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坛禁忌

港督彭定康曾讥笑一些调嘴学舌的香港俊杰是“病鹦鹉”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谈到这件事,一面严肃的说:“那些俏皮话,我不想评论那些东西。”张浚生把俏皮话看得像污言秽语一样谈也谈不得,应该是意料中事。中共由党主席到地方官,在百姓面前向来都是不苟言笑的。

中国百姓显然也受了中共影响:南开大学月前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北京、天津市民百分之八十以上没有幽默感。大陆喜剧演员陈佩斯也说,不少电影导演认为喜剧“低级”。中国人向来喜欢凄凄惨惨戚戚说愁道苦,没有多少幽默感。现在,这种民族病显然更加严重了。

从前,幽默的火花偶然也会在我国政坛上闪耀,例如汉武帝有一次说要赐肉给侍从,可直到天黑还没有人来传诏分肉,从官东方朔于是自己拔剑割了一片肉回家。武帝知道了,有点不高兴,要东方朔“自我批判”。东方朔说:“朔来,朔来(东方朔啊东方朔)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拿回家送给老婆),又何仁也!”(《汉书·E东方朔传》)自吹自擂了一番,逗得武帝哈哈大笑,一场小风波就化解了。

中共领袖不要幽默;一幽默就没法维持“稳定中国”的肃杀气氛了。所以新中国政坛没有轻松的笑话。我们只有文革、六四。

在西方,政治领袖喜欢说笑。当年美国总统列根给狂徒开枪打倒之后,忍着痛跟医生开玩笑说:“你们是共和党人吧?”一句话就把笼置全国的愁雾都扫光了。一个健康的国家绝对不会把幽默当做禁忌。

我们革命的中国却永远都是咬牙切齿的。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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