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受難者對中共踐踏人權的控訴(圖)
中共武警隊員在天安門廣場的監控攝像頭前列隊行進。(圖片來源:ADEK BERRY/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11月17日訊】我在車裡哭了。回到家,站在妻子的車窗前,又哭了。女兒輕輕敲門,我竟再一次驚得難受。
每逢世界人權日,總有人把「人權」講得很莊嚴。可落到一個受過政治監禁的普通人身上,這兩個字,竟成了一句帶著哭腔的追問:我的人權在哪裡?
我把這些寫下來,是要控訴中共施加在我身上的政治迫害,控訴那場迫害留給一個人、一個家庭的長久傷害。一個人能不能說出遭遇,能不能按良心生活,受了威脅能不能得到保護,比又發表多少份人權文件更實在。
一人權從來不由中共賞賜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二〇二六年十二月十日,是它通過七十八週年的日子。世界人權日紀念的,正是這份文件的誕生。
參與起草的人中,有中國人張彭春。他是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副主席,也是宣言起草的重要參與者。當時代表中國參加聯合國的是中華民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成立。這段歷史,應當照實講清楚。
中國人在這份宣言的起草過程中,並非站在門外。張彭春參與討論,把中國思想帶進了各國代表的對話。今天若有人說,人權只是西方強加給中國人的觀念,至少應當先回答:那位參與起草的中國人,又該放在歷史的什麼位置?
不過,人的權利並不因為有本國人參與起草才成立。宣言所承認的尊嚴,屬於每一個人,不取決於國籍、貧富,也不取決於他是否贊成政府。中國人不必拿著一張文化出身證明,才有資格要求被當作人來對待。
人權屬於人,不是誰掌權以後,從自己的口袋裡分一點給百姓。
二憲法寫著保障,誰來追究迫害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三條寫著:「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第三十五條規定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第三十六條規定宗教信仰自由。這些文字白紙黑字,並不藏在什麼外國文件裡。
可是,一個普通人真的拿這些權利來用,會遇見什麼?
據聯合國人權高專辦二〇二五年九月的聲明,公民記者張展再次以「尋釁滋事」罪被判四年。高專辦對她再次被判刑表示嚴重關切,質疑這一罪名對表達等基本權利行使的影響,並呼籲釋放她。
成都秋雨聖約教會牧師王怡,二〇一九年被判刑九年。歐盟對華人權報告把他的案件列在宗教自由受到壓制的問題之下。曾為張展提供法律幫助的律師任全牛,則在二〇二一年二月被吊銷律師執業證。
這些案件各有具體案情,當局也各自列出了罪名或處罰理由。討論人權,仍須追問:被處罰的具體行為是什麼,是否涉及和平表達、信仰或辯護,審判和救濟能否接受獨立、公正的檢驗?把一個罪名念出來,並沒有回答這些問題。
如果普通人一主張權利,就先擔心自己會不會被抓;律師一接手辯護,就得擔心自己的飯碗,那麼寫在憲法裡的保障,要怎樣才能變成他們真正用得上的保障?
中共作為執政黨,不能一面把國家的成就算在自己賬上,一面又把侵犯權利的責任推得干乾淨淨。誰動用了公權力,誰就必須接受追問;哪一項制度容許迫害繼續,哪一項制度就必須改變。
三中共不能用一碗飯買斷人的權利
一九九一年,中國政府發表《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把生存權放在首要位置。保障人的生存當然重要。飢餓、貧困和疾病會使人受苦,也會奪去人的選擇。一個連飯都吃不上的社會,談不上充分保障人權。
可從這裡推不出另一個結論:只要讓你吃上飯,其他權利便可以不給。
《世界人權宣言》既規定表達、信仰和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也規定工作、教育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權利。它還談到人對社會的義務。三十條合在一起,是要讓人能夠有尊嚴地生活,不能只揀出對自己有利的幾條,把其餘條文擱起來。
一九九三年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也強調,人權彼此依存、不可分割。這並不要求所有權利在每個地方都以同樣速度實現,卻不容許一個政府用改善了某種生活條件,來抵銷對其他基本權利的侵害。
一個人吃飽了,仍有權問:錢花到哪裡去了?政策為什麼這樣制定?我受到的不公,該由誰糾正?這些問題並不會因為肚子不餓,就失去提出的資格。
只管吃飽,不許開口,那套規矩用在牲口身上,叫飼養;拿來對待人,就得問一句:你把人放在什麼位置?我說這話,責問的是把百姓當牲口管的人。受苦的百姓不該再受一次侮辱。
況且,百姓的飯不是憑空由掌權者賞出來的。種地的人、做工的人,靠自己的勞動養活家庭,也用稅費支撐公共開支。政府有責任創造讓人能夠生活、勞動和獲得保障的條件,不能把履行職責變成要求人民永遠閉嘴的恩情。
說一句「為了生存」,便把說話的人關起來,受損的也包括生存本身。一個人失去自由、工作和正常家庭生活,難道這些損失就不必算進生存的賬裡?
四政治監禁留下的傷還在流血
一九九〇年,我因支持一九八九年的學生民主運動被捕,後來被以「擾亂社會秩序」判刑一年。那時我的女兒只有四歲。關於監禁和家人的遭遇,我已經寫過許多,這裡只說一個後果:出獄多年,我仍習慣開著燈睡覺。
最近,一天下午約三點半,我剛在停車場坐進車裡,接到一個陌生電話。來電顯示是紐約號碼。對方自稱中國駐美大使館人員,質問我為什麼不接電話,問了姓名,又報出一個出生日期。
我問有什麼事。他反問:「你自己什麼事你不知道嗎?」他還說,當天或第二天會有使館官方電話打來,要我一定接。挂斷前,他留下一句:「你做事要給自己留點後路。」
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誰。目前沒有證據證明這通電話來自使館,更不能認定它同當年抓捕我的人有關。來電顯示和對個人資料的掌握,都不足以核實身份。可那種語氣,使我一下想起當年的公安人員。
我心跳得厲害,額頭冒汗,在車裡哭了。我先聯繫律師事務所,又給朋友打電話求助。那時我驚慌得連自己在哪裡都說不清。我沒有去別處,只是在車裡坐著,害怕得忘了時間。後來回家,平日熟悉的路,我竟然開錯了。
到家已經晚上七點。妻子坐在另一輛車裡,準備出去找我。她以為我出了事,甚至擔心我被抓了。她搖下車窗問我怎麼了,我哇地哭了出來。她打開車門讓我坐進去,聽我講,安慰我。我講著,又哭了。後來女兒輕輕敲門,來拿充電器,我竟又受到驚嚇。門外是自己的孩子,身體卻還是驚得難受。
來電者的身份需要查證,我當時受到的驚嚇卻真切地發生了。我感到生命受到威脅,原本的生活被打亂。那一刻,我問出的話很簡單:這麼多年了,我還能不能安安穩穩地過日子?
我甚至害怕,此生也許再見不到國內的朋友,便用隱晦的話告訴他們,今後可能失去聯繫。這是我驚恐中的擔憂,不是已經查明的危險。可一個人被嚇到向朋友近乎告別,那種痛,又有誰能替他受?
五中共必須回答中國人的權利在哪裡
中國人什麼時候才有真正的人權?我給不出一個年月,也不願拿一句「快了」安慰仍在受苦的人。
但我們可以看它怎樣發生:普通人批評政府,無須先擔心牢門;一個人按良心信仰,能夠得到法律平等保護;律師為當事人辯護,不必因此失去職業;受害者投訴公權力,能讓獨立、公正的程序審查掌權者的行為。
任何社會都不能保證永遠沒有侵權。要緊的是,侵權發生以後,人能不能公開說,能不能找律師,能不能讓有權糾錯的機構真正糾錯。權利如果只在不觸犯掌權者時才准使用,普通人便始終得看臉色生活。
世界人權日當然可以有會議、有紀念活動。我更盼望,一個普通中國人也能自主紀念它,公開講述具體受害者的遭遇,追問誰應負責,無須先猜這樣的活動會不會給自己和家人惹來麻煩。
我盼望的,是女兒輕輕敲門時,我知道她只是來拿充電器;那些仍在中國生活的人,也能在正常的敲門聲裡,繼續過自己的日子。遭遇不公的人可以說話,聽見的人也敢於幫助他。
哪一天,普通中國人能夠這樣紀念世界人權日,把寫在紙上的權利拿來保護自己,中國人站起來這句話,才真正落到了人的身上。
中共必須停止以政治迫害壓制和平表達,讓受害者有機會公開申訴,讓動用公權力實施侵害的人依法承擔責任。受害者沒有義務為了維護掌權者的顏面,把自己的痛苦繼續吞下去。
我會哭,也要把這份控訴寫下去。我的眼淚裡,有妻子等不到丈夫歸來的恐懼,有女兒輕輕敲門也會驚動的舊傷。一個政黨不能把這樣的人生毀壞之後,再要求受害者替它保持沉默。
人權本來就屬於我們。中共必須回答:為什麼中國人行使自己的權利,卻要付出這樣大的代價?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