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村莊的革命記憶(圖)

1967年2月，在北京市中心，一小群市民走過一幅巨大的毛澤東主席畫像，當時正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圖片來源：Photo credit should read JEAN VINCENT/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9月23日訊】我小時候就聽說過，村里許多老人以前曾經參加過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並且當時不少仍然健在著。在我眼裡，他們與普通人並無什麼差異，一樣的生活勞作，一樣的喜怒哀樂，不說還真無法把他們跟過去那個火紅的革命年代聯繫起來。這些人很多都為了革命的需要而改名換姓，有叫古月、古時、古克等等，本姓胡，把胡字拆開，取古字作為輩分，不同輩分的人因為革命而走到了一起，變成了同一輩分。革命勝利後他們大都被政府安置在陀市的國有林場工作，有一個最有本事，參加革命後一直留在了部隊，後來在省城的部隊機關當一個團級幹部。同樣是參加革命，最後什麼出路也要看各人的造化。

原先這些參加革命的「五老」人數還比較多，並未受到太多的照顧，隨著時間的流逝，人數逐漸變少，政府開始重視這方面的工作，不僅他們本人，就是他們謝世之後，遺孀也可以定期領到不小的撫恤金。

這些參加革命的鄉人，都是渾身是膽，敢於衝鋒陷陣之徒，我們當地稱之為「武卒仔」，從稱號上就可以看出他們的特徵。有個鄰居跟兒媳婦吵架，說她的父親曾經當過「武卒仔」。這下可把事情鬧大了，親家兄聽到後覺得這是對他家的莫大羞辱，就怒火衝天地跑過去大鬧一場。由此可見，這些當年參加革命的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其實是很糟糕的，雖然經過官方長期的宣傳，革命者的形象都是很高大的，他們胸懷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與反動階級進行英勇的鬥爭，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人心有槓秤，民間對於何為善何為惡，何為公平正義何為不公不義，還是有自己的判斷的，尺度就來自幾千年流傳下來的傳統價值觀，也來自人身上所具有的本性，即使官方不斷地對人們進行洗腦，也未必能從根本上改變種狀況。鄉人從一定意義上說是愚昧的，充滿了落後的封建意識，至今還把國家最高領導人當成了皇帝，但同時他們身上的傳統善惡觀念也是根深蒂固的，官方對他們的洗腦只能流於淺層。因此，他們才會把一個人投身共產革命叫作去當「武卒仔」——在他們眼裡，一個人去當「武卒仔」是並不光彩的，甚至可以說是人生的一大污點。

母親是那個時代的過來人，在她生前我曾經問過她，當年去當「武卒仔」的到底是怎樣的人？在人們的心目中其形象是怎樣的？她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只是說那些人都很凶，去誰家要求獻多少財物都必須獻岀來。「獻」是我們當地的說法，說是獻，其實就是強制那些大戶人家要交出一定的財物，否則就夠你喝一壺的，甚至讓你全家性命難保都難說。這就是土地革命年代的打土豪，為革命活動籌集款項。對於那些被強制獻出財物的人來說，這種行徑與土匪的打家劫舍又有何異？只是在官方的意識形態宣傳中，它被塗上一層消滅剝削階級，解放勞苦大眾的油彩，由不正義變成了正義。

更早參加革命的那些「武卒仔」在我懂事時都已經謝世了，但那些在第三次國共戰爭即解放戰爭期間參加革命的「武卒仔」卻見過很多，其中有兩個就住在我家附近，田地跟我們還是挨著，因此平時就多有接觸，對他們也多有較多的瞭解。解放後他們都被政府安置在陀市的國有林場工作，成為吃皇糧的人，一直享受著革命者該有的待遇，領著讓人艷羨的補助金。但如果不說岀來，誰也看不出他們是當年參加過革命的人。而且在我看來，他們的人品還比許多人要差，顯得有些兇惡甚至霸道，跟鄰里的關係都搞得很僵，甚至跟自己的家人關係也不和睦。其中一個有一塊地就在我家邊上。這塊地種著蕃薯，我家的雞會跑去啄蕃薯葉吃。蕃薯葉被啄掉一些本也沒什麼大礙，一般人最多發幾句牢騷，讓人家要把自己的雞管好，可他倒好，一不做二不休，就在地裡下了老鼠藥，把我家的一隻雞硬生生給毒死了。另外一個有一塊地與我家的一塊地挨著。我家的那塊地靠著山根，地勢高一些，為了不讓土崩下去，母親就用石塊在邊上壘起來一道護坡。那人看到後，二話不說就把它給拆了。這也拆得太沒道理了——如果地是一般高，在邊上壘起護坡還有點說不過去，但這塊地本來就高，壘起來不也很正常嗎？又沒有佔到你家的一分一毫。可就是不行，你又能拿我老子怎樣。

從他們的行徑，又哪裡能夠看出他們是大公無私，為勞苦大眾的解放而英勇鬥爭的革命者，分明就是自私自利又蠻不講理的人，別人都不能動他們一個指頭，甚至沒動他們一個指頭都要受到他們的欺壓。當年的革命也許就需要這樣蠻橫又膽大的人去衝鋒陷陣，從而才能讓大戶人家乖乖地獻出財物，才能把土地革命轟轟烈烈地搞起來。而這些人一旦有了革命造反的機會，也是不會輕易放過的，從而能夠從中漁利，甚至將來能夠飛黃騰達也說不定。這些人參加革命可不是出於什麼崇高的理想，而純粹就是為自己謀一條更好的出路，做一樁殺頭的生意罷了。領導革命的知識份子或許還有解放全民族甚至全人類的理想，但他們也是在百姓中產生的，也是傳統文化熏陶岀來的，造反奪權坐天下的意識也不可能沒有，甚至是更具有本質性的。領導革命的最高領袖毛澤東，為革命先後犧牲了6位親人，但他唸唸不忘的也是要做一個當代的秦始皇。1945年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與毛澤東進行的一次關於民主問題的對話，這個「窯洞對」後來廣為人知，也被許多想走民主道路的人士所援引。其實，著名作家丁玲1936年底到達延安後，與毛澤東也有一次關於延安像一個小朝廷的對話，這個「窯洞對」恰好跟民主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對話是兩個富有文學浪漫氣質的人物私底下無拘無束地進行的，具有戲謔的色彩，但這恰恰更加真實地流露出了對話人物的心態。

我從小就聽說村裡那些老革命很多都參加了「二三革命」，後來瞭解連江革命史事時又看到了「二三革命」這一提法。但我一直未弄清到底何為「二三革命」，以為是哪年的二月三日爆發的革命。現在上網查一下資料，才知道這一說法的來歷，原來是那場始於民國23年（1934年）春，持續到1935年的，發生在連（江）羅（源）的農村暴動。因為是在民國23年發生，所以稱之為「二三革命」。共產黨發動連羅一帶的貧苦農民起來打田豪分田地，發展武裝力量，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有力地衝擊著國民黨政權在當地的統治。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被迫進行長征，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暫時轉入了低潮。中央紅軍的主力進行長征，留下一部分在南方繼續開展艱苦的游擊戰爭，直到抗日戰爭爆發。1935年初，連江的紅軍遭到國民黨重兵圍剿後失散，其中紅軍第七軍團組建的北上抗日先遣隊部分傷病員，在透堡的棋盤堂附近遭到逮捕，被殘忍地活埋在一個土坑中。1955年，連江縣政府撥款在此處修建了一座紀念碑，並安葬烈士的遺骸，稱為「二三革命烈士墓」。

國民黨的「清剿」部隊攻陷連囉囌區後，在連羅兩縣的保安團和民團等勢力的配合下，對蘇區實行殘酷的白色恐怖，導致生靈塗炭。據1952年12月30日連江縣老區建委辦公室粗略統計，全縣26個老區基點村被毀，1541戶家破人亡，786名革命者、690多名群眾先後被殺害，遭到迫害而流離失所及釀成疾病死亡的老區群眾4339人，被抓壯丁1055人，房屋被燒燬2850間，耕牛被搶殺250頭，其他被搶財物不計其數。革命以及戰爭是很殘酷的，為著共產主義的理想，也為著革命勝利後可以坐天下，那些仁人志士冒著槍林彈雨奮勇前進，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那些貧苦百姓也為了自身的翻身解放而支持革命、參加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在革命過程中，對於敵我雙方都是巨大的悲劇。但付出這樣的代價值得嗎？那些被消滅的反動階級又是否該被消滅？那些為革命犧牲的先烈又是否都是崇高和值得敬仰的？從那些被迫為革命獻出財物的大戶人家來看，實在看不出他們有什麼不義，他們大都是勤勞節儉，又善於經營的人，日子只是過得比普通人家更加殷實一些而已，他們對社會其實是一種正能量，社會要多一些這樣的人才好。而那些在革命中衝鋒陷陣的「武卒仔」，倒可以說是不義的，他們大都是好吃懶做又蠻橫膽大的人，只是因為貧窮就被天然地賦予了革命的正義性。在那個年代，真正需要推翻的是傳統社會留下來的專制政治，是有官府撐腰，魚肉鄉里的土豪劣紳，而這需要做的也是要建立起民主政治來，而不是要進行階級革命，把地主和富農（他們大都是無辜的，甚至也是受土豪劣紳欺壓的）整體地消滅掉，然後再建立起另一個階級的專政。只要政治仍然是專制的，權力仍然是不受制約和監督的，過去需要解決的那些問題就會仍然存在，甚至還會更加嚴重。

我知道在家鄉的土地上曾經發生過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許多鄉親曾經參加了這場革命，卻未曾想到我們村頭的那座大王宮，也與這場革命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我們村大部分人都是胡姓，只有小部分是其他姓氏，主要是陳姓，村頭的大王宮本來是我們胡姓的宮廟，後來改為所有姓氏共有。以前它是我們胡姓主要的民間宗教活動場所，中共建政後在破除迷信的運動中被拆除，在原址建起了村禮堂。1980年代中期，又在旁邊的一塊地上重新把它修建起來。

有一年春節期間，我走進大王宮看看，在西側的牆壁上看到了一塊金屬匾額，上面有一段由連江縣黨史研究室撰寫的簡介，說土地革命時期共產黨曾經在這裡開過一次重要的會議，著名無產階級革命家鄧子恢主持了這次會議。我感到十分詫異，沒想到我們這樣一個偏僻山村的一座宮廟，也與連江黨史上這樣一次重要的會議以及這樣一個重要的人物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我心中記著這件事情，想著有機會去查閱資料，把這段歷史還原出來。經過粗略瞭解，過程大體是這樣的：

1931年10月初，時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農村工作巡視員的鄧子恢從福州來到連江的鏡路村，與中共連江縣特別支部書記楊而菖以及其他領導同志見面，並在一個大戶人家的房子裡組織召開了連江特支擴大會議。這座房子的主人叫鄭子新，在省城當律師，其子侄多在國民黨軍政部門任職，因而房子便空置在那裡。在會上，鄧子恢向當地黨員瞭解連江革命活動的情況，並向他們介紹閩西土地革命鬥爭開展的經驗，傳達了市委關於開展秋收鬥爭的部署，旨在推動福州黨組織的發展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開闢農村革命根據地。

國民黨方面覺察到近日有不少人員往來於福州和連江之間，便對異黨活動起了疑心。10月12日，他們打探到有關情報後，派兩名勤務兵跟隨鄭子新前往鏡路村。鄧子恢那邊也及時得到了情報。他先穩定與會同志的情緒，並要來一副麻將，帶領大家圍著一張八仙桌打起麻將來。當鄭子新一行到達門口時，眼前出現的是一夥人在裡面噼裡啪啦打麻將的情景，找不到任何的把柄。他備感無奈之下，只好進去寒暄幾句後離開了。

雖然危險暫時躲過去了，但顯然目標已經暴露，會議無法在這裡繼續進行下去。鄧子恢和楊而菖當機立斷，將會議轉移到離鏡路村不遠的儒洋村繼續進行。儒洋村在山上，位置偏僻，又有較好的群眾基礎，顯然要比位於平原地帶的鏡路村隱蔽得多。這情形好像中共的一大——會議先是在上海的望志路106號舉行，最後一天因為會場闖進了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而不得不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遊船繼續舉行。當時正值晚稻收割的季節，這一帶農民的收成並不好，許多人只夠向地主交租，日子難以過下去了，對社會鬱積著強烈的不滿情緒，正醞釀著一場革命的烈火。因此，鄧子恢他們在會上做出決定，在透堡、東湖、定安三個黨和農村組織比較健全的鄉村，首先發動秋收減租抗債的鬥爭。

會後，這些革命同志深入到各地，把貧苦農民廣泛地發動起來，一場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在這裡爆發了。這場革命後來被稱為連江的「秋收起義」，而發動這場革命的會議最後就是在我們儒洋村舉行的，會議的決議就是在這裡做出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