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漢坦病毒跨國傳播 病毒學家支招科學應對(圖)

2026年5月21日，在剛果民主共和國蒙布瓦盧，身穿防護衣的醫護人員在埃博拉疫情應對期間走在綜合轉診醫院外。（Michel Lunanga/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5月24日訊】（看中國記者孟浩綜合報導）2026年春天，全球公共衛生界同時承受兩波病毒衝擊。一方面，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DRC）與烏干達爆發罕見的本迪布焦型埃博拉（Bundibugyo Ebola）疫情，世界衛生組織（WHO）已將其升級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另一方面，荷蘭籍郵輪"洪迪厄斯號"（MV Hondius）上爆發的漢坦病毒（安第斯株）疫情，則以跨國傳播鏈的方式牽動全球神經。兩場疫情幾乎同步登上國際媒體頭條，令新冠疫情後本已高度敏感的公眾再度陷入憂慮。病毒學家林曉旭從科學角度深度剖析兩種病毒的性質、風險與應對之道。他認為，目前兩者均未達到大流行的門檻，但若掉以輕心，局勢隨時可能逆轉。

從"神秘疾病"到全球緊急事件

這一輪疫情的起點可追溯至4月下旬。據WHO官方通報，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東北部伊圖裡省（Ituri Province）蒙格瓦盧（Mongbwalu）衛生區出現一批不明原因的高致死性病例，其中包括多名醫務人員死亡。5月5日，WHO收到預警；5月14日，金沙薩國家生物醫學研究所（INRB）對來自盧旺帕拉（Rwampara）衛生區的血樣進行化驗，確認其中8份呈埃博拉陽性，並鑑定為本迪布焦（Bundibugyo）毒株。

5月15日，剛果衛生部正式宣布，這是該國自1976年以來第17次埃博拉疫情爆發。同日，烏干達首都坎帕拉亦確認兩例輸入性病例——兩名均從剛果前往烏干達的旅行者相繼發病，其中一人死亡。僅僅兩天後，5月17日，WHO總幹事譚德塞宣布這一疫情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強調他對疫情"傳播規模與蔓延速度"深感憂慮。

截至5月23日，剛果更新疫情死亡人數至204人（疑似867例）；此前紅十字會證實3名志工殉職。疫情已從伊圖裡省蔓延至北基伍省（North Kivu），首府戈馬（Goma）亦出現確診病例，更有媒體報導南基伍省（South Kivu）也出現一例確認感染者。烏干增至5起確診。

非洲聯盟旗下衛生機構警告，10個非洲國家面臨遭該病毒波及的風險。

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ECDC）同步追蹤顯示，目前正有逾1000名密切接觸者在伊圖裡省接受追蹤監測。

本迪布焦毒株：歷史罕見 無疫苗可用

本迪布焦型埃博拉病毒並非最為人知的扎伊爾毒株。根據WHO和CDC資料，此前僅有兩次本迪布焦疫情記錄在案——2007年烏干達一次，2012年剛果一次——歷史上的病死率在25%至50%之間。最為棘手的是，目前尚無經批准的疫苗或特異性療法可對抗本迪布焦毒株。此前廣泛使用的埃博拉疫苗，主要針對扎伊爾型（Zaire ebolavirus），對本迪布焦型效果存疑。

聯合國新聞援引無國界醫生組織（MSF）發言人埃斯特．斯特爾克（Esther Sterk）的話說，這次疫情"被發現得相當晚"。原因之一，正是當地醫療機構最初使用的是針對扎伊爾型埃博拉的檢測試劑，結果全部為陰性，延誤了早期識別時機。無國界醫生組織警告，疫情所在地區面臨嚴重的安全局勢與人道主義危機，人口流動頻繁，這都是疫情控制的巨大障礙。另有研究人員估計，在疫苗研發可投入使用前，至少需要兩個月時間；而應對這類疫情，往往需要數年而非數月。

美國的應對

美國政府的反應既迅速又充滿爭議。5月18日，CDC和國土安全部（DHS）聯合宣布，援引《第42條》（Title 42），禁止過去21天內曾在剛果、烏干達或南蘇丹停留的外國公民入境美國。5月21日，所有在上述三國停留過的美國公民和永久居民被要求必須經由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Dulles）入境，接受強化公共衛生篩查。此後，亞特蘭大哈茨菲爾德-傑克遜機場與休斯頓喬治．布希洲際機場也相繼加入篩查機場名單。

與此同時，美國駐剛果大使館已將剛果旅遊警告升至最高級別——第四級"請勿前往"（Do Not Travel）。

然而，一名美國醫生的確診案例，更將美國政府的應對推向輿論漩渦中心。據CBS新聞、《華盛頓郵報》等多家主流媒體報導，美國傳教士組織"Serge"旗下醫生彼得．斯塔福德（Dr.Peter Stafford）在剛果東北部比尼亞（Bunia）一家醫院擔任外科醫生，疑似在為一名患者實施手術時感染病毒。他在發病後曾感嘆"不確定自己是否能撐過去"。經過緊急協調，斯塔福德最終被轉送至德國柏林夏里特醫院（CharitéHospital）接受治療。他的妻子、同為醫生的莉貝卡．斯塔福德（Dr.Rebekah Stafford）及四名子女，雖無症狀，也一併被轉運至德國進行隔離觀察。

5月22日，斯塔福德發表聲明，表示目前"謹慎樂觀"，病情有所改善。

然而，《華盛頓郵報》援引五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宮最初對允許感染埃博拉的美國醫生返回美國本土持牴觸態度，這一內部分歧導致撤離行動有所延誤，最終才促成送往德國的方案。報導指出，這與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間的應對思路形成鮮明對比。

NPR則報導，就在美方宣布篩查政策數小時後，一架法國航空原定飛往底特律的航班，因機上一名剛果籍旅客"誤登"，被改道至蒙特利爾，相關旅客被拒絕入境美國。

世衛宣布突發公衛事件

WHO於5月17日將本次埃博拉疫情定性為PHEIC——"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同時明確表示，該疫情"不符合大流行緊急狀態（Pandemic Emergency）"的標準。

PHEIC是WHO手中最高級別的公共衛生警報機制，自2005年《國際衛生條例》（IHR）實施以來，迄今僅宣布過少數幾次，包括2009年甲型H1N1流感、2014年西非伊波拉、2016年寨卡病毒、2019年剛果伊波拉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每一次宣布，都意味著各成員國有義務加強邊境篩查、信息共享與防控協調。

然而，PHEIC機制也有其內在侷限。批評者長期指出，WHO的預警往往受到成員國政治壓力的制約，導致宣布時機偏晚。本次疫情中，WHO於5月17日宣布PHEIC，距離4月20日首例疑似死亡已過去近四周，而當地醫務人員的死亡早在疫情初期便已出現。

非洲疾控中心（Africa CDC）隨即於5月18日宣布"大陸公共衛生安全緊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Continental Security），這是非洲疾控中心獨立於WHO的雙軌預警機制——此舉被視為非洲國家在國際公共衛生話語權方面日益增長的自主意識。

林曉旭對PHEIC機制持審慎態度。他認為，宣布PHEIC的意義在於調動國際資源，但"真正的考驗在於之後有沒有落實"。他特別提及，2018至2019年剛果北基伍省的扎伊爾型伊波拉疫情歷時近兩年，最終造成逾2000人死亡，成為歷史上第二大伊波拉疫情。"那次也是宣布了PHEIC，但因為當地安全局勢複雜，疫情控制進展極為艱難。這一次，背景同樣如此。"

漢坦病毒：郵輪事件的餘波與更深的憂慮

就在埃博拉疫情爆發的數週前，另一場病毒事件已在大西洋上空悄然醞釀。根據WHO官方通報及CNN、《衛報》等媒體報導，2026年4月1日，荷蘭籍極地探險郵輪"洪迪厄斯號"（MV Hondius）從阿根廷最南端城市烏斯懷亞（Ushuaia）啟航，計畫橫跨大西洋。船上載有來自23個國家的147名乘客與船員。

然而，4月6日起，船上陸續有人出現發熱、腹痛、腹瀉，隨後迅速惡化為肺炎與急性呼吸窘迫綜合症。首例死亡發生在4月11日，一名70歲荷蘭男性乘客在船上病逝。隨後，他的妻子也相繼發病，並於4月26日在被轉運南非約翰內斯堡後不久死亡；5月2日，一名德國女性乘客在大西洋途中死亡，為第三名遇難者。

5月4日，基因測序確認病原體為安第斯型漢坦病毒（Andes virus）——漢坦病毒大家族中，已知唯一一種可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毒株。5月10日，郵輪抵達西班牙特內裡費島（Tenerife），所有乘客下船，分乘包機返回各自國家。截至最新記錄（5月22日），共有10例確診病例與2例疑似病例，3人死亡，感染者分布於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德國、荷蘭、聖赫勒拿、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士、土耳其及美國等地隔離或住院。

林曉旭：飛機上的漏洞更令人擔憂

面對這起引發全球關注的郵輪事件，病毒學家林曉旭博士強調，公眾與媒體的目光不應僅僅停留在郵輪本身。他指出，更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在郵輪靠岸之前已經發生的一段"空窗期"傳播鏈。

"這位二號病人（首位確診者的妻子）在離開郵輪之後，因為丈夫去世，準備帶著遺體搭乘荷蘭皇家航空（KLM）的航班飛回荷蘭，"林博士說，"結果她在飛機上僅僅四十五分鐘就開始發病，被緊急請下飛機。"

林博士說，一架跨洲際航班上，可能有兩三百名乘客暴露於病毒之中。他認為，美國從18名追蹤對象增至41名，正是因為當局開始追蹤這批飛機上的接觸者。據報導，法國確認了一例疑似在飛機密閉空間中被感染的病例。

"游輪是密閉空間，飛機更是密閉空間，"林曉旭說，"WHO在這方面提到的比較少，但這是一個很大的漏洞。"

他進一步指出，由於郵輪上沒有配備檢測安第斯病毒的試劑，最早的病因判斷完全是在靠岸之後。在確認為安第斯病毒的這段"空窗期"內，感染者曾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入住旅館、乘坐航班、接觸機場人員，形成一條難以完整追溯的接觸史鏈條。

安第斯病毒的致命機制

林曉旭解釋了安第斯病毒的病理機制。他表示，安第斯病毒並不像一般病毒那樣攻擊血液中的紅細胞或白細胞，而是直接攻擊肺部微血管內壁細胞之間的粘連蛋白，造成血管"泄漏"，大量體液湧入肺泡，導致患者實際上是"淹死在自己的體液裡"。

"這個病症爆發得非常快，"他說，"大多數死亡病例，都是在入院後四十八小時內死亡。所以治療窗口很短，早發現、早介入極為關鍵。"

安第斯病毒的整體病死率約為30%至40%，部分歷史爆發記錄甚至高達50%。相比之下，亞洲和歐洲流行的漢坦病毒，主要攻擊腎小球，病死率在1%至15%之間。

洪迪厄斯號郵輪完整時間線

下面我們為大家梳理一下跨越多國的疫情演變梳理關鍵節點。

4月1日，洪迪厄斯號從烏斯懷亞啟航，船上147人來自23個國家。

4月6日，首批乘客出現發熱、胃腸道症狀。

4月11日，首例死亡——70歲荷蘭男性乘客在船上病逝。

4月20日前後，約30名乘客在聖赫勒拿島（Saint Helena）下船，數名危重病人被空運至歐洲。

4月26日，首位死者的妻子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去世，成為第二名遇難者。

5月2日，第三名遇難者——德國女性乘客——在大西洋途中病逝。

5月4日，基因測序確認病原體為安第斯型漢坦病毒。郵輪在維德角海域停泊。

5月6日，瑞士日內瓦大學醫院完成毒株確認；郵輪獲得西班牙批准，駛向特內裡費島。

5月10日，郵輪抵達特內裡費島，所有乘客下船，分乘包機返回各國。

5月18日，洪迪厄斯號抵達鹿特丹，船員接受全面檢測，隨後各自隔離。

零號病人之謎與阿根廷的壓力

WHO目前的調查傾向認為，首例感染者（零號病人）是在登船前於阿根廷境內感染了病毒，隨後在密閉郵輪內造成有限度的人傳人。阿根廷衛生數據顯示，自2025年6月以來，全國已累計報告101例漢坦病毒感染病例，顯示當地疫情並非偶發。

林曉旭指出，阿根廷政府雖然否認了病毒來自其境內特定地點的說法，但迄今未公布任何環境檢測證據。"他是在否定，但沒有拿出真正調查的過程，"林博士說，"他們現在派科學家去烏斯懷亞檢測，四周出結果，這是應該的——但在所有證據出來之前就否定，是不負責任的。"

他認為，搞清楚零號病人的感染地點與感染方式，是阿根廷當局的核心任務。"有可能是在垃圾填埋場附近的鼠患環境中吸入了含病毒的氣溶膠，也有可能是在其他地點，但必須給出答案。"值得注意的是，烏斯懷亞至今仍對遊客開放，前往當地賞鳥的旅遊活動依然正常進行。

R0值2.7意味著什麼？隔離有效嗎？

此次疫情中，安第斯病毒的R0值（基本傳染數）被報告約為2.7。林曉旭解釋，這意味著在沒有干預措施的情況下，平均每個感染者可以傳染約2.7人。他援引2018至2019年阿根廷一次類似的安第斯病毒區域性爆發為例指出，當時在未採取隔離前，R0值約為2.1至2.2，實施隔離後降至0.97，意味著傳播鏈得到有效遏制，未演變成全球擴散。

林曉旭認為，2.7的R0值雖然值得警惕，但並未達到高度傳染性病毒的水平。更重要的問題，是病毒在氣溶膠中的存活能力，以及不同病情階段的傳染性——包括潛伏期是否已具有感染力。已有研究表明，安第斯病毒在潛伏期內即可傳播，這是使其區別於其他漢坦病毒的關鍵特徵之一。

他同時指出，基因測序已對目前所有確診樣本進行比對，結果顯示病毒的大、中、小三段基因中，僅大片段有少量變異，中小片段基本未變。這表明此次疫情屬於單點源爆發，而非多點擴散——這是相對令人寬慰的信號。

最深的隱憂：基因重排

相比已知的危險，林曉旭最擔心的是一種尚未發生但不能排除的可能性——基因重排（reassortment）。

漢坦病毒擁有三個基因片段（大、中、小），與流感病毒類似，具有基因重排的潛在能力。他指出，如果阿根廷同一地區的鼠類同時感染了安第斯病毒和另一種已在全球廣泛傳播的漢坦病毒（如漢城病毒，Seoul virus），兩種病毒有可能在動物宿主體內發生基因重排，產生一種兼具更強適應性與人傳人能力的新毒株。

"漢坦病毒本身不會人傳人，但適應性非常強，已在全球許多地方的老鼠身上都能發現，"林曉旭說，"如果它跟安第斯病毒重排，得到的可能就是一個既能廣泛傳播、又能人傳人的新病毒。這是一種假設，但這種風險並非零。"

他還提出，在實驗室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研究層面，漢坦病毒歷來是被研究者反覆"試驗"的對象。在全球多個國家的病毒研究機構中，通過連續傳代（serial passage）觀察病毒變異的實驗早已存在，這類研究的風險管理能力參差不齊，難以全面評估。

同一世界 兩種警報——雙重疫情的深層含義

自2023年起在剛果東北部比尼亞的一家醫院擔任外科醫生，是美國基督教援助組織"Serge"的成員。據STAT News報導，他疑似在為一名伊波拉患者做手術時遭到感染。同事莉貝卡．斯塔福德（其妻，同為Serge成員的醫生）及另一名醫生也曾與感染患者密切接觸，均被列為高風險接觸者。

圍繞其撤離問題，白宮內部發生了激烈爭論。《華盛頓郵報》報導，部分官員以"本土傳播風險"為由，反對將感染的美國醫生接回美國境內治療，最終才協調出送往德國的折中方案。這與2014年歐巴馬政府應對伊波拉感染美國援助人員時的態度——將其接回美國本土治療——形成了清晰的政策對比。

批評者指出，這種處置方式發出了一個令人憂慮的信號：它可能令未來願意前往高風險疫區服務的醫療志願者心存顧慮，從而削弱疫區的國際醫療力量，最終令疫情更難得到控制。

鼠患：一個被低估的全球變數

埃博拉疫情與漢坦病毒疫情，表面上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病毒，背後卻隱藏著一個共同的生態變數——齧齒動物。漢坦病毒由鼠類攜帶，經由糞便、尿液形成的氣溶膠傳播給人類；而伊波拉的自然宿主，同樣與野生動物的生態環境密切相關。

林曉旭指出，中國每年有十幾到二十多萬例漢坦病毒感染，這一數字居全球之首，鼠患控制是中國公共衛生體系的長期挑戰。臺灣近期也報告臺北城區鼠患問題嚴峻。他建議，個人層面，一旦發現鼠患痕跡，應用漂白水（bleach）先噴灑再清理，避免干掃揚起氣溶膠，清理時佩戴口罩。社區層面，須重視垃圾處理與下水道衛生，防止鼠類滋生。

他特別提到中國長江流域的鼠患問題——大型水壩蓄水後，下游積水環境為鼠類提供了良好的繁殖條件，"千里之堤，毀於鼠穴"並非虛言。他認為，城市排水不暢與垃圾處理不規範，是全球許多城市共同面臨的隱性公共衛生風險。

沒有疫苗的困境

在兩場疫情中，疫苗問題都十分突出。本迪布焦型伊波拉，目前全球沒有經批准的疫苗和特異性治療方案，正如ECDC與CDC所明確指出的，這是本次疫情特別令人擔憂之處，有別於2014年和2018年的扎伊爾型伊波拉爆發——後者有疫苗可用。

WHO已與多家研究機構和疫苗開發商展開合作，探索將現有平臺技術（包括mRNA技術）用於本迪布焦毒株疫苗的開發可行性，但估計距大規模臨床應用至少需要數月，而全面部署則更久。

在漢坦病毒方面，中國雖已研發出針對亞洲"舊世界"漢坦病毒的疫苗，但林曉旭明確表示，中國疫苗所使用的病毒表面抗原（糖蛋白prefusion結構），與安第斯病毒的對應抗原存在顯著差異，因此對安第斯病毒"很可能不管用"。他指出，相關研究報告中亦未提供針對安第斯病毒的測試結果，研究人員自己也表示"未來需要進一步研發針對安第斯病毒的疫苗"——這已側面承認現有疫苗的侷限性。

好消息是，科學家近年來發現了敘利亞倉鼠可作為安第斯病毒的動物模型，並鑑定出兩種單克隆抗體對該病毒有一定抑制效果。但距臨床應用，仍有相當距離。

2026年：公衛體系的多重壓力測試

林曉旭指出，兩場疫情同時爆發，凸顯了當前全球公共衛生體系面臨的多重壓力——檢測能力不足（本迪布焦型伊波拉被誤判為陰性延誤了數週）、信息透明度不夠（阿根廷對零號病人來源的迴避）、資源部署存在盲區（飛機傳播鏈追蹤不足）、國際協調機制仍有漏洞。

值得注意的是，WHO目前對兩場疫情的公眾風險評估均保持在"低"的水平，但林博士注意到，漢坦病毒的官方表述已從早期的"極低"（extremely low）調整為"低"（low），或許意味著內部評估已發生變化。

另一個不容忽視的背景，是美國對國際援助體系的大幅削減。2025年，特朗普政府顯著縮減了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的預算，多個在非洲運營的疾病監測項目遭到撤資。在此次疫情中，已有批評者指出，正是早期監測能力的削弱，導致了本次本迪布焦疫情的遲緩識別。CDC在剛果設有長期駐點機構，此次反應相對迅速；但更廣泛的全球監測網路能否在資源收縮的背景下維持有效運轉，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病毒學家建議：科學應對 不恐慌

面對兩場併發的病毒疫情，林曉旭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個人防護：重視環境衛生，做好鼠患控制；一旦接觸鼠類痕跡，先用漂白水處理再清潔，戴好口罩；關注前往相關疫區的旅行風險，瞭解伊波拉症狀（發熱、肌肉痛、腹痛、腹瀉、出血）；如有旅行史並出現相關症狀，及時就醫並主動告知。

心理：他強調，恐慌本身是免疫力的殺手。"保持樂觀，規律作息，適度運動，良好營養，這些都是提升自身抵抗力的根本之道。"他說，"我們經歷過新冠，我們知道公眾的焦慮會帶來真實的健康代價。"他尤其提到，精神狀態與免疫力之間存在被科學證實的關聯，面對疫情信息時，應學會區分"知情"與"焦慮"——前者是必要的，後者是有害的。

社會：他呼籲各國政府對病毒爆發保持高度透明，不要像阿根廷那樣在證據尚未釐清時就急於否定；也不要因政治考量而延誤撤僑與治療。"WHO的角色是至關重要的，但國際社會的協調，尤其是信息共享機制，仍需大幅改善。"

旅行者須知：計畫前往剛果、烏干達或南蘇丹者，建議推遲行程；近期曾在上述地區停留的旅行者，若出現發熱、肌肉痛、腹痛或出血等症狀，應立即就醫並主動告知旅行史。計畫赴阿根廷烏斯懷亞等地的旅行者，應密切關注當地衛生部門的最新公告，避免接觸野生動物及其排泄物。

兩場疫情 共同警示

2026年春夏之交，兩條病毒戰線同時拉開，令人不由得想起新冠疫情初期的種種情形。所不同的是，今日的公眾、媒體和衛生機構，都已經歷過那場歷史性的考驗，理應更有準備。

本迪布焦型埃博拉無疫苗可用的困境、安第斯病毒基因重排的潛在風險、鼠患與環境惡化的生態背景、PHEIC機制的結構性侷限、國際援助體系的資源收縮——這些挑戰疊加在一起，構成了2026年全球公共衛生最嚴峻的考驗之一。

一個美國醫生在剛果叢林中拿起手術刀，感染了一種沒有疫苗的古老病毒，隨後被輾轉送往大西洋彼岸的德國醫院救治；一對荷蘭夫婦在阿根廷南端的港口城市觀鳥，登上一艘探險郵輪，將一種鮮為人知的鼠源病毒帶向三大洲的23個國家。這兩個故事告訴我們：在一個高度連通的世界裡，任何病毒的"遠方爆發"，都與每一個人的生活切實相連。

雖然WHO總幹事譚德塞說這不是另一場新冠疫情，但它在考驗人們是否從上一場新冠疫情中真正吸取了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