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紅8月 文革是毛澤東借力殺人的暗黑權謀(圖)
文革絕不是一場自下而上的失控暴亂，而是一場經過精密計算、自上而下的國家恐怖主義。（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不了解中共的許多人以為，文革只是一場由底層紅衛兵發起，年輕氣盛而又失去理智的狂熱群眾運動，然而掌控一切的中共眼皮底下怎麼可能會出現偶然的事情？回溯歷史，可以佐證這場血洗北京的浩劫——紅8月，的確是出自最高層精心策劃的暗黑權謀。
1966年夏天8月18日 國家機器遞刀子開展殺戮行動！
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確實於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開。會中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標誌著文革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展開。1966年8月期間，公檢法系統（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的職能確實已經開始被刻意邊緣化與癱瘓，以確保紅衛兵的「造反」不受法律制裁。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首次大規模接見百萬紅衛兵。據當時的官方媒體公開報導，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毛澤東詢問她的名字後，說：「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宋答：「是。」毛澤東回道：「要武嘛。」 隨後《光明日報》發表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此事件與這三個字，確實被全國紅衛兵視為最高領袖鼓勵暴力的直接指示，「紅八月」的暴力慘案隨即在北京市內大規模爆發。
8月18日一過，北京的暴力呈現指數級爆發。當時的公安系統最高負責人在內部擴大會議上下達黑指示，明令警察不准干預紅衛兵打人。警察從執法者淪為暴徒的嚮導，主動提供具體住址與情報。社會瞬間陷入「無政府」的恐怖狀態，為殺人鋪平了道路。
雖然北京一地的受害人數並沒有確切統計數字，但據荷蘭籍著名歷史學家馮客著作研究指出：八月下旬時，每天都有超過一百人被殺。一份黨內部文件就報告了八月二十六日有一百二十六人死在紅衛兵手中；翌日有二百二十八人，再隔天是一百八十四人：六月二十九日則是二百人。根據一項保守估計，到了九月下句，第一波暴力浪潮减弱時，至少已經有一千七百七十人喪命，其中還不包括那些在北京市郊遭到屠殺的人。
狂熱抄家背後的精準殺戮
文革紅衛兵殺人乍看似乎是失控的歷史事件，但為何隱藏在無政府狂亂表象下的還有精準的暗殺名單？事實上，文革背後隱藏著精密的毛澤東個人以利益最大化的權謀政治算計。
黨內老幹部的回憶與高層秘聞揭露，當時紅衛兵去抄哪些人的家、殘酷批鬥哪些人（例如：吳晗、鄧拓、老舍等人），絕大多數根本不是隨機起意，而是背後有中央文革小組的黑手在遞條子、給名單。
歷史檔案與受害者回憶錄也證實，當時基層派出所的民警確實配合紅衛兵，提供了管區內戶籍資料，這讓紅衛兵的抄家與批鬥得以按圖索驥；名單還精準鎖定了三類人：其一是歷史知情人，他們掌握黨內早期見不得光黑歷史、深知高層底細的內部知情者。其二是政治宿敵，他們曾經與最高領袖有過路線分歧、在體制內根深蒂固的政敵及其羽翼。再則是私仇對象，某些文革新貴想要趁亂公報私仇、殺人滅口的具體目標。
當時的公安部部長、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謝富治還在1966年8月下旬的北京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過講話。謝富治明確表示：「過去規定的東西，不管是國家的，還是公安機關的，不要受約束。」並指示：「群眾打壞人，不管是不對的，管則犯錯誤。」、「打死了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著。」
看似隨機、瘋狂的打砸搶燒中，著實隱藏著令人膽寒的政治清洗。高層刻意利用十幾歲中學生的狂熱與無知，讓他們成為不需要負擔政治與法律責任的政治耗材與臨時殺手。當名單上的受害者在混亂中被活活打死，或者不堪凌辱而自盡時，高層便可順理成章地將罪責推給「群眾運動的失控」，完美達成毀屍滅跡、借刀殺人的目的。
為樹立個人絕對權威 自上而下的國家恐怖主義
歷史學家馮客透過大量解密的中國基層檔案指出，文革絕不是一場自下而上的失控暴亂，而是一場經過精密計算、自上而下的國家恐怖主義。他剖析，毛澤東是為了報復在「大躍進」後將其架空的黨內官僚，刻意將軍隊與警察的權力交接給暴徒。這場「無政府」是被設計出來的，目的是徹底摧毀原有的黨政機器，讓最高獨裁者能在廢墟上建立絕對的個人威權。
自上而下的國家恐怖主義徹底違背了基本人倫與法治精神，中共高層為了私利不惜煽動學生打死老師、子女批鬥父母，在中共治下「黨性」凌駕於人性之上；紅衛兵看似不可一世、無法無天，實則完全被高層的政治指揮棒牽著走，完全暴露了中共為了奪權不惜毀滅整個社會的黑心權謀。
中共治下向來就是讓整個國家機器淪為少數高層清除異己的專屬工具，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殺人，再利用、殺人，國家機器表面上退場，暗地裡卻在精準引導著暴力的走向，遲早被卸磨殺爐的「小粉紅」怎麼就看不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