平率领下的红7军打了几个大胜仗。31年7月风尘辗转到达于都，接到副排级以上军官开会通知后，20军的7、8百名军官全部被包围缴械，不久这些曾经浴血奋战过的红20军官兵，除了两人幸免外，全部被处决。
由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编的《军事大辞典》是这样记录红20军生命的最后一站的：30年7月赣西南一带地方武装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全军2千500多人。1931年7月该军番号撤销，部队编入红4军和红3军团。“富田事变”之后开始的共产党内部的大规模清洗，最终导致最多有十万人被处决。
富田事变冤魂10万
“富田事变”开始了中共早期历史上最血腥的一次党内清洗。在中共左倾领导下全国各个苏区掀起大规模肃反运动，据统计短短几年间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红军、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在庐山会议受到政治牵连的前毛泽东秘书李锐在[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说，从“富田事变”打AB团开始，有10万共产党人死于自己人手上。红军1934年开始长征时也不过只有30万人，这一数字是十分惊人的，它恐怕超过了国民党和其军队对共产党的清洗和围剿。
环境造就了共产党的残酷
对于“富田事变”的分析有多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这是由于当时残酷的斗争环境造成的。撰写过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传记、并即将完成毛泽东传记的美国科尔比学院中国问题学者李芾甘教授认为，1927年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屠杀，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苏区的大规模围剿，以及党内不断出现的变节和叛变，这都使得中共领导人有一种被围困的心理状态。
李芾甘说：“当时有一种被围困的心理状态，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某种程度上说是可以理解的。1927年以后，党遭到国民党的大规模清洗，有不少人向国民党特务叛党，党内也有人背叛，有的当了特务。在政策上中共党内也有许多不同意见。那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一样残酷无情。党内外都有许多敌人，可以把当时思想状况称为是受围困意识主导。”
毛泽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主观因素来看，毛泽东尽管是奉上海中央的指示进行肃反，另外据中共党史专家、北大教授杨奎松说，并没有发现证据杀人是奉毛泽东的命令干的，可是现在中国国内党史研究中一般认为，作为总前委负责人，毛泽东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究竟毛泽东是因为路线斗争还是因为容不得人的个人品质而酿造了“富田事变”，学者仍有不同的看法。
毛泽东本人在长征后和美国记者斯诺的长谈中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说成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富田事件”中首当其冲被逮捕的赣西南党和红军创始人李文林的确在30年5月参加李立三上海主持的全国苏维埃会议返回苏区后，部署贯彻和毛泽东主张针锋相对的打大城市的路线。这也就激化了和毛泽东在土地分配和地方机构归属问题上已有分歧。而毛泽东究竟是否利用政策分歧来消除异己，这将依然是只有毛泽东才能回答的问题。
在庐山会议被打倒的前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引述曾经和朱德同上井岗山、后在肃反中被杀害的红军领袖何笃才的话说，论才干没有人能够超过毛泽东，政治主张也最正确，可是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够一视同仁。毛泽东这种不受党的纪律和伦理的约束，不惜手段消除异己的做法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一再得以印证。
延安整风吸取了富田事变的教训
“富田事变”和肃反中对党内意见不同的人所采取的肉体消灭办法，这甚至早于30年代斯大林在苏联进行的清洗。可是，中共党史专家杨奎松教授说，当时军事斗争残酷，对敌特嫌疑普遍采取极端手段。而毛泽东从“富田事变”中也吸取了教训。
杨奎松：“现在也不能完全说是毛泽东个人的意志，或者说他个人要把这些人要清除掉就一定要清除掉。因为后来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后来在“延安整风”以后，他也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比较大的失误，一个是“富田事变”，一个是“延安整风”。如果他成心要整肃那些人，象根据地肃反那么搞。按道理“延安整风”后，他不应该说这个话，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扯到自己头上来。”
59年在庐山被毛泽东打倒、文革中迫害致死的彭德怀和李锐都认为毛泽东是吸取了“富田事变”得教训，后来才在“延安整风”中规定“一个不抓，大部不杀”，使得肉体消灭党内反对派的办法成为绝响，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共产党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可是另外一方面，在“富田事变”中显示出对不同意见的人士制造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及逼供信的做法，就连中共名将肖克也深有感触地写到：“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得不堪回首。”而在70年后的今天，取而代之肉体消灭的精神摧残，这种做法可以说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和彻底消除。流亡美国的前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说，中国共产党有两个根本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苏绍智：“共产党建党以后刘少奇说过多少次，我们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没有受到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这是我们的优点。这当然也是个大问题。布尔什维克建党极左一直占主导地位。所以中共按布尔什维克原则组党，本身就带有极左的特性。共产党的第二个重大影响就是封建专制的影响。在封建专制时代，处份是十分残酷的。例如抓了人犯罪，进去先打多少大板。中国传统封建一向是有罪推定论，跟民主的无罪推定一向是对立的。这也就是毛泽东过去说过的，我们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揭开中共早期历史一段血腥内幕
49年后中共对苏区一部分被冤屈的人平了反，56年又有8千多被错杀的人平反。可是因为涉及毛泽东，“富田事变”的性质和领导人在中共党史研究上一直是一个空白，直到80年代后期在中共党史研究人员和个别幸存者的推动下，才得到非正式平反。而人们盼望许久的正式平反红头文件却迟迟未下来。
在中共建党80周年之际，在“富田事变”前后的清洗中的几万死难者是否得到平反，似乎并不是中共的当务之急。但是，中国国内已经有一些刊物开始掀开中共早期历史上的这一段血腥内幕。
在杀人党80年有感
(一)
当年杀人地
已是柏油新
白骨今安在
无有后来人
(二)
杀人复杀人
杀人何其多
杀人已三代
鲜血满黄河
(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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