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腐败进行到底

市场化渐行渐远，权力一元化如旧，经济与政治的不协调越大，越易造成腐败的土壤。权力的高温加市场的温润，便是腐败疯长的中国。本文试图解答这个问题：当前中共体制内何以会产生如此惊人的腐败？但这并非孤立的问题。要解答中共腐败的问题，首先要解释一个更普遍性的问题：什么体制最容易产生腐败？

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腐败，不存在绝对不会产生腐败的体制，可是，毕竟有些体制可以抑制腐败，有些体制却可以助长腐败，其间的区别何在？腐败与社会形态有何种相关性？

四种社会形态独裁体制最腐败

为了理解腐败起源的社会背景，这里试建立一个最简单的理论模型－将社会形态划分为政治和经济两大要素，其中政治区分为专制和民主两大类型，经济区分为指令和市场两大类型，则就有以下四种社会形态的组合：

专制政治＋指令经济；专制政治＋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指令经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其中，“民主政治+指令经济”的组合接近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但在历史实践中缺乏真正实例（北欧各国相对接近），可以置之不论；其他三种组合在现实中则都有相应实例，三者与腐败的相关性如下：

专制政治＋指令经济┃极权体制┃高度特权、低度腐败
专制政治＋市场经济┃独裁体制┃低度特权、高度腐败
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民主体制┃低度特权、低度腐败

这里需要作些说明。通过一元化的绝对权力攫取正常的经济利益，可以有两种方式：在指令经济（权力本位）环境中，权力自上而下垂直控制经济分配，掌权者可以直接为私人攫取物质利益，是谓特权（有权就有钱）；而在市场经济（金钱本位）环境中，权力已无法直接控制经济分配，但掌权者可以介入市场，通过非法交易间接攫取物质利益，是谓腐败（以权交换钱）。为什么极权体制的腐败较少？因为在指令经济环境中，市场萎缩，金钱功能退化（有钱也未必能买到商品），大规模的金钱交易既不可能，也无意义，于是特权才会成为腐败的替代品。但无论是极权体制还是独裁体制，权力都趋于不受任何限制，因而权力也就无可避免地为私人所用，要么容易产生特权，要么容易产生腐败，二者必居其一。

相反，民主体制之下市场繁荣，金钱功能亢进，但权力受到广泛限制和监督，腐败便相对不易产生。可以这样简单地概括：民主政治也无法避免特权或腐败，但专制政治则必然导致特权或腐败。

腐败是经济繁荣的权力寄生物

据以上社会形态分析可知，没有权力就没有腐败，没有金钱也没有腐败，缺乏市场的社会（极权体制）或缺乏专制的社会（民主体制）都不易产生腐败，所以，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腐败程度都较低，西方国家和香港的腐败程度也较低；相对而言，兼具专制和市场的社会（独裁体制）则最易产生腐败并不是市场造成腐败，而是腐败需要市场，腐败是经济繁荣的权力寄生物，所以，当代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的腐败程度就很高（新加坡是较突出的例外），民国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以后的中国的腐败程度也很高。

由此就不难理解中共腐败的历史背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典型的极权体制，政治空前膨胀，经济一穷二白，因此特权现象普遍，而腐败显然缺乏基本的市场条件（当然此外还有焦裕禄式理想主义和党纪的有效约束等次要因素）；自“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垄断依旧，但经济转轨，市场开放，外资大量流入，中国的社会形态实际上已转向独裁体制，权力与市场一拍即合，腐败现象遂愈演愈烈。因此，中共腐败的社会形态背景，与过去国民党式、当代东南亚式和拉美式腐败的社会形态背景是较为接近的。不过，当今中共毕竟是极权体制的退化和僵化，而国民党、东南亚和拉美国家则是民主体制的异化和恶化，相比之下，弱化的极权主义仍比一般的独裁体制更严厉，当前中共的专制比毛泽东时代固有不足，比国民党时代则仍有余，这正是中共腐败的优势所在。

专制到底必将腐败到底

因为在同样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权力一元化的程度越高，腐败的需求就越大，腐败的实现也越容易；而邓小平的实用政策正造成了中共体制只有“（经济）开放”而无“（政治）改革”，市场化之路渐行渐远，权力一元化却未见削弱，经济与政治的不协调度越来越大这无疑是腐败的最佳社会土壤，是腐败的热带，权力的高温加上市场的湿润，遂造成一个腐败疯长的中国。牵涉越来越广的高层腐败，已使大陆几乎沦为一个“盗贼统治的国家”（KLEPTOCRACIES）！

如何消灭中共腐败的社会机制？根据上述腐败与社会形态的相关性模型，无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返回极权体制，抑制市场，复辟指令经济；要么改革政治，转向西方式民主体制，强化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使司法、反腐机构和新闻真正独立化。就是说，要么回到毛泽东，要么紧跟戈尔巴乔夫，舍此之外的方法，都是舍本逐末，难有真正成效。

只是，回到毛泽东则丧失金钱，紧跟戈尔巴乔夫则丧失权力，中共及中共体制内的腐败分子显然两不情愿。为了维护既有的地位和利益，他们就只有保持现状，将专制进行到底。那么，必然地，他们也会将腐败进行到底。

资料来源：<<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