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邓丽君死于爱滋，目的无非是指她私生活放荡。放荡也许是的，不过，中国人向来认为“临大节而不夺”就是君子。做人能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谨守原则就很不错了，我不会向一位歌女求全责备的。
我们知道，文革之后，邓丽君《甜蜜蜜》、《何日君再来》等歌曲曾经响遍大陆，引起厌倦了斗争的百姓共呜，引起中共怀疑百姓凭歌寄意希望国民党“再来”，终于引起了反邓丽君精神污染运动。我们又知道，八九民运期间，邓丽君声泪俱下全力支持，表现胜过台湾朝野各界领袖十倍。我们还知道，中共反邓丽君运动结束之后，这位歌女三番四次拒绝中共统战，至死都没有到过大陆演唱求大利。这和香港、台湾以至外国的许多华裔红伶、富商、文人、学者等等等等比较，又不知高出多少倍了。而那些等等等等不少还是须眉男子呢。
唐朝有一位乐工雷海清，在安禄山兵陷国都公卿如奴俯首归顺的时候，他拼死“投乐器于地”，不肯给这个民贼奏乐助兴(《明皇杂录》)。今天，在各界名卿钜公纷纷以“中共厚我”为荣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位不给中共助兴的邓丽君。中国乐坛不是完全没有风骨的。
当然，人们今天重视的未必是风骨。所以，我听见商业电台两名节目主持拿邓丽君死讯来插科打诨，又听见从前很反共、现在很不反共的娱乐界红人黄沾说邓丽君不是聪明女。
邓丽君是不值得称道的，假如我们中国没有那么多聪明的等等等等。
一九九五年五二十三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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