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前夕 鄧小平突然失蹤之謎(圖)

鄧小平兩週空白期間到底在幹什麼？（圖片來源：合成圖 今濤拍暗）

一九八九年春夏的北京，風暴將至，但在權力核心深處，卻出現了一段耐人尋味的「空白期」。就在天安門廣場人潮洶湧、政治局勢急劇升溫之際，時任中共最高實際掌權者鄧小平，卻在長達十餘天的時間裡幾乎「消失」於公開政治運作之外。

5月9日，伊朗總統哈梅內伊原定與李鵬會談，卻因不滿鄧小平未安排會見而臨時「罷會」，一度造成外交場面尷尬。李鵬隨後與中方高層出面斡旋，最終兩天後鄧小平補見哈梅內伊，事件才告平息。

同一時期，中國時任最高領導人趙紫陽也多次要求會見鄧小平，卻被拒絕長達兩週。趙紫陽剛於4月30日從朝鮮訪問回國，面對北京局勢急劇變化——《人民日報》已將學生悼念活動定性為「動亂」，他急於與鄧小平溝通，尋求對緩和策略的認可。鄧小平秘書以「身體不佳、需準備會見戈爾巴喬夫」為由拒絕。直至5月13日，趙紫陽才得以見到鄧小平，兩人已整整20天未見面。在國家被官方稱為「動亂」期間，實際掌權者鄧小平為何長期拒絕會見名義上的第一把手，這是否負責任？

就這樣，鄧既不見來訪的外國元首，引發罕見外交風波；也拒絕會見急於溝通局勢的總書記趙紫陽，令中南海決策機制陷入異常停滯。當時這一反常狀態，並非「健康原因」或「外事準備」所能解釋。如果將時間線與隨後迅速展開的戒嚴部署、軍隊調動相互對照，一個更具解釋力、卻也更為敏感的推測逐漸浮現。中國政治觀察者吳國光從有限公開資料與當事人回憶出發，對鄧小平在1989年四月底至五月中旬的行蹤與決策邏輯，提出一種可能的推斷。他在文章中分析道：

鄧小平究竟在幹什麼？

那麼，究竟為什麼，在這樣的「關鍵時刻」，鄧小平要這樣關門謝客，玩起了「失蹤」？查《鄧小平年譜》，從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會見李鵬、楊尚昆定性「動亂」之後，一直到五月十一日會見哈梅內伊，中間全部空白。這段時間裡，鄧小平究竟在幹什麼？

綜合李鵬《六四日記》裡的說法和趙紫陽《改革歷程》中的回憶，我們可以聽到三種解釋：第一，身體不好；第二，準備中蘇會談，要見戈爾巴喬夫；第三，「正在密切關注動亂事態的發展」。

對哈梅內伊，用了第一個理由，但是人家認為沒有說服力；對趙紫陽，開始用的是第一個理由，後來結合上第二個理由。李鵬日記其實指明了，第一個理由，即所謂鄧小平身體不好、不能見客，明顯是個託詞。這就是說，鄧小平以此理由拒絕見趙紫陽，是對趙紫陽說了謊話。既然鄧「正在密切關注動亂事態的發展」，而趙要見鄧就是來討論如何應對當時的形勢（即鄧所謂的「動亂」），那麼鄧為什麼偏偏不見呢？

至於說鄧要準備中蘇會談，我們知道，鄧小平是五月十六日會見戈爾巴喬夫的，就是五月十一日見一下哈梅內伊，中間還相隔一週的時間，應該足夠準備下一場會見了。至於趙紫陽，則是四月三十日就回到北京了，這中間鄧更有足夠的時間可以見趙，不會耽誤鄧見戈爾巴喬夫。

如果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但凡會見某個重要來賓，就必須閉門謝客花上兩個星期準備，連最重要的本國同事來商討最緊急的事務也不要見面，我看這個國家的外交和內政都不用搞了，這個領導人也不用當了，因為這說明他根本沒有當國家領導人日理萬機的能力和資格。

當然，鄧小平不是沒有這種能力。鄧的領導風格，按周恩來的總結，是所謂「舉重若輕」，什麼大事在他看來都是輕而易舉的。現在，為了一個戈爾巴喬夫來訪，難道就真的需要閉關十多天？顯然，這個解釋是很難說得過去的。而且，十一日不還是見了哈梅內伊嗎？十三日又見了趙，這不更耽誤「準備」中蘇會談了嗎？

我的推測是：鄧小平這段時間根本不在北京。所以，他無法見趙紫陽，也無法見哈梅內伊。很可能他原本計畫再晚一些返京，但被哈梅內伊那麼一鬧，只好盡快回京。

謎底：或是軍事政變

那麼，鄧小平幹什麼去了呢？為什麼要瞞著趙紫陽呢？我的進一步推測是：他出京安排軍隊去了。

安排軍隊幹什麼呢？就是要在北京實行軍事戒嚴，以同時解決學生和趙紫陽的問題。為什麼要出京才能安排軍隊？看一看「文革」中毛對付林彪時候的要搞所謂「南巡」，就大體可以明白了（其實還有更多的類似事例，此處不贅）。

我們目前當然無法確知鄧小平離京的時間，但很可能就在四月底，也就是在定性「動亂」並激發了民眾更大的抗議浪潮之後。這就是說，早在這個時候，鄧小平已經決定要採取軍事手段來解決這次政治危機，並完成最高政治權力的改組。

準備周詳之後，只是有一件大事在日程上，鄧不能不等一等。這件大事，就是戈爾巴喬夫來訪。但是，鄧一點兒也不想多等。五月十六日上午，鄧見了戈爾巴喬夫；第二天上午，鄧辦即通知中央政治局常委，下午到鄧家開會。會上，鄧小平提出戒嚴。

這個時候，戈爾巴喬夫尚未結束對中國的訪問。五月十八日，戈爾巴喬夫離開中國；當天下午，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楊尚昆主持中央軍委會議部署兵力；五月十九日、二十日，十個集團軍的有關部隊就從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進駐北京地區的有關目的地」。

在北京戒嚴，在和平時期調動大批軍隊，這是小事情嗎？如果見個戈爾巴喬夫就真的要準備十四天的話，那麼，北京戒嚴這樣一件大事，難道鄧小平僅僅用了半天就決定了？決定之後，幾十萬軍隊從八方調來，倒是不用四十八小時就完成了？如果我們想像這些軍隊本來已經待命，是不是更為合理一些？那麼，他們是什麼時候開始待命的呢？推測是在四月底五月初，鄧小平失蹤的這段時間裡，應該也不是全無來由吧？

當時，鄧小平是中央軍委主席，趙紫陽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按照中共「黨指揮槍」的原則，中央軍委要調動軍隊，應該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按照中共「集體領導」的原則，軍委主席調動軍隊，最起碼應該知會軍委第一副主席。難道，為了避開趙紫陽，鄧小平不惜撒謊、裝病、置國家臉面於不顧而鬧出外交醜聞，也要秘密調動軍隊？難道，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底到五月中，鄧小平事實上是策劃並進行了一場軍事政變？反正，結局很清楚：通過戒嚴，鄧小平打倒了趙紫陽，也打倒了趙紫陽「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並最終悍然對和平抗議的民眾實行了血腥的武力鎮壓。

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鄧小平的「失蹤」證明：在極權體制下，當最高掌權者可以憑一己之意志調動軍隊、壓制異見、顛覆規則，那麼所謂「黨指揮槍」、「集體領導」，不過是塊遮羞布。一九八九年的這段空白，終將被歷史銘記：極權並不是在那裡停頓了，而是中國民主希望被血腥鎮壓的關鍵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