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腐敗，不存在絕對不會產生腐敗的體制，可是，畢竟有些體制可以抑制腐敗，有些體制卻可以助長腐敗，其間的區別何在？腐敗與社會形態有何種相關性？
四種社會形態獨裁體制最腐敗
為了理解腐敗起源的社會背景，這裡試建立一個最簡單的理論模型－將社會形態劃分為政治和經濟兩大要素，其中政治區分為專制和民主兩大類型，經濟區分為指令和市場兩大類型，則就有以下四種社會形態的組合：
專制政治＋指令經濟；專制政治＋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指令經濟；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其中，「民主政治+指令經濟」的組合接近於民主社會主義的理想，但在歷史實踐中缺乏真正實例（北歐各國相對接近），可以置之不論；其他三種組合在現實中則都有相應實例，三者與腐敗的相關性如下：
專制政治＋指令經濟┃極權體制┃高度特權、低度腐敗
專制政治＋市場經濟┃獨裁體制┃低度特權、高度腐敗
民主政治＋市場經濟┃民主體制┃低度特權、低度腐敗
這裡需要作些說明。通過一元化的絕對權力攫取正常的經濟利益，可以有兩種方式：在指令經濟（權力本位）環境中，權力自上而下垂直控制經濟分配，掌權者可以直接為私人攫取物質利益，是謂特權（有權就有錢）；而在市場經濟（金錢本位）環境中，權力已無法直接控制經濟分配，但掌權者可以介入市場，通過非法交易間接攫取物質利益，是謂腐敗（以權交換錢）。為什麼極權體制的腐敗較少？因為在指令經濟環境中，市場萎縮，金錢功能退化（有錢也未必能買到商品），大規模的金錢交易既不可能，也無意義，於是特權才會成為腐敗的替代品。但無論是極權體制還是獨裁體制，權力都趨於不受任何限制，因而權力也就無可避免地為私人所用，要麼容易產生特權，要麼容易產生腐敗，二者必居其一。
相反，民主體制之下市場繁榮，金錢功能亢進，但權力受到廣泛限制和監督，腐敗便相對不易產生。可以這樣簡單地概括：民主政治也無法避免特權或腐敗，但專制政治則必然導致特權或腐敗。
腐敗是經濟繁榮的權力寄生物
據以上社會形態分析可知，沒有權力就沒有腐敗，沒有金錢也沒有腐敗，缺乏市場的社會（極權體制）或缺乏專制的社會（民主體制）都不易產生腐敗，所以，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的腐敗程度都較低，西方國家和香港的腐敗程度也較低；相對而言，兼具專制和市場的社會（獨裁體制）則最易產生腐敗並不是市場造成腐敗，而是腐敗需要市場，腐敗是經濟繁榮的權力寄生物，所以，當代東南亞和拉美國家的腐敗程度就很高（新加坡是較突出的例外），民國時代和鄧小平時代以後的中國的腐敗程度也很高。
由此就不難理解中共腐敗的歷史背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典型的極權體制，政治空前膨脹，經濟一窮二白，因此特權現象普遍，而腐敗顯然缺乏基本的市場條件（當然此外還有焦裕祿式理想主義和黨紀的有效約束等次要因素）；自「改革開放」以後，政治壟斷依舊，但經濟轉軌，市場開放，外資大量流入，中國的社會形態實際上已轉向獨裁體制，權力與市場一拍即合，腐敗現象遂愈演愈烈。因此，中共腐敗的社會形態背景，與過去國民黨式、當代東南亞式和拉美式腐敗的社會形態背景是較為接近的。不過，當今中共畢竟是極權體制的退化和僵化，而國民黨、東南亞和拉美國家則是民主體制的異化和惡化，相比之下，弱化的極權主義仍比一般的獨裁體制更嚴厲，當前中共的專制比毛澤東時代固有不足，比國民黨時代則仍有餘，這正是中共腐敗的優勢所在。
專制到底必將腐敗到底
因為在同樣的市場經濟環境中，權力一元化的程度越高，腐敗的需求就越大，腐敗的實現也越容易；而鄧小平的實用政策正造成了中共體制只有「（經濟）開放」而無「（政治）改革」，市場化之路漸行漸遠，權力一元化卻未見削弱，經濟與政治的不協調度越來越大這無疑是腐敗的最佳社會土壤，是腐敗的熱帶，權力的高溫加上市場的濕潤，遂造成一個腐敗瘋長的中國。牽涉越來越廣的高層腐敗，已使大陸幾乎淪為一個「盜賊統治的國家」（KLEPTOCRACIES）！
如何消滅中共腐敗的社會機制？根據上述腐敗與社會形態的相關性模型，無非只有兩種選擇：要麼返回極權體制，抑制市場，復辟指令經濟；要麼改革政治，轉向西方式民主體制，強化對權力的限制和監督，使司法、反腐機構和新聞真正獨立化。就是說，要麼回到毛澤東，要麼緊跟戈爾巴喬夫，舍此之外的方法，都是舍本逐末，難有真正成效。
只是，回到毛澤東則喪失金錢，緊跟戈爾巴喬夫則喪失權力，中共及中共體制內的腐敗分子顯然兩不情願。為了維護既有的地位和利益，他們就只有保持現狀，將專制進行到底。那麼，必然地，他們也會將腐敗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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