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問題不少 中俄伊更難 差距在「積垢」還是「地基」(圖)

2025年9月1日，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在天津出席上海合作組織（SCO）峰會期間，與伊朗總統馬蘇德·佩澤希齊揚（Masoud Pezeshkian）會晤並握手。（圖片來源：ALEXANDER KAZAKOV/POOL/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9月9日訊】（看中國記者路克編譯/綜合）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問題，但真正重要的，或許不是「有沒有問題」，而是問題究竟出在哪裡。《華盛頓觀察家報》（Washington Examiner）9月2日刊登國際事務分析人士戴維·王（David W. Wang）的評論文章稱，美國、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目前都面臨經濟、社會和政治壓力，但這些問題的性質並不相同。在他看來，美國面臨的更多是一個運行已久的制度逐漸積累下來的堵塞和老化，而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的一些困難，則更接近經濟結構、人口、資本信心和制度糾錯能力本身的問題。

美國的問題很多，但「機器」仍在運轉

戴維·王把美國比作一臺已經連續運轉近250年的大型淨水設備。

這臺機器長期吸納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口、資本和思想，再通過法治、產權保護、市場機制以及政治制度將其重新組織起來。但機器運行時間越長，管道裡的「水垢」也越多：利益集團固化、監管制度老化、政治極化加劇，政府決策經常陷入僵局，一些18世紀建立的制度也必須應對21世紀完全不同的社會規模和技術環境。

作者的觀點是，這些問題當然嚴重，但它們與「機器本身無法運行」仍有區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6年對美國經濟的年度評估也呈現出類似的兩面性。一方面，IMF繼續強調美國私人部門的創新能力、資本市場深度和經濟適應能力；另一方面，則警告財政赤字、政府債務不斷增加，以及維護制度框架的重要性。

換句話說，美國並非沒有結構性風險。債務、財政赤字、政治分裂以及人口老齡化都可能長期拖累經濟，但目前這些問題更多表現為「需要維修」，而不是整個經濟體系停止運轉。

這種判斷也不能被理解為美國可以高枕無憂。IMF預計，更嚴格的移民政策將縮小美國外來勞動力規模，並可能令2027年的GDP水平比原本低約0.4%，此後影響還可能進一步擴大。

美聯社今年9月報導美國就業市場時也指出，部分行業正在遭遇勞動力緊張，其中既有嬰兒潮一代退休的影響，也與移民數量減少有關。

俄羅斯、伊朗：「資源經濟」面對的是另一種難題

相比之下，《華盛頓觀察家報》的文章認為，俄羅斯和伊朗面臨的問題更多來自經濟結構本身。

俄羅斯長期高度依賴能源出口。石油和天然氣收入不僅支撐政府財政，也與整個政治和安全體系密切相連。戰爭和西方制裁進一步限制俄羅斯獲得西方資本與部分先進技術的渠道，使其更加依賴能源、軍工生產和與非西方國家之間的貿易。

IMF今年4月的預測顯示，俄羅斯2026年實際GDP增速約為1.1%，明顯低於不少新興經濟體。

伊朗面臨的壓力則更加突出。在長期制裁基礎上，戰爭和能源出口受阻進一步衝擊其經濟。IMF今年4月曾預計伊朗2026年經濟將萎縮6.1%；這一預測本身也顯示出外部衝突對其經濟前景造成的巨大不確定性。

戴維·王把俄羅斯和伊朗稱為不同程度的「加油站式經濟」——依靠能源出口獲得收入，再由國家體系重新分配。

這種說法顯然帶有評論色彩，因為俄羅斯和伊朗都擁有能源以外的工業和服務業。但文章所強調的是，當一個國家出口收入高度集中於石油、天然氣等資源時，能源價格、制裁和國際運輸路線的變化，對整個經濟造成的衝擊往往會更加直接。

中國更複雜：擁有真正的工業引擎，卻面臨信心問題

中國與俄羅斯和伊朗並不相同。

文章承認，中國擁有一個規模龐大的工業體系，並稱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本身就是現代經濟史上極為顯著的成就。中國在製造業供應鏈、基礎設施和大規模工業生產方面的能力，是俄羅斯和伊朗無法相比的。

IMF今年4月仍預計，中國2026年經濟增長約4.4%，明顯高於美國、俄羅斯以及多數歐洲發達經濟體。

然而，文章認為，中國的問題在於另外幾個層面：房地產債務、地方政府財政壓力、工業產能過剩、對外部市場的依賴，以及居民和企業對未來政策環境的信心。

作者尤其把近年來中國人通過拉丁美洲前往美國的現象，當作觀察這種信心變化的一個窗口。

路透社2023年曾在美墨邊境採訪20多名中國移民。當時，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數據顯示，從2022年10月開始的六個月裡，美方在西南邊境遇到的中國公民超過6500人，是上一年同期的15倍以上。接受路透社採訪的一些人表示，他們通過中國社交媒體獲得穿越拉丁美洲前往美國的路線和攻略。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並不全是傳統意義上的赤貧人口。由於從中國出發，經南美、中美洲再到美墨邊境需要支付機票、住宿、交通和中介等費用，這條路線本身就具有相當高的經濟門檻。

疫情後的經濟壓力、就業環境、簽證困難、家庭原因以及個人對海外生活的期待，都可能影響移民決定。路透社當年的報導同樣指出，疫情封控後的經濟影響以及正常赴美簽證取得困難，也是人數增加的重要因素。

真正的競爭或許是誰更有能力糾錯

《華盛頓觀察家報》文章最後試圖提出的，並不是「哪個國家沒有問題」，而是哪一種體繫在出現錯誤以後更容易完成自我調整。

戴維·王認為，美國最大的優勢不是政策永遠正確，而是允許錯誤公開暴露，並通過選舉、法院、媒體、市場競爭和政策變化不斷修正。

他的比喻是，美國的問題類似一臺長期使用後結滿水垢的機器：清理過程會造成噪音，也可能產生新的問題，但它至少存在反覆拆卸、維修和更換零件的機制。

這種觀點並非沒有反面證據。美國國債已經突破40萬億美元，通脹仍高於美聯儲長期目標，2026年第二季度經濟年化增長率只有1.5%。美聯社指出，即使私人消費和企業投資仍表現出韌性，高利率、財政赤字以及貿易和地緣政治衝突都可能繼續拖累經濟。

因此，美中俄之間長期競爭的關鍵，很可能並不只是某一年GDP增長多少，也不僅是誰擁有更多軍艦、工廠或自然資源，而是誰能夠在政策失敗、人口變化、產業轉型和社會矛盾出現後，以更低的代價完成調整。

這也是原文標題所謂「習近平和弗拉基米爾·普京或許更願意面對美國的問題」的真正含義：並不是美國的問題較少，而是作者認為，美國面臨的許多困難仍發生在一個具有較強自我修復能力的框架之內。

問題在於，如果「水垢」長期無人清理，再堅固的機器同樣可能被堵住。美國的制度韌性因此不是一個可以永久消費的優勢，而是一種必須不斷維護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