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督彭定康曾讥笑一些调嘴学舌的香港俊杰是“病鹦鹉”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谈到这件事，一面严肃的说：“那些俏皮话，我不想评论那些东西。”张浚生把俏皮话看得像污言秽语一样谈也谈不得，应该是意料中事。中共由党主席到地方官，在百姓面前向来都是不苟言笑的。
而中国百姓显然也受了中共影响：南开大学月前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北京、天津市民百分之八十以上没有幽默感。大陆喜剧演员陈佩斯也说，不少电影导演认为喜剧“低级”。中国人向来喜欢凄凄惨惨戚戚说愁道苦，没有多少幽默感。现在，这种民族病显然更加严重了。
从前，幽默的火花偶然也会在我国政坛上闪耀，例如汉武帝有一次说要赐肉给侍从，可直到天黑还没有人来传诏分肉，从官东方朔于是自己拔剑割了一片肉回家。武帝知道了，有点不高兴，要东方朔“自我批判”。东方朔说：“朔来，朔来(东方朔啊东方朔)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拿回家送给老婆)，又何仁也!”(《汉书·E东方朔传》)自吹自擂了一番，逗得武帝哈哈大笑，一场小风波就化解了。
中共领袖不要幽默；一幽默就没法维持“稳定中国”的肃杀气氛了。所以新中国政坛没有轻松的笑话。我们只有文革、六四。
在西方，政治领袖喜欢说笑。当年美国总统列根给狂徒开枪打倒之后，忍着痛跟医生开玩笑说：“你们是共和党人吧?”一句话就把笼置全国的愁雾都扫光了。一个健康的国家绝对不会把幽默当做禁忌。
我们革命的中国却永远都是咬牙切齿的。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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