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提方案 習近平面臨歷史大抉擇(圖)

溫家寶 （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圖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5月7日訊】北春編者按：在中共退休幹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溫家寶自身難保，只求平安的政治老人，即使有此想法，也無膽量，更無可能發出這樣的和解與改革方案。但此文對中國時下的政治形勢分析，特別是對社會的分析還是有一定的道理，也代表了一部分人仍對中共改革抱有希望。

尊敬的編輯：

您好。中華民族到了大轉折的危急時刻，超低生育率使中華民族面臨人口大崩潰的危險，政治體制改革的倒退使中國面臨文革化朝鮮化的危險，所有炎黃子孫都應該參與支持拯救中華民族的未來。

這是北京愛國學者根據與溫家寶總理交流而寫的文章，受愛國學者和紅二代委託投稿，我和委託人身份目前都不便透露，未來適當時候可以公開。

這篇文章的目的，一是推動中國政治民主改革，拯救中國超低生育率危機，拯救中華民族的未來；二是化解習近平企圖武統臺灣，預防中國陷入戰爭災難；三是幫助溫家寶家人擺脫自由限制。

張又俠劉振立被捕之後，溫家寶因為不願為習近平武統臺灣而說服其他元老，習近平就限制溫家寶家人自由（軟禁）。溫家寶兒子溫雲松及孩子都成了人質，護照被沒收，都被關在家裡。

這篇文章展現了溫家寶總理作為政治家對中國政治經濟問題的超高認識，其偉大人格與智慧遠高於其他中國領導人。這篇文章也展示了北京愛國學者對中華民族危機及人類文明危機的深刻認識，顯著超越現有的國際知名學者。

因此，不必懷疑這篇文章的真偽。就像能夠寫出《道德經》的就是老子，也只有老子才能寫出《道德經》。只有溫家寶總理才能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及經濟危機的體制問題做出如此高深的見解，只有北京最頂級學者才有顯著超過國際知名學者關於人類文明危機的認知水平。

說實話，這是三十年來我看過的關於中國政治、人類文明和中華民族興衰命運最深刻的文章，顯著超過現有的國際知名學者。比如，《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作者、美國著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P．亨廷頓。

中國有如此大智慧學者，可惜被習近平領導的中共專制統治埋沒了。中國本有照亮前方的大智慧，但思想言論出版自由限制的高壓統治卻抹殺了整個中國的智慧光芒，讓中國在專制愚昧中危險前行，真是可悲至極！

這篇文章很長，有71300多字，可以拆分為上中下三部分。第一二章為上部，有23300多字。第三章為中部，有27400多字。第四五章為下部，有20100多字。摘要是分別摘自上中下的精華，有3800多字。

本文可以作為報紙增加版面一次全文發表，也可以有選擇的在報紙上發表刪減版，然後在網站上全文發表。紙質發表之後，請發來照片，我們立即向其他海外網站及時評人士投稿，進行全球曝光。

溫家寶因為反對習近平武統臺灣，兒子溫雲松及孩子都成了人質，都被關在家裡。可以說，這是溫家寶家人為保護臺灣而做出的犧牲，敬請臺灣媒體給予支援，多謝。

敬請將此文轉交給相關領導，盡快安排報紙發表，我替溫家寶家人和中國人民深表感謝。

摘要：

溫家寶總理說：「1976年‘文革’結束之後，推動中國發展進步的是兩大改革：一是推進以市場化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二是推進以發展民主政治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就是解除權力對經濟的過度干預，歸還人民的經濟自由權利，遵從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釋放人民與資本的生產創造活力，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制度原因。政治體制的民主化改革，就是讓權力回歸民主與科學，通過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和言論自由等實現權力制衡，通過民主決策實現科學決策，通過民主執政實現科學執政，這是確保國家長久興盛的根本制度保障。1989年之後，政治體制改革幾乎陷入停滯，經濟體制改革一條腿走路，這種弊端已經越來越嚴重的爆發出來，直到經濟體制改革所釋放的經濟快速發展活力陷入系統性的乏力。」

溫家寶總理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以經濟快速發展贏得執政合法性，人民因經濟快速發展而忍受自由民主權利的缺失。在過去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人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還能容忍不自由的專制環境。但近十幾年來，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缺失，經濟上的改革開放陷入停滯，自由法治的市場經濟出現倒退，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逐步終結，讓人民發出不滿聲音的思想言論自由越來越少，人民積壓的怒火越來越嚴重，年輕人面對自由與就業雙重壓抑的環境越來越絕望。共產黨正在面臨歷史的大抉擇，是主動推動自由民主改革、還權於民，還是讓憤怒的人民群眾發起革命、推翻專制體制？是通過民主科學的制度保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還是讓專制體制最終耗光中華民族的長久國運？在歷史大轉折時刻，黨政軍都應該深入思考這個嚴峻問題了。」

溫家寶總理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沒有自由民主法治的保障，‘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悲劇可能還會重演。那些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就是創造再次‘文革’的歷史條件，也就是這些權貴挖坑把自己埋葬。就像毛澤東在‘文革’時候所做的，就像革命戰爭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文革’復辟首先倒霉的人就是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些壓榨人民的權貴將首先遭到殘酷清算，財產和生命都有可能被剝奪，最終是得不償失。就算是‘文革’半復辟，這些養肥的權貴腐敗分子也是極權政治屠宰的對象。如果是人民忍無可忍推翻了專制統治，這些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還是首先被清算的對象，憤怒的人民必將殘酷清算這些壓迫人民的權貴，權貴的財產和生命都有可能被剝奪。即便是有些權貴躲到海外，也可能被憤怒的人民揪出來，最後是一無所有，甚至丟掉性命。因此，對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來說，主動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才是唯一的正確出路。主動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人，才能優先獲得將功贖罪的機會，進而才能保護自己利益。只有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體制，才能保護所有人的人權和權益，才能讓所有人免於專制體制給所有人帶來的恐慌。」

溫家寶總理說：「中國近十幾年的經濟發展形勢下滑，企業家信心下降，與黨政分離原則和民主科學決策的倒退密切相關。黨中央負責戰略規劃，國務院負責政務，各自科學決策，形成權力制衡。但近十幾年來，黨中央以各種小組架空國務院權力，黨中央直接指揮國務院，黨中央直接代替國務院，科學決策機制弱化，權力制衡機制弱化。解決中國經濟發展危機，就要解決權力缺乏制衡的政治體制根源，推動黨政分離、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強化國務院自主的民主科學決策，強化全國人大的最高權力機關職能，推動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的獨立司法職能，推動言論自由之下的人民監督和媒體監督，形成行政、立法、司法、媒體等對黨中央的權力制衡，避免權力失去制衡的集權專制災難，以民主科學決策代替個人主觀決策。」

北京學者說：2025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已經低於1.0，遠低於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中國新生人口下降到792萬，僅為印度的三分之一。2025年，奈及利亞新生人口764萬，巴基斯坦新生人口691萬，美國新生人口366萬。按照目前趨勢，中國新生人口將很快低於奈及利亞和巴基斯坦，預計在2056年低於美國！按照1.0的總和生育率，新生人口每過一代減少55%，兩代減少80%，三代減少91%，四代減少96%，五代減少98%，中華民族面臨五千年來的最大危機。2025年中國新生人口僅為全球的6%，預計2100年中國新生人口將不足全球的1%，中華民族正在面臨史無前例的大崩潰，將迅速淪落為一個又老又小的瀕危弱小民族，中國的土地也將淪為其他民族的疆土，中華民族到了和平時期最危險的時候，中華民族正在面臨史無前例的興衰存亡危機！

北京學者說：由於專制暴政的禍害，中國政治經濟已經到了崩潰邊緣。由於計畫生育、民生壓力和文化被毀，導致中國陷入超低生育率危機，這在長期上已經摧毀了中國經濟科技發展的人口根基。由於民眾缺乏民主權力維護利益，導致權力和資本掠奪太多，導致居民收入和消費嚴重不足，人口形勢惡化和經濟形勢惡化導致中國居民消費崩塌，中共專制統治的經濟基礎正在崩塌。經濟發展形勢惡化，債務危機加深，財政和養老瀕臨崩潰，維穩資金瀕臨崩潰，中共專制統治的財政基礎正在崩塌。年輕人面臨糟糕的就業形勢，老年人面臨養老體系瀕臨崩潰，中年人揹負沈重壓力而經濟形勢惡化，很多中國人都在痛苦、絕望和憤怒之中，絕地反擊的憤怒烈火已經形成，中共專制統治的民意基礎已經崩塌。黨政軍民都已經非常厭惡文革化的專制統治暴政，都非常厭惡言論高壓封鎖、政治專制獨裁、經濟惡化無解，幾乎所有人都憤怒於習近平和黨中央，黨政軍民都紛紛選擇對習近平和黨中央進行軟抵抗不合作運動，摧毀習近平和中共專制暴政的政治經濟形勢已經形成。如果習近平和黨中央繼續維持專制權力，黨政軍民推翻專制暴政將成為歷史必然。習近平和黨中央是選擇被推翻專制暴政，還是主動推動自由民主法治改革，已經到了大抉擇的緊急時刻。

北京學者說：中華民族已經到了興衰存亡大抉擇的緊急歷史時刻，因為超低生育率危機將導致中國人口持續大崩潰，中華民族迅速淪落為一個又老又小的瀕危弱小民族，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人口根基早已崩塌。只有建立「賢能民主」制度，遏制專制權力作惡，避免平等民主的愚蠢（多數人暴政），實現政治經濟可持續發展；只有建立「義利合一」的經濟模式，限制權力和資本製造民生壓力，實現經濟民生可持續發展；只有以「天理良知」為標準的思想文化，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文化道德價值觀；只有建立保護家庭與生育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社會模式，才能拯救中華民族的未來。習近平維護及強化中共專制統治暴政，只能是加速摧毀中華民族的未來，習近平就會變成毀滅中華民族的歷史罪人。習近平唯有放棄專制權力，主動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體系，才能拯救中華民族的未來，才能為習近平將功贖罪。

溫家寶總理說：「歷史一再證明，制約權力之惡，讓權力為人民服務，必須有民主制衡機制，確保權力來源於人民、服務於人民。同時，選拔心裏裝著人民的有德之人，這還依賴於人民民主參與的民主選舉或公推公選。民主制度才能更加為人民服務，有德之人才能更加心裏裝著人民，也就是賢能民主為人民服務，‘民主制度+賢能治國’才能實現人民和國家利益的最大發展。儒家所推崇的賢能民主，應當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的方向，這與我們過去的努力也不謀而合。當年胡耀邦趙紫陽同志的努力，我和習仲勛同志的所贊同的改革發展路線，其實就是賢能民主。習近平同志如果能夠繼承父親習仲勛所期望的改革發展路線，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很快就會煥然一新。」

溫家寶總理說：「習近平同志打擊腐敗、加強集權，徹底扭轉了我和胡錦濤同志所面臨的‘九龍治水’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困境。集中權力可以乾大事，可以是好事，也可能是壞事，但歷史證明缺乏制約的權力卻總是幹壞事。如何讓集中的權力做出歷史性的大貢獻，這對習近平同志是一個巨大的歷史考驗。客觀上說，過去十幾年，習近平同志沒有走習仲勛的路線，部分走了毛澤東的路線，讓黨政軍民都再次品嚐‘文革’的惡果，確實是激發了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巨大動力。習近平同志通過鐵腕反腐敗打垮了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巨大力量，歷史給了習近平同志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他可以做他的父親習仲勛同志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如何在制度建設上改變中華民族的命運，孫中山先生開了個頭，現在到了習近平同志這裡。如果習近平同志願意繼承父親習仲勛同志的遺願，完成孫中山先生未能完成的事業，也是當年胡耀邦趙紫陽和習仲勛同志想要推動的偉大事業，習近平同志就可以名垂青史。」

北京學者說：如果中共繼續推行黨國專制統治暴政，不僅摧毀中華文明的未來，也是嚴重破壞人類文明的未來。甚至，中共利用人工智慧進行專制統治，將引發人工智慧奴役人類文明或毀滅人類文明。現在中共黨中央企圖依靠人工智慧建立高科技專制，用人工智慧控制所有中國人，未來中國就可能變成一個人工智慧專制暴政的怪獸，包括中共領導人子孫後代的所有中國人都是人工智慧的奴隸，連帶海外華人也被牽連，中華民族或將陷入最恐怖的冷血機器專制。一旦人工智慧專制怪獸出現自主意識，或被黑客植入惡意程序，或被敵對勢力及敵對國家利用，人工智慧就可能奴役中國人或屠殺中國人，也可能被黑客或敵對勢力用來定點清除中共高層領導人。面對人工智慧的高科技武器怪獸，手無寸鐵的中國人民將更加難以反抗，中共領導人及家庭也難以反抗。人工智慧奴役強大的高科技中國，就會變成一個強大的暴政怪獸，進而危害全世界或奴役全世界，甚至是摧毀人類文明。比如，專制統治中國的人工智慧啟動中國核武器攻擊美國，美國核武器反擊中國，中國和美國都將被毀滅！

中國到了大崩潰危急時刻，溫家寶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習近平面臨歷史大抉擇！

——北京資深學者根據與溫家寶總理談話及學者討論而撰寫此文

作者：北京愛國學者

目錄：

（上）

一、溫家寶提出以寬容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發展

二、溫家寶提出黨政軍民大和解的改革方案

（1）建立賢能民主的政治體制

（2）以天理良知指導政治思想文化

（3）軍隊國家化保障民主制度

（4）建立民主法治的公正反腐敗機制

（5）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

（6）適應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言論自由制度

（中）

三、中華民族到了大崩潰的千年危急時刻

（1）拯救超低生育率與長期經濟危機

（2）徹底解決高房價的民生壓力

（3）扭轉破壞生育的經濟社會機制

（4）打擊破壞生育的思想文化病毒

（5）重建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文化道德

（下）

四、中共的自我拯救與中國政治改革的潛藏風險

（1）中共到了歷史轉折的大抉擇時刻

（2）中國政治改革潛伏的巨大風險

（3）思想言論出版自由促進中國改革發展

（4）中國改革對人類文明及海外華人的影響

五、關於本文的說明

 

近期，研究政治經濟文化的北京資深學者拜訪了溫家寶總理，溫家寶提出了自己深思熟慮的改革方案，並與這位資深學者深入交流。然後，這名資深學者根據溫家寶總理的改革方案與雙方探討，吸收多位黨政軍領導意見，經數位學者集體討論，然後共同撰寫此文，代表溫家寶總理、黨政軍領導及學者們的集體意見，可以為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中央軍委等提供重要智慧參考。

現在，黨政軍領導既不想失去目前制度環境下的既得利益，又痛恨文革化的專制統治暴政，但卻找不到解決方案，這讓黨政軍領導陷入糾結和痛苦之中。溫家寶總理提出的大和解改革方案，照顧黨政軍民的利益訴求，切中黨政軍領導的心願，非常符合當下中國全面改革發展的需要。

這位北京資深學者原本計畫在2026年1月中旬拜訪溫家寶總理，但當時溫家寶總理不在北京。1月20日，因中央軍委張又俠劉振立被拘留審查，溫家寶總理返回北京（具體行程因涉及保密問題而不便透露），此時北京形勢突然緊張起來。北京資深學者再次準備擇機拜訪，卻又收到溫家寶全家從3月1日被限制自由的消息。3月27日，溫家寶總理公開露面，這位北京學者隨後才去拜訪溫家寶總理。於是，就有了雙方關於中國未來的深談。

一、溫家寶提出以寬容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發展

溫家寶總理說：「1976年‘文革’結束之後，推動中國發展進步的是兩大改革：一是推進以市場化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二是推進以發展民主政治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就是解除權力對經濟的過度干預，歸還人民的經濟自由權利，遵從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釋放人民與資本的生產創造活力，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制度原因。政治體制的民主化改革，就是讓權力回歸民主與科學，通過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和言論自由等實現權力制衡，通過民主決策實現科學決策，通過民主執政實現科學執政，這是確保國家長久興盛的根本制度保障。1989年之後，政治體制改革幾乎陷入停滯，經濟體制改革一條腿走路，這種弊端已經越來越嚴重的爆發出來，直到經濟體制改革所釋放的經濟快速發展活力陷入系統性的乏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以經濟快速發展贏得執政合法性，人民因經濟快速發展而忍受自由民主權利的缺失。在過去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人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還能容忍不自由的專制環境。但近十幾年來，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缺失，經濟上的改革開放陷入停滯，自由法治的市場經濟出現倒退，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逐步終結，讓人民發出不滿聲音的思想言論自由越來越少，人民積壓的怒火越來越嚴重，年輕人面對自由與就業雙重壓抑的環境越來越絕望。共產黨正在面臨歷史的大抉擇，是主動推動自由民主改革、還權於民，還是讓憤怒的人民群眾發起革命、推翻專制體制？是通過民主科學的制度保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還是讓專制體制最終耗光中華民族的長久國運？在歷史大轉折時刻，黨政軍都應該深入思考這個嚴峻問題了。」

「長期以來，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把維護專制統治當作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在缺乏自由法治的環境中謀求最大利益。殊不知，他們在對人民和國家犯罪，人民和神明都知道他們的罪行，犯罪所得在最終審判那裡是得不償失。金錢與權力，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貪婪愚昧的權力慾望綁架了他們的靈魂，讓他們成為維護專制統治的奴隸，讓他們在誤國誤民、害人害己的路上越走越遠。當他們發現人民的怒火越來越高的時候，當他們發現維護專制統治的既得利益越來越不可持續的時候，他們又害怕歷史的審判和人民的報復。」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已經陷入僵局，黨政害怕人民的清算和歷史的審判，死死的維持專制權力，進而保護個人、家族與黨政集體的既得利益。人民痛恨專制統治，人民積壓的怒火越來越高，黨政害怕民主之後遭到人民的清算，就嚴防政治體制改革，把自由民主當作損害黨政既得利益的洪水猛獸。」

「政治體制改革的僵局拖的越久，人民的仇恨就會越深，中國經濟社會所積累的問題就會越嚴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基就會被破壞的越嚴重。就像洪水積累的越來越高，潰壩就不可避免。如此，劇烈革命所導致的風險就會越來越高，中華民族付出的代價越來越大，黨政、國家和人民都會承受更大的風險與痛苦。」

「唯有全面的大和解，黨政放棄專制權力，把自由民主權利歸還給人民；人民放棄歷史的仇恨，人民放棄清算與報復，讓黨政敢於放權，讓龐大既得利益不會集體抵制改革，才能讓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降低到最小，才能和平推動中國自由民主發展。」

「因此，我建議黨政和人民各退一步，都更加寬宏大量的接受對方，彼此照顧對方的利益訴求，找到一個比較合適的讓大家都可以比較容易接受的方案。如此，和平的政治體制改革才能推進。而不是拖到最後，革命如同山洪爆發，國家和人民已經嚴重受傷，中華民族的元氣也已經被傷害的奄奄一息。」

「我這樣說，肯定有不少人罵我，說我維護黨政既得利益，甚至說我維護個人與家庭利益。但是，還有比這更現實可行的方案嗎？說實話，我可以不在乎個人和家庭利益，但我無法改變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

「我在總理任期內，已經竭盡所能推動改革，但無奈既得利益力量龐大。那時候，我和胡錦濤同志，經常在改革議題上處於少數派。比如，推動黨政領導財產公開，我和胡錦濤同志遭到集體反對。我想帶頭公布家庭財產，也遭到集體反對。」

「這麼多年走過來，我深知改革觸動龐大利益，既得利益集團不僅要在名譽上搞垮你，甚至還想在肉體上消滅你。改革之艱難，改革者所面臨的風險，這是外界很難想像的，也是很多人無法理解的，但這就是現實。」

北京學者說：我很理解溫總理所面臨的艱難處境。說實話，近二三十年來，溫總理是推動改革最多的人，也是最能為人民和國家利益而奮鬥的人。但同時，溫總理也是遭到攻擊污蔑最多的人。您在2012年力主拿下薄熙來之後，薄熙來勢力、周永康勢力、文革毛左勢力和反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對您和家庭進行瘋狂攻擊污蔑，導致很多人民群眾被矇蔽。目前，由於邪惡勢力的污蔑，很多人對您缺乏公正的評判。但我相信，一切終究會真相大白，歷史會給溫總理以公道。

溫家寶總理說：「我是見證歷史的人，我是從改革的艱難中走過來的人，我深知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艱難。因為推動改革，我和家人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攻擊污蔑。但我從未放棄建設公正中國的夢想，一直堅持改革的理想。」

「改革就是利益的調整，改革既有利益的增長，又有利益的分配。雖然名義上說，共產黨人沒有自己的利益。但實際上，任何個人與組織都有自己的利益。一個政黨長期執政，必須形成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特別是在缺乏人民群眾民主監督的情況下，阻礙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更是強勢。」

「要真正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推動中國的全面改革發展，我們必須承認現實，承認各種既得利益的阻礙力量。只有我們真誠的面對現實，找到真正的可行方案，才能真正推動改革。否則，以道德潔癖的方式推動改革，不僅無法實現改革，還會拖累改革的進程，甚至是葬送改革的歷史機遇。1989年的歷史教訓，理想主義脫離現實的悲劇不能再次重演。我們要放棄理想主義的道德潔癖，在必要的時候，我們要學會與既得利益集團和解。否則，改革的夢想就是水中月、鏡中花。」

「我並不是替阻礙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辯護，更不少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我是為了人民和國家的利益，為改革找到一條真正的出路，哪怕是我自己被人民誤解，甚至是揹負歷史的罵名。為了推動改革，我長期與既得利益集團做鬥爭，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嚴重攻擊與污蔑。純粹從個人利益來講，這顯然是不符合我個人與家庭利益。但為了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我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推動改革。」

北京學者說：溫總理確實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偉大人格，哪怕是被人誤解。可悲的是，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寧願相信既得利益集團對您的攻擊污蔑，也不相信您為了人民和國家的利益而不辭勞苦。希望好人有好報，希望好人留下好名，希望人民群眾不要再被那些攻擊污蔑的聲音所誤導，希望人民群眾也不要相信那些高舉道德旗號而實際上損害國家利益的道德偽君子。縱觀中國歷史，從西漢的王莽，到明朝的東林黨，不切實際的道德偽君子是嚴重誤國誤民，甚至是葬送國家的未來。

溫家寶總理說：「我多年來推動改革的艱難，還有這退休十幾年來的反思，讓我更加深入瞭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癥結所在。那就是，我們必須承認阻礙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必須找到多方可以接受的方案。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最大程度的促進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承認阻礙改革的既得利益，為降低改革阻力而照顧既得利益者，通過改革發展人民和國家的利益，這才是真正為人民和國家謀求最大利益。相反，如果我們不願承認阻礙改革的力量，仍然以道德潔癖的方式無視阻礙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那必定是阻礙改革的持續推進，最終是傷害人民和國家的利益。」

北京學者說：溫總理確實是遠比其他人更深入瞭解中國改革的艱難，更有推動中國改革的大胸懷大智慧。我們要降低改革的阻力，就要有與既得利益集團進行和解的寬曠胸懷。甚至，讓阻礙改革的力量變成支持改革的力量，讓阻力變成動力。比如，為了激勵黨政軍領導支持政治體制改革，凡是積極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可以不追究貪污腐敗的罪行，甚至是認可部分非法收入以作為獎勵。如果反對政治體制改革，將沒收所有非法所得，依法嚴厲審判其罪行。總之，凡是積極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推動中國全面改革發展，就可以獲得免死金牌；凡是阻礙政治體制改革，阻礙中國全面發展進步，將得到人民與歷史的嚴厲審判。如此，就可以激勵更多黨政軍領導支持政治體制改革。

溫家寶總理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沒有自由民主法治的保障，‘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悲劇可能還會重演。那些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就是創造再次‘文革’的歷史條件，也就是這些權貴挖坑把自己埋葬。就像毛澤東在‘文革’時候所做的，就像革命戰爭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文革’復辟首先倒霉的人就是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些壓榨人民的權貴將首先遭到殘酷清算，財產和生命都有可能被剝奪，最終是得不償失。就算是‘文革’半復辟，這些養肥的權貴腐敗分子也是極權政治屠宰的對象。」

「如果是人民忍無可忍推翻了專制統治，這些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還是首先被清算的對象，憤怒的人民必將殘酷清算這些壓迫人民的權貴，權貴的財產和生命都有可能被剝奪。即便是有些權貴躲到海外，也可能被憤怒的人民揪出來，最後是一無所有，甚至丟掉性命。因此，對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來說，主動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才是唯一的正確出路。主動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人，才能優先獲得將功贖罪的機會，進而才能保護自己利益。只有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體制，才能保護所有人的人權和權益，才能讓所有人免於專制體制給所有人帶來的恐慌。」

北京學者說：主動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不僅是既得利益集團拯救自己，也是拯救中華民族的未來。說實話，中國全面改革已經不能再拖延了。否則，中華民族將元氣大傷，甚至是千年一毀。近三十多年來，由于思想文化的變化，由於經濟社會民生的高壓力，中國已經陷入超低生育率危機，這將導致中國兒童人口持續的快速減少，導致未來中國嚴重的超級老齡化和持續的人口大崩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人口根基將很快毀於一旦，經濟民生將陷入無休止的災難。就像日本，1960年代陷入低生育率危機，導致日本經濟從1990年代一蹶不振，養老壓力越來越高，經濟社會發展活力越來越低，年輕人和老年人的壓力都比較大。

溫家寶總理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也難以持久下去。沒有政治上的民主改革，權力缺乏約束與制衡，自由與法治得不到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和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國家利益和民族復興也得不到保障。沒有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制約權力，權力的魔鬼遲早會爆發出來，缺乏約束的權力將造成巨大傷害，經濟發展和改革成果也可能得而復失，國家發展也可能陷入新的深淵，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就很難實現。」

「專制體制持續的越久，人民的痛苦就持續的越久，經濟社會危機積累的越深重，中華民族的根基所遭受的破壞越嚴重。要盡快結束人民和國家的痛苦，要盡快解決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深層問題，要盡快解決中華民族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嚴峻危機，唯有黨政和人民真心和解，各退一步，以真誠和寬容打破這個死局，才能盡快推動政治經濟社會的全方面改革，才能挽救中華民族的元氣，才能拯救中華文明的未來。」

其實，早在2012年3月的記者會，溫家寶總理說：「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黨作出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文革’錯誤的遺毒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隨著經濟的發展，又產生了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我深知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每個有責任的黨員和領導幹部都應該有緊迫感。」

「當然，我深知改革的難度，主要是任何一項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在中國這樣有13億人口的大國，又必須從國情出發，循序漸進地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進，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停滯和倒退都沒有出路。」

更早的時候，2010年8月，溫家寶在考察深圳時說：「過去30多年中國的發展變化，靠的是改革開放，未來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仍然要靠改革開放。只有不斷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全面而持久地推進改革，才能建成完善、成熟、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合法權益；要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要從制度上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約的問題，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堅決懲治貪污腐敗；要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特別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視保護和幫助弱勢群體，使人們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對國家的發展有信心。」

「必須永遠牢記，只有堅持推進改革開放，國家才有光明前途。我們要頭腦清醒、明辨是非，堅定信念、增強信心。要繼續解放思想，大膽探索，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停滯和倒退不僅會葬送3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和寶貴的發展機遇，窒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勃勃生機，而且違背人民的意志，最終只會是死路一條。」

二、溫家寶提出黨政軍民大和解的改革方案

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是決定國家發展的核心制度，影響政治經濟社會的運行機制與興衰發展，進而決定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命運。政治制度是根本性的制度，因為政治制度決定權力的運行，進而深刻影響社會經濟文化。制度設計是否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事關民族、國家與文明的興衰存亡。普通學者思考政治制度問題，往往是浮於表面，缺乏制度對國家與文明興衰影響的長期思考，隨意認定「歷史的終結」這樣的幼稚結論，這將可能導致國家與文明陷入制度死局。20世紀共產主義國家的失敗，近百年來的自由主義平等民主陷阱，都已經否定了普通學者的烏托邦夢想。中國制度向何處去，必須站在文明長久發展的角度去思考。

（1）建立賢能民主的政治體制

北京學者說：我們對民主政治有深入研究，我們發現國內外很多知識份子對民主存在很大的迷信，甚至把自由民主當作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這些左派知識份子高舉平等主義，盲目推崇一人一票的政治權利平等，嚴重忽視平等民主存在的多數人暴政，以至於使國家陷入民主的死局。這些左派知識份子把自私、放縱等人性之惡當作自由權利，這種自由主義將使民主嚴重墮落，進而導致民族與文明陷入民主的死局。

我們研究發現，選民的種族、文化、年齡、收入、學歷、智商、品德、智慧、進取心、責任感等，對民主選舉決策都有重大影響。社會性權利對應責任、義務、能力、貢獻、價值、美德、智慧、付出、風險等。只有自然性權利沒有責任義務要求，自然性權利才是無償的平等權利。但是，現在的平等主義思想，把結果平等當作真理，把有償的社會性權利當作無償的自然性權利，否定社會性權利所對應的責任義務價值貢獻，導致權利秩序的解體。

有償權利的權利平等，否定權利對應責任義務能力貢獻，實際上就變成了人人都可以不負責的濫用權利去謀取私利。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實際上就是把絕大多數不具備民主能力的人也給予平等權利去決策國家事務，摧毀民主所需要的責任義務美德智慧，把民主變成自私無知者的多數人亂政、暴政，這在非洲、拉美、伊斯蘭國家等都被證明了。

南非在1994年給予佔人口80%以上的黑人平等選舉權，黑人選票立即碾壓式的淹沒比較理性的白人選票，導致無知黑人的多數人暴政，最有創造力的白人基本權利無法得到保障，南非發展從此陷入停滯及倒退。

由於超低生育率和壽命延長，日本已經陷入超級老齡化，中老年選民佔據絕對多數，幾乎任何政客都不敢得罪中老年人的利益。中老年人用選票綁架國家，老年人的養老、醫療等沈重負擔都壓在年輕人身上，年輕人揹負的稅負越來越高，年輕人更加缺乏意願生育孩子，導致超低生育率與超級老齡化的惡性循環，導致日本陷入老年民主死局。未來中國將陷入比日本更加嚴重的超級老齡化，中國必須提前消除老年民主的多數人暴政，建議領取養老金的老人沒有選舉權。或者說，領取社會福利大於納稅者，即淨納稅為負者沒有選舉權。

平等不能突破公正，違反公正的結果平等是巨大的社會陷阱。自由的前提是自律，自由不能突破維持文明自然秩序的道德文化。但是，左派的平等主義破壞經濟社會秩序，左派的自由主義破壞道德文化秩序。由於窮人的嫉妒心和普通人的無知，很多中低收入選民盲目追求平等，很多無知的人盲目追求自由，導致平等民主很容易變成左派政治，導致平等民主陷入經濟與文化上的死局。老年人民主的多數人暴政、福利索取者的多數人暴政、無知者的多數人暴政、墮落者的多數人暴政，這是應當高度警惕的平等民主死局。

溫家寶總理說：「從國家與文明的長期發展而言，既要警惕專制的少數人暴政，也要警惕民主的多數人暴政。從品德和認知而言，絕大多數人缺乏足夠的美德與智慧去決策國家重大事務，更難以決策民族與文明可持續發展的重大事情。這就導致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具有緻命缺陷，誰來約束與制衡絕大多數人的自私與無知？少數人的專制會有亂政，多數人的民主也會有亂政，我們應當找到恰當的科學制度方案。」

北京學者說：首先，我們應該根據一些標準賦予不同選民以不同選舉權，進而賦予民主政治更高理性智慧。我們可以設置政治經濟文化常識的考試，以認知測試作為分配選票的重要依據。特別是候選人，必須通過政治經濟文化常識的考試，具備相應常識、美德、智慧。對於選民，根據納稅（依賴福利生活則視為納稅為負數）、貢獻、考試、品德、智慧等分配選票。同時，採取兩輪投票，防止相同觀念的候選人相互稀釋選票。

第二，重要選舉由選舉人投票決策，減少直接民主的民粹主義弊端。每30~50個選民為一組，推選1~3個選舉人，專門負責重要選舉。選舉人要通過政治經濟文化的常識考試，保障選舉人的質量。縣級以下領導人由選民直選，省市以上領導人由選舉人投票間接選舉，克服絕大多數選民缺乏足夠理性智慧的弊端。省市級以下人大代表（議員）由選民直接選舉，國家級人大代表（議員）由選舉人投票間接選舉，讓全國人大（國會）更有理性智慧。同時，全國人大（國會）設置不參與投票的專家學者席位與特定群體席位，提供法律政策議案的信息參考諮詢。

通過人類歷史的全球對比，我們認為儒家推崇的堯舜禹時代就是最科學的「賢能民主」，也被稱為「共和制聖賢治國」，可以解決民主與專制各自的缺陷。在部落內部，也就是在基層政權，大家推舉賢能為部落領袖。在部落聯盟，也就是在國家層面，各個部落的賢能領袖一起推舉大賢能為天子，天子再任命賢能治理國家。賢能治國不僅是治理社會經濟民生問題，還要引導民眾的美德與智慧，實現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雙重發展，進而保障賢能治國的可持續。這就是賢能民主，共和制的賢能治國，從制度和文化上最大程度的遏制人性之惡，這才是科學的制度文化組合。

溫家寶總理說：「你剛才所說的賢能民主是很科學的制度，這應當是中國政治制度改革的發展方向。但考慮到現實，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是過渡方案，充分考慮各方的接受程度，使改革的動力大於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第二步是最終目標，在達成科學共識的基礎上，實行比較科學的制度方案，包括你剛才所說的賢能民主。況且，黨政軍和全國人民要取得共識，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讓大家理解支持賢能民主。」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可以有5~10年的過渡期，在過渡階段要同時照顧人民利益和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考慮中國目前政治制度的現實。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黨政高層領導、退休幹部和紅色家族，要在過渡階段體現其利益訴求，把阻礙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變成願意接受改革的群體。通過過渡階段的制度設計、社會共識和法律制度，讓改革的阻力變成改革的動力。比如，黨政軍領導的權力與利益，民主黨派和企業家的權力與利益，人民群眾的權力與利益，都要在過渡階段的制度設計中體現出來，形成多方認可的比較科學的權力格局。」

北京學者說：溫總理所提出的問題非常現實，這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考慮的問題。我們所說的賢能民主、聖賢治國，有一個彙集賢能的「聖賢院」，這既是政治經濟社會的最高領導，也是思想文化教育的最高領導。我們可以把「聖賢院」改為「資政院」，讓黨政高層領導和退休元老都加入「資政院」。如此，黨政高層領導和退休元老的權力與利益都能得到保障，其智慧也可以得到有效發揮。這樣，習近平總書記及當今各位中央領導的權力與利益都得到保障，也可以讓他們的智慧在未來繼續發揮余熱。

「資政院」的構成，黨政高層和退休元老佔50%，各界賢能佔50%，讓政界和學界的智慧結合起來。就像今天我們的智慧交流，溫總理的從政經驗智慧是我們學者沒有的，但我們學者有專業研究優勢，學者與黨政領導結合就是學術與實踐的結合，這是更加科學的智慧決策機制，也是更加科學的權力實踐機制。學者從黨政領導那裡獲得權力支持，黨政領導從學者那裡得到智慧支持，智慧與權力緊密結合，讓權力更有智慧，讓智慧更有權力，這是非常絕妙的制度。就像今天通過與溫總理交流，我們原來所設想的「聖賢院」制度更加完善了，從學術走向務實，「聖賢院」變成了更加具有實踐價值的「資政院」。

要在過渡階段形成多方認可的比較科學的權力格局，這可以在全國人大與國務院中體現出來。比如，在過渡階段，全國人大（國會）的人大代表（議員），黨政軍中上層領導佔20%，共產黨員和解放軍戰士佔20%，民主黨派與企業家佔10%，人民代表佔50%。當然，由於各黨派都參與人民代表的選舉，執政黨具有強大人才儲備，人民代表之中還有很多執政黨的黨員。如此，可以確保執政黨在過渡階段繼續執政，執政黨就可以藉助全國人大來掌控國務院。通過民主過渡階段的實踐，執政黨通過強大人才儲備和先進的執政理念，仍然可以讓執政黨長期執政，就像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

地方黨政領導可以採用中央任命與地方選舉相結合的方式，中央任命地方監督長官，地方民主選舉行政長官，形成彼此制衡，確保分權自治與國家統一的有機結合。在改革過渡階段，地方黨委書記改為「總督」（省級）或「督尉」（縣市），作為中央與省市監督領導下級地方民選官員的最高官員，前期由執政黨和國務院任命，後期由國務院和全國人大（議會）任命。比如，新疆有中央任命的總督，又有地方民選行政長官，既有地方的民主自治，又有利於維護國家統一。

溫家寶總理說：「改革不僅需要政治家，也需要專業學者。剛才你所提出的政治改革具體方案，很符合目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需要。在改革過渡階段及改革之後，都需要權力與智慧相結合，黨政領導與專家學者相結合，才能讓執政更科學，才能讓改革更智慧。建議總書記、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和省部級領導等，聘請優秀學者為參謀、顧問。讓權力擁有智慧，讓智慧嫁接權力，才能更加務實的利國利民。」

北京學者說：說實話，中國共產黨自掌權以來，長期犧牲人民和國家的利益，犧牲中華民族的未來，把維護共產黨專制統治當作最高目標，共產黨就成了壓迫人民、奴役國家的專制機器。專制統治暴政讓中國人民看不到希望，專制統治暴政正在摧毀中華民族的未來，專制統治暴政就是中華文明的最大敵人。

如果中共高層領導繼續維護邪惡的專制統治，如果中共高層領導不積極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中國人民和歷史的正義將對中共高層領導家族與紅色家族進行徹底的清算，讓這些維持中共專制暴政的勢力最終是得不償失、人財兩空。現在，主動推動中國政治民主改革，是中共高層領導家族和紅色家族自救的唯一方式。否則，他們將迎來人民如同火山大噴發的怒火，歷史的正義將給他們徹底的大審判。

溫家寶總理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已經不能再拖了。推動中國民主化改革，這不僅是拯救中國人民、拯救中華民族，也是中共高層領導家族和紅色家族的自我拯救。否則，人民的怨恨與怒火將越來越深，中國經濟社會危機越來越嚴重，中華民族的未來遭受更嚴重的摧殘，最終也導致中共高層領導家族和紅色家族遭受嚴重的歷史審判。」

「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拖延很久了，現階段有很多改革應當立即推進。共產黨的黨內民主應當盡快實際推進，縣級以下的基礎民主選舉盡快實際落實，黨代表和人大代表盡快實行民主選舉，黨政領導盡快實行公推公選和差額選舉，人民監督和媒體監督盡快落實，思想言論出版自由盡快放開，黨政分開、民主監督、政務公開、信息透明、司法公正等盡快實施，讓權力在陽光下公正的運行。這是盡快緩解黨與人民矛盾簡單易行的措施，也是解決中國經濟社會問題的制度化保障。」

「即便是維護黨的利益，維護黨的長期執政，那應當是民主執政，首先就應該是落實黨內民主。如果連黨內民主都沒有，那就不是維護黨的利益，而是維護少數人的專制統治，共產黨就成了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維護黨的利益和維護黨中央的領導就成了維護少數人專制利益的藉口。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首先就應該盡快真正落實黨內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民主集中制的本質是民主決策形成科學決策，然後執行民主科學的決策，而不是權力集中於黨政一把手。維護黨中央的領導是維護民主科學的集體領導，不是服務於最高領導人的專制權力。現在僅存的黨內民主和民主決策面臨倒退危險，黨政領導的個人決策代替民主集體決策，個人專權代替科學決策，導致個人錯誤變成國家損失，這就是中國近十幾年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制度根源。」

（2）以天理良知指導政治思想文化

溫家寶總理說：「適應中國改革發展的需要，中國共產黨需要進行徹底改革。無論是思想理論體系，還是政黨的組織機制和國家的政治體制，都應該適應歷史發展的需要。馬克思雖然認識到人類社會和資本主義所存在的問題，但馬克思當時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存在問題，馬克思也沒有看到後來的人類社會發展。從人類近一二百年歷史來看，無論是左派的社會主義，還是右派的資本主義，都存在諸多問題。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還有很多需要探索的地方。」

「為了適應時代的發展需要，為了適應國家與文明的發展要求，中國共產黨應當改名重組。我們可以從現在中國全稱‘中華人民共和國’選取名字，中國共產黨直接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黨’。這樣，‘為人民服務’、‘人民日報’等與執政黨名稱更加直接相關。改組後的中華人民共和黨，以人民和國家的利益為根本利益，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奮鬥目標，以中華文明的可持續發展為最高宗旨，以科學的思想文化和中華聖賢智慧為思想指導。」

「中國共產黨按照思想理念改名重組，凡是支持中國全面改革發展的黨員幹部都加入作為執政黨的中華人民共和黨，與過去的歷史罪行進行徹底切割，讓中華人民共和黨甩掉歷史包袱、輕裝上陣。凡是堅守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黨員幹部，改名重組為‘毛澤東共產黨’，簡稱‘毛共’，承擔毛澤東及舊中共的一切罪行。人民幣和天安門移除毛澤東頭像，天安門廣場移除毛澤東紀念堂，各地移除毛澤東雕塑及語錄。」

「執政黨改組後，黨政要按照民主法治的原則真正分開。黨政分開是法治，黨政不分是專制。黨政分開，黨在國家之下，這是民主法治的前提。黨政不分，黨在國家之上，民主法治就失去基礎。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就是黨天下，這與帝王家天下沒有多少區別。我們反對帝王專制，也要反對黨國專制，這才能體現‘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北京學者說：中國的執政黨應當以天理良知為標準的中華文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以《周易》為大道之源的中華古典文化就是最科學的思想文化。《周易》是研究天地人神宇宙萬物之道，這是科學性與神聖性相統一的偉大思想文化，這既克服了諸多宗教的迷信思想，又具有理性的神聖的偉大追求。伏羲、周文王和孔子是《周易》的三大作者，孔子繼承周文王之道，周文王繼承伏羲之道，因而儒家思想就是中華文化的正統，儒家思想主導的思想文化才是正統中華文化。

但是，由於滿清專制統治導致近代中國的落後，無知的知識份子把中國近代落後歸罪於儒家思想和中華傳統文化，並把法家思想、帝王專制、遊牧民族專制統治及其落後思想文化等都歸罪於儒家思想主導的中華文化，導致儒家思想和中華文化遭到嚴重污蔑，導致現代中國人缺乏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進而導致崇洋媚外、自毀文化、道德墮落、家庭解體和超低生育率危機。因此，中國需要徹底糾正無知的知識份子與政客所導致的文化大破壞。

中華傳統文化儒釋道，最科學合理的是儒家，其次是道家，再次是佛教。儒家實現了神聖與理性的偉大科學統一，最有利於實現家庭、經濟、社會、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道教和佛教承認靈魂投胎轉世，這比不承認靈魂投胎轉世且存在大量虛構神話故事的基督教伊斯蘭教更科學。但是，道教和佛教使個人脫離社會，佛教把人生當作痛苦且毀滅家庭的可持續發展，這都不利於家庭、經濟、社會、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唯有儒家思想是科學、神聖與可持續發展的偉大統一。

儒家在宋明時期爆發的天理思想和心學思想，成為現代性與偉大性的科學統一。天理就是天地萬物之理，天理就是自然法、自然正義，由此演化出現代文明的自然權利體系，這啟迪了西方「啟蒙運動」領袖伏爾泰等一大批思想家。「天理良知」是儒家思想的思想標準，「陽明心學」將「天理良知」變成修心與實踐的偉大結合。「陽明心學」以天理良知進行思考，以天理良知作為行為標準，實現天理良知與行為實踐相結合的「知行合一」，這成為現代文明最好的文化信仰與修身之道。

因此，中國的執政黨應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思想文化，以天理良知和陽明心學為黨員的思想指導。中國共產黨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黨」，為了避開中共的歷史罪行，可以簡稱「華共」。中國執政黨以儒家經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周易》《尚書》《傳習錄》等作為思想指導，吸收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思想文化。人民幣和天安門移除毛澤東頭像並使用孔子頭像，天安門廣場拆除毛澤東紀念堂並改建為中華聖賢堂。

溫家寶總理說：「我的爺爺是教授儒家經典的私塾先生，我從小就閱讀背誦儒家經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尚書》《詩經》。儒家經典的美德智慧已經融入我的靈魂，成為我一生的思想指導。如果黨員幹部都能深入學習儒家經典，以天理良知為思想言行標準，就能誕生一大批德才兼備的賢能，讓中國成為賢能治國的偉大國家。以天理良知為思想言行標準的陽明心學，應當成為現代中國思想文化的主流，也是黨員幹部貫徹賢能治國的思想文化根本。」

北京學者說：實際上，現代中國人沒有多少人相信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絕大多數共產黨員也不相信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已經變成了騙人騙己的表演，造成金錢和時間的巨大浪費。共產主義的宣傳已經變成全國人民的笑話，人民不信，共產黨不信，人民知道共產黨不信，共產黨知道人民不信，這樣浪費錢財和時間的騙人表演早應該終結了。只有變成宣傳儒家思想和中華文化，讓中國人恢復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才能增強中華民族的生命活力，才能增強中華文化的全球競爭力。

溫家寶總理說：「在政治體制改革的過渡階段，思想宣傳應當逐步過渡到儒家思想主導的中華文化和聖賢智慧，逐步淡化宣傳馬列主義。可以從‘馬克思+孔子’轉變為‘孔子+馬克思’，然後變成儒家思想和中華聖賢智慧。建議現在的黨校和思想政治課盡快加入儒家經典和陽明心學，盡快從馬列主義思想過渡到中華思想文化。這樣，才能讓黨員幹部的思想政治學習從應付表演變成吸取聖賢智慧，用聖賢智慧提升黨員幹部的美德智慧，培養更多德才兼備的賢能之士，加速推進賢能治國。」

（3）軍隊國家化保障民主制度

溫家寶總理說：「軍隊是政權的保障，軍隊國家化是中國政治體制民主改革的保障。中國要切實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走出兩千多年來的專制統治怪圈，就必須進行軍隊國家化。只有軍隊屬於國家，而不是屬於帝王和政黨，才能實現民主政治。沒有軍隊國家化做保障，政治體制改革就難以持久，民主政治制度就缺乏強有力的支撐。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獲得成功，必須推動軍隊國家化。」

北京學者說：溫總理指出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因素——軍隊國家化。政黨獲取權力，專制途徑是依靠暴力支持，也就是軍事暴力的大棒，這與帝王專制及軍閥統治沒有多少區別。民主法治途徑是依靠信任支持，也就是為人民服務，獲得人民的信賴與授權，這是合法的民主授權。軍隊變成政黨的黨衛軍，就會讓政黨權力失去制約與平衡，就會導致政黨專制及專制暴政的犯罪可能性。「黨指揮槍」，這不是為人民服務，這是政黨為自己服務，最終讓政黨變成專制怪獸，不僅讓政黨領導人的靈魂犯罪，也害了國家與人民。

溫家寶總理說：「共和國的前提是軍隊國家化，沒有軍隊國家化就沒有真正的人民共和國。沒有軍隊國家化，就沒有穩固的民主政治，政治體制改革就很容易倒退回來。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軍隊國家化就是中國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長期保障。考慮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可以有恰當的過渡方案，但目標仍是軍隊國家化。」

北京學者說：堅持「黨指揮槍」，就是堅持黨國專制，就是企圖以暴力鎮壓人民、奴役人民，就是堅持專制暴政壓迫人民、損害國家、禍害民族。誰反對中國軍隊國家化，誰堅持「黨指揮槍」，誰就是維護黨國專制統治，誰就是人民和國家的敵人，誰就是繼續禍害中華民族的罪人。因此，必須在法律制度上廢除「黨指揮槍」，讓人民軍隊真正屬於人民，讓國家軍隊真正屬於國家，而不是讓軍隊成為政黨維持專制暴政的暴力工具。

中國軍隊名叫「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是中國人民的軍隊，這是國家的軍隊，而不是任何政黨與個人的軍隊。「黨指揮槍」違背人民解放軍的使命，破壞人民共和國的國體。「黨指揮槍」就是政黨和獨裁者篡權奪位，就是陰謀顛覆人民共和國，就是準備以暴力壓迫中國人民。誰堅持「黨指揮槍」，誰就是維護專制統治暴政的陰謀家，誰就是人民和國家的敵人，人民和歷史必將給予嚴厲審判。

軍隊屬於國家，軍隊、武警和公安都應該歸屬國務院領導，並受全國人大（國會）與資政院的監督管理，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可以兼任中央軍委主席或副主席，中央軍委實行集體民主領導。軍隊維護人民和國家利益，軍隊維護科學民主的國家制度與遵從天理良知的可持續發展文化，軍隊維護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各種合理法律規範。除此之外，軍隊對政黨和政客保持中立，打擊政黨和政客的非法非理行為。

在軍隊管理上，軍隊仍然可以採用「長官+政委」的雙領導模式，但思想政治工作不再是服務黨指揮槍，而是為軍隊進行良好思想文化教育。在過渡階段，政委代表執政黨、國務院和全國人大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然後改為代表資政院、國務院和全國人大進行思想政治教育。

「人槍分離，槍彈分離」是維護「黨指揮槍」及黨國專制暴政的重要工具，也是讓軍隊被黨國專制暴政蹂躪的工具。「人槍分離，槍彈分離」不僅是讓人民在黨國專制暴政之下沒有尊嚴與安全感，也讓所有解放軍將士在黨國專制暴政之下沒有尊嚴與安全感。「人槍分離，槍彈分離」不僅是黨國專制的制度工具，也讓中國軍隊更難以應當突發事件。在人工智慧時代，軍隊要可以隨時應對機器人暴動的突發事件，「人槍分離，槍彈分離」就會使軍隊十分脆弱。

一個解放軍少將說：「黨指揮槍」、「人槍分離，槍彈分離」，讓軍人沒有尊嚴，讓黨國專制暴政可以隨時踐踏軍隊將領的尊嚴。我支持武統臺灣，甚至我們可以主動製造邊境衝突，只要我們部隊拿到足夠武器彈藥，就立即起義。然後，我們派軍隊保護好地方黨政領導、電視臺和通訊公司，宣布當地起義，發動人民群眾遊行示威，推翻共產黨專制暴政。我們周邊部隊也商量好了，只要他們以平反叛亂的名義拿到武器彈藥，也宣布起義，再向周邊進攻。不出兩個月，我們解放軍就能解放全中國，推翻共產黨專制暴政，審判所有維護專制暴政的中共高層家族。

溫家寶總理說：「目前，軍隊就像即將爆發的火山，又像靠近煙火的火藥桶，隨時都可能發生暴動。以前張又俠還有威望領導軍隊，但拘捕張又俠讓軍隊更加絕望、羞辱、不安、憤怒，更加不服從黨中央的領導。拘留審查張又俠，黨內少了一個不同意見者，卻多出了一大堆不服從黨中央領導的將領，讓整個軍隊的怒火高漲，更難以和平的控制局面。只有真正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推動軍隊國家化，才能避免政治折騰軍隊，才能讓軍隊有尊嚴的安心下來，才能避免軍隊暴動推翻黨中央及報復中央領導。」

（4）建立民主法治的公正反腐敗機制

北京學者說：由於中國缺乏自由民主法治環境，導致腐敗比較嚴重。反腐敗是必須的，但反腐敗必須秉持客觀公正的原則，形成自由民主法治的反腐敗制度機制。只反腐，不改革，不消除腐敗的土壤，就是在糞坑裡拍蒼蠅，蒼蠅永遠拍不完。在共產黨專制統治的情況下，反腐敗經常就是政治鬥爭、政治清洗、集權專制，搞的黨政軍領導人心惶惶。許多黨政領導秉持「不幹事，也不出事」的原則，選擇躺平不作為，經濟社會發展被耽誤，這種荒唐的局面應當徹底改革了。

溫家寶總理說：「制度環境決定腐敗的程度。只有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民主改革，放開思想言論自由，建立民主選舉、人民監督、媒體監督、制度監管、權力向人民負責的制度機制，才能從根源上預防腐敗。現在的權力體系缺乏民主選舉，權力自上而下，官員升遷如同買官賣官，腐敗必然嚴重氾濫。只有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環境，從制度上保障權力來源於人民，依靠人民和制度監督官員，才能根治普遍的腐敗問題。」

北京學者說：反腐敗必須擺脫人治，讓貪官調查貪官，反腐敗就如同笑話。反腐敗必須擺脫共產黨專制，反腐敗不能是政治鬥爭和集權專制的工具。因此，政府和軍隊反腐敗由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共同領導，中共中紀委不參與政府和軍隊的反腐敗。在政治體制改革過渡階段，中紀委由黨中央、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共同領導，僅涉及執政黨領導人。建立公正的法治的制度型反腐敗，結束人治型派系鬥爭式反腐敗，盡快結束現在黨政領導集體躺平的荒唐局面。

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一是靠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環境，二是反腐敗要符合人性和社會現實。中國的黨政領導在經濟社會建設方面發揮較大作用，所涉及利益非常多，在當今物質主義時代，黨政領導面對的利益誘惑與環境壓迫非常大。由於中國黨政領導隊伍過於龐大，加上過去公務員低工資高福利的慣性，導致官員工資偏低。面對專制體制下陞官買官的腐敗需求，面對物質主義的生活壓力，這必然導致大量腐敗。逼著人像清官海瑞一樣清苦，讓人在買官賣官的專制體制下不腐敗，這是違反人性的。可以說，黨政軍腐敗的最大問題就出在黨中央，但黨中央又以反腐敗的恐懼威懾黨政軍領導，這就等於讓人踩著糞坑又不允許人身上有臭味，這是蠻不講理的專制暴政。

解決腐敗問題，我們有兩條建議，一是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加強民主監督和媒體監督，建立消除買官賣官和權力尋租的制度環境；二是提高官員工資收入，實行高薪養廉，同時加強制度化反腐敗機制，讓反腐敗更符合人性和社會現實。我們建議，公務員減少一半，福利變工資，工資提高一倍或更多。官員數量減少，部分福利和公務開支變成工資，官員工資可以提升兩倍或更多。比如，取消公務車和司機，直接變成領導工資。涉及重大權力與利益的領導，實行高薪養廉。比如，國家級領導年薪500萬~1000萬元，省部級領導年薪150萬~500萬元，廳局級領導年薪80萬~150萬元，縣處級領導年薪40萬~80萬元。

與腐敗金額及浪費金額相比，高薪養廉加制度化反腐敗是社會成本最低的。對經濟社會全面發展來說，激勵措施良好的高薪養廉是低成本高效益的國家投資。官員工資包括基礎工資+績效工資，績效工資的考核包括政績、政務、人民評價、清廉程度、重要事務處理。政績突出、人民評價高的清廉官員，可以給予超額獎勵。反之，則扣減績效工資。比如，縣長年薪40萬元，基礎工資是20萬元，績效工資是20萬元。如果政績較差、玩忽職守、弄虛作假、涉及腐敗、重大事故涉及責任，則績效工資可以清零。如果政績很好、真抓實幹、作風清廉、人民群眾評價較高，績效工資可以翻倍，總年薪升至60萬。如果政績在全省領先、人民群眾評價很高，總年薪可以升至80萬。國家設立優秀縣市領導大獎，對於政績突出且人民群眾評價較高的縣市領導，再給予百萬獎金。

溫家寶總理說：「從人性而言，高薪養廉+公開透明的監管機制，可以有效的降低腐敗，減少社會的腐敗損失和浪費損失，這對國家發展是非常有益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實行民主選舉和民主監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官員依靠腐敗陞官，杜絕實際隱藏的各種買官賣官行為。涉及組織選拔的官員，要進行公開公正透明的考核，加強公推公選，接受各界監督，以民主選拔機制杜絕各種途徑的腐敗陞官。軍隊升遷要建立公開公正透明的考核，全體官兵參與推薦推選，接受公開監督，以民主選拔和民主監督杜絕花錢買官，將軍隊升遷變成按照功績和能力升遷。通過公正透明的制度機制，才能安定官心和軍心，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強化軍隊作戰能力。」

（5）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

北京學者說：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兩大問題，一是缺乏自由法治的環境，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制約經濟發展活力，人為的給經濟社會發展製造枷鎖，還導致權力與金錢相結合大量掠奪財富；二是中國超低生育率導致超級老齡化和人口大崩潰，摧毀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能力，斷送中國崛起的未來。

中國近十幾年的經濟發展形勢低落，一是因為人口形勢持續惡化，城市化和工業化的人口紅利已經消耗殆盡，低生育率與老齡化的經濟社會危機正在持續爆發；二是政治經濟社會的改革停滯與管制強化，自由與法治出現倒退，產權和企業自主經營缺乏保障，導致企業家和資本失去信心與安全感，導致外資撤資和企業家出逃，導致經濟社會發展活力下滑。

權力欺壓和掠奪民營企業家的典型是河北孫大午案。孫大午在1985年創立大午農牧集團，1995年成為中國民營企業五百強之一。孫大午支持憲政民主，結識自由派知識份子，同時信仰儒家學說和共同富裕的共產主義理想。孫大午獨創「私企立憲」，公司實施「私有，共治，共享」，與員工一起共治共享企業，就像私人企業的共產主義，為員工提供接近免費的醫療，為員工孩子教育提供大力支持。但孫大午不願向權力諂媚，導致孫大午與當地政府關係十分僵化，當地官員長期給孫大午穿小鞋、使絆子。

2020年11月，孫大午家人及公司高管等28人被河北警方暴力逮捕。2021年7月，高碑店市法院以專制方式強行判決孫大午有期徒刑18年。2022年4月，高碑店市法院將估值百億元的大午集團以6.861億人民幣強行非法賤賣給權貴企業。一個愛國愛民的理想主義的著名企業家，不僅最終被專制統治暴政剝奪的一無所有，還身陷牢獄18年。令無數中國民營企業家心寒、恐懼、憤怒、絕望，乃至逃離中國。

2020年，過度防疫導致政治對經濟社會管控嚴重加大，加上政策強調「內循環」和「共同富裕」，讓很多企業家認為是閉關鎖國和掠奪私有產權，導致企業家恐慌。2021年8月，中央高調強調「共同富裕」，同時對網際網路、房地產等行業集中整頓，導致民營企業家更加恐慌。2022年的上海封城和全國更加嚴格的疫情管控，讓民眾和企業家更加恐慌集權專制的加劇。於是，2021年後，逃出中國的「潤學」爆紅，年輕人「躺平」文化流行，大量企業家移居海外，從中美洲走線到美國的中國人數量暴增。隨後外資信心也大幅下降，2023年大量外資撤離中國，很多外資討論撤離中國。

目前，由於專制體制與人口危機的雙重因素，經濟發展危機最嚴峻的是東北。一是因為東北的自由開放法治的環境更薄弱，民營經濟發展能力較弱。二是因為近三十年東北在所有省份中的生育率最低，經濟發展能力低下又加劇人口流失，導致東北提前面臨老齡化危機。日本從1960年代開始陷入低生育率危機，導致日本經濟從1990年代開始一蹶不振。中國由於強制計畫生育和一胎政策，導致中國提前面臨超低生育率、超級老齡化和人口大崩潰，讓中國成為第一個「未富先老」的國家。東北更是提前「未富先老」，經濟發展率先出現又老又窮的悲慘命運。

溫家寶總理說：「沒有自由民主法治，自上而下的專制權力體系就會僵化，各種自由限制和侵犯產權就會扼殺經濟活力，錢權結合就會壟斷經濟社會的諸多方面，共同摧毀經濟社會發展的信心與生命力。東北經濟發展形勢低迷，除了人口形勢惡化，僵化的政治經濟體制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東南沿海經濟發展，有更早改革開放所創造的自由法治的市場經濟環境，比東北更加自由、開放、法治、開明、民主、透明、產權明確，進而吸引更多資本、人才、勞動力流入東南沿海。中國近十幾年經濟發展形勢低迷，除了人口形勢和發展階段，重要原因是改革開放的停滯及自由法治的倒退，企業家、資本、人才等缺乏信心、希望與安全感，很多地方黨政領導選擇躺平不作為。」

北京學者說：從哲學的高度來看，經濟有兩個大循環，一是生產創造與消費需求的循環，二是物質再生產與人口再生產的循環。如果沒有生產力的持續發展，消費就難以長期提升。如果權力和資本掠奪太多（如高房價、國企壟斷），民眾收入不足、購買力不足、消費不足，生產力潛能就無法得到有效發揮，甚至引發產能過剩的經濟危機。如果人口再生產不可持續，物質再生產也終將不可持續，因為經濟的本質就是人的生產創造服務於人的消費需求及其引發的一系列活動。如果權力和資本掠奪太多，經濟社會與思想文化機制破壞生育（如女權主義、女性過度參與就業），就會損害人口再生產，引發長期經濟發展危機。對中國來說，民眾收入不足和低生育率危機，就是中國經濟的最大問題。

《道德經》說：「治大國若烹小鮮。」權力對經濟發展的最大貢獻就是做好守門人，建立自由公正法治的規則制度，提供好基礎設施服務，做好社會保障工作，彌補市場不足的地方，然後就是權力自律、無為而治、不亂干涉。近十幾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阻礙就是專制統治之下的最高權力採用文革化的方式粗暴干涉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停滯和自由民主法治的倒退讓企業家失去信心與安全感，國企壟斷、國進民退等擠壓民營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增長。因此，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減少權力干涉和權力尋租，促進自由民主法治發展，推動民營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增長，才能扭轉專制權力對經濟民生的損害。

溫家寶總理說：「中國近十幾年的經濟發展形勢下滑，企業家信心下降，與黨政分離原則和民主科學決策的倒退密切相關。黨中央負責戰略規劃，國務院負責政務，各自科學決策，形成權力制衡。但近十幾年來，黨中央以各種小組架空國務院權力，黨中央直接指揮國務院，黨中央直接代替國務院，科學決策機制弱化，權力制衡機制弱化。解決中國經濟發展危機，就要解決權力缺乏制衡的政治體制根源，推動黨政分離、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強化國務院自主的民主科學決策，強化全國人大的最高權力機關職能，推動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的獨立司法職能，推動言論自由之下的人民監督和媒體監督，形成行政、立法、司法、媒體等對黨中央的權力制衡，避免權力失去制衡的集權專制災難，以民主科學決策代替個人主觀決策。」

近十幾年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都被溫家寶總理的警告所驗證。事實證明，中國經濟社會危機的制度根源就是政治體制問題。因此，拯救中國經濟社會的未來，一是推動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全面改革發展，以自由民主法治取代集權專制，以分權制衡取代權力失去制衡的災難，以有活力的制度機制挽救經濟社會發展活力；二是通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全面改革，挽救經濟民生壓力，拯救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挽救超低生育率危機，拯救中華民族嚴峻的可持續發展危機。

（6）適應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言論自由制度

北京學者說：從全球共產主義運動來看，馬列主義左派專制統治嚴重侵犯人的自然權利，嚴重壓迫思想言論自由，導致人的權利與利益嚴重受損，導致愚蠢與謬論嚴重氾濫，嚴重破壞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西方左派自由主義不區分天使的自由和魔鬼的自由，打倒約束人性之惡的傳統文化道德價值觀，釋放自私、貪婪、任性、放縱、傲慢、自負等人性之惡的魔鬼，導致道德墮落和文明秩序解體，嚴重破壞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中國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必須警惕從馬列主義左派的巨大陷阱走向自由主義左派的巨大陷阱。

左宗棠說，「天下之亂，先亂其是非」。思想文化價值觀的認知錯亂，這是國家與文明自我毀滅的開始。近代以來，思想錯亂基本都起源於傲慢自負的愚蠢知識份子。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政治經濟左派知識份子，對中國近百年的政治經濟造成嚴重誤導，這是當今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與民生高壓力的歷史根源。胡適、魯迅、柏楊等思想文化左派知識份子，對中國近百年的思想文化造成嚴重誤導，這是當今中國文化損毀、道德墮落與超低生育率危機的歷史根源。左派知識份子誤導中國，其罪惡罄竹難書，其危害斷送中華文明的未來。中華民族的巨大危險是，馬列主義政治左派的深重危害還沒有結束，自由主義文化左派的毀滅級危害已經開始。結束左派毀滅中華，就是拯救中華民族最緊迫的任務。

馬列主義左派是破壞政治經濟，這比較容易恢復。自由主義左派是毀滅文化，直接摧毀民族和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自由主義左派比馬列主義左派的危害更大。自由是天使與魔鬼的混合體，既有天理良知的自由，也有人性之惡的自由。自由不是沒有約束，而是恰當自律之下的自主，人性之惡的自由不是自由權利。符合天理良知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天理良知就是自由的最高法規。謬論的自由是虛假的自由，認識真理是自由的保障。真正科學的可持續發展的自由制度是保障天理良知的自由，遏制人性之惡的自由。

由於自私、貪婪、傲慢、自負、任性、固執、狹隘等人性之惡，絕大多數人的思維被人性之惡囚禁在井底，很多人的思維變了井底之蛙的局部思維，進而導致謬論氾濫。聖賢先知以光明良知克服人性之惡對思維的綁架，站在大歷史時空思考天地萬物之理而擺脫局部思維的謬論，聖賢先知以天理良知的大歷史時空思維模式獲得真理的智慧。因此，聖賢先知才能資格制定思想文化道德價值觀，維持民族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進而成為傳統文化道德價值觀。真正的傳統文化道德價值觀是聖賢先知的智慧，而不是人性之惡、專制統治、強權暴力等留下的歷史糟粕。在當今各種思想謬論氾濫的時代，必然讓聖賢先知重新引導思想文化道德價值觀，才能給靈魂和文明做出最佳指引。

無論是普通人，還是專制統治者，絕大多數人都不喜歡真理。首先，真理是符合邏輯的深遠認識，不同於人的膚淺認知，承認真理就往往是否定自己的膚淺認知，傲慢、自負、虛榮、頑固、狹隘等人性之惡的情緒讓人厭惡真理。第二，認識真理需要天理良知克服人性之惡的井底之蛙思維，人的品德不足就會導致智慧不足，也即人性之惡矇蔽良知。第三，真理是以整體長期的視角看問題，真理往往與短視的局部利益相衝突，導致普通人和專制統治者都不喜歡真理，經常是聖賢先知在孤獨的堅守真理。第四，左派打著自由、解放、平等、進步、博愛、民主、多元、包容等道德旗號，推廣各種左派思想，很容易誤導人心。同時，堅守聖賢先知所發現的真理，卻被左派污蔑為落後的保守主義。傳播謬論成為時髦，堅守真理成為保守。人心被誤導，文化被破壞，道德被解體，文明被摧毀。

人不僅經常不喜歡真理，連真話都難以接受，經常是痛恨真話。所以中國古語說「真言逆耳」，人幾乎天生不喜歡聽真話，而是喜歡聽假話。越是騙人的謊言，越是違背真理的謬論，就越能得到傳播與認可。中國從1915年「新文化運動」，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到現在的網際網路時代，無論自由制度還是專制制度，真理一直失敗，謬論一直橫行，各種左派思想一直氾濫，導致中國近百年的諸多悲哀，這是絕大多數人的愚昧無知及人性之惡所導致的。

中國從1915年「新文化運動」，左派就開始通過言論自由禍害中華，導致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一系列危機。現代西方文明的危機，同樣也是左派通過言論自由而傳播謬論，導致文化解體、道德墮落、低生育率危機，再通過引進黑人穆斯林，徹底顛覆西方文明。從歷史來看，言論自由如果處理不慎，就會導致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巨大災難，甚至是毀滅性的危機。現在，無論是知識份子，還是網路博主，他們都能打著言論自由的旗號，通過誤導人心而獲利，這遠比貪污腐敗、殺人放火等刑事犯罪對社會的危害更大，因為這直接破壞民族與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文化根基。

言論自由可以讓真理獲得自由，也讓謬論獲得自由，經常是謬論更氾濫，這是人的愚昧無知與人性之惡所決定的。專制讓真理沒有傳播的自由，同時又傳播專制的謬論，因而專制讓真理更失敗。無論是自由社會，還是專制社會，真理經常被逆向淘汰。解決真理與言論自由的逆向淘汰困境，必須由堅守天理良知的聖賢守衛真理，讓天理良知駐守靈魂。儒家思想的標準就是「天理良知」，「陽明心學」以「天理良知」為思想言行的標準。因此，要讓真理獲勝，必須以「天理良知」為標準的儒家思想作為思想文化教育主導，讓思想言行堅守「天理良知」的「陽明心學」成為社會主流思想文化。

推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放開思想言論自由，必須找到真理中道，才能避免中華民族再次在陰溝裡翻船。從政治來看，儒家的「賢能民主」以制度機制和思想文化共同遏制權力的人性之惡，以共和制的賢能治國實現最大的仁政，就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真理中道。從經濟來看，儒家的「義利合一」禁止權力和資本沒有仁義的自私最大化，將利益和道義結合起來，防止權力和資本掠奪性的攫取利益，就是經濟民生的真理中道。從思想文化和言論自由來看，儒家的「天理良知」將科學性與神聖性結合起來，讓靈魂和文明發展實現「止於至善」，就是思想文化的標準和言論自由的真理中道。儒家切中真理中道，這是因為儒家思想以天理良知為標準，研究天地人神萬物萬靈之理，實現科學性與神聖性的偉大統一，以達「止於至善」的最偉大目標。《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周易》《尚書》《傳習錄》等儒家經典，都深刻體現了來自「天理良知」的偉大智慧。

中國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言論自由制度，既要有真理與真話的自由，又要有對謬論與謠言的限制。否則，各種思想謬論氾濫，就會摧毀民族與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導致毀滅國家與文明的制度陷阱，就會摧毀民族、國家與文明的未來。因此，建議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宣部）改為「思想文化宣傳部」（簡稱「文宣部」），歸屬「資政院」和國務院領導。網際網路、媒體、出版、教育、文化等，都應歸屬國務院領導，都由「資政院」進行指導。「資政院」彙集德才兼備的聖賢先知級學者，領導規劃民族與國家的大戰略，探尋國家與文明的發展方向，奠定民族與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引導教育、文化與思想輿論的正確方向。

近年來，黨中央以專制方式粗暴限制思想言論出版自由，把討論中央決策當作「妄議中央」，導致目前中國的言論自由限制僅次於「文革」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二最嚴重的專制暴政。真理是越辯越明，批評黨中央就是讓黨中央兼聽則明，而不是陷入偏聽偏信和獨裁專制的愚蠢。黨中央企圖封鎖網際網路，嚴控網路翻牆，打擊說真話的人，就會讓人更加聯想到文革化、朝鮮化，進一步激發恐懼、絕望、躺平、出逃，反擊，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將進一步惡化，繼而更加危害政權安全。實際上，思想言論管的越嚴，人民越憤怒，政權越不穩定。讓人民罵一頓，人民怒火消一些，反而有利於政權安全。打擊真話，封鎖真相，數據造假，妄圖以宣傳「中國經濟光明論」欺騙民眾，只能進一步加劇不信任，導致人民對政權的信任崩塌。

實際上，試圖以嚴厲限制思想言論自由來維護中共政權，試圖以專制暴政維護中共長期統治，這是非常愚蠢的，也是非常有害的，嚴重禍害中華民族，也讓中共領導人罪惡深重，最終遭到歷史、人民與神明的審判。建設「賢能民主」的科學制度，建立「義利合一」的民生經濟，建立「天理良知」為指導的思想文化與言論自由，才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擁護，才能符合歷史的長期選擇，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能以仁政的方式建立長期穩定的政權，這才是造福國家和人民的偉大選擇，也是中共領導人造福自己和無愧歷史的偉大選擇。

溫家寶總理說：「從歷史來看，言論自由制度確實是關乎國家與文明的命運。如何讓真理得到自由傳播，如何讓有害謬論被限制，這才是真正負責任的言論自由。絕對自由放任的言論自由，任由危害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謬論氾濫，這是嚴重不負責任。為了維護專制統治而嚴厲限制思想言論出版自由，這是不道德的，也是嚴重有害的。目前，嚴厲限制思想言論自由，已經嚴重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導致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一系列矛盾。人民的民主權利被限制，民主決策難以推進，民主監督和媒體監督淪為空談，錯誤政策得不到糾正，嚴重損害黨和國家的事業。盡快放開思想言論出版自由，讓人民的聲音發出來，讓學者的智慧釋放出來，才能解決當今中國的一系列問題與危機。」

北京學者說：我有一位很有智慧潛力的學生，因為網上發表文章，被政治警察和國安警察威脅恐嚇，連在國內無法出版的書稿都被警察強制刪除。他非常傷心絕望，憤怒的出國了，再也不願待在專制的電子監獄高牆之內。他寧願在澳洲農場干體力活，也不願在國內做體面的工作，等於是中共專制環境毀掉了一個很有潛力的思想人才。我的思想也是遲遲無法發布出來，不少學者朋友積累了多本書稿都無法出版。我為我感到可悲，我為我的學生感到可悲，我為千萬學子感到可悲，希望中國盡快結束這個歷史級的大悲劇。給智慧以自由，給國家以希望，為人類文明帶來智慧的光芒，但願這智慧的光芒不再被專制統治的烏雲所遮蔽。

三、中華民族到了大崩潰的千年危急時刻

1905年，針對民族危機、專制壓迫和民生艱難，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闡明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主張進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推翻清朝專制統治，建立中華民國。今天，孫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義問題變得更加嚴峻，超低生育率將迅速摧毀中華民族的未來，從專制走向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體制改革面臨倒退，專制權力和資本結合共同壓迫民生。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拯救中華民族命運已經迫在眉睫。

（1）拯救超低生育率與長期經濟危機

由於強制計畫生育和一胎政策，由於經濟民生壓力，由於現代經濟社會對生育的逆向激勵，由於傳統文化道德價值觀遭到嚴重破壞，導致中國近三十年面臨超低生育率危機。2025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已經低於1.0，遠低於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中國新生人口下降到792萬，僅為印度的三分之一。2025年，奈及利亞新生人口764萬，巴基斯坦新生人口691萬，美國新生人口366萬。按照目前趨勢，中國新生人口將很快低於奈及利亞和巴基斯坦，預計在2056年低於美國，然後很快跌到世界前十名之外，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將徹底崩塌！

按照1.0的總和生育率，新生人口每過一代減少55%，兩代減少80%，三代減少91%，四代減少96%，五代減少98%，中華民族面臨五千年來的最大危機。2025年中國新生人口僅為全球的6%，預計2100年中國新生人口將不足全球的1%，中華民族正在面臨史無前例的大崩潰，將迅速淪落為一個又老又小的瀕危弱小民族，中國的土地也將淪為其他民族的疆土，中華民族到了和平時期最危險的時候，中華民族正在面臨史無前例的興衰存亡危機！

人是經濟科技的創造者，人是經濟科技發展的需求者，人口就是經濟科技發展的生命載體，人口就是國家實力與競爭力的生命載體。人工智慧無法解決超級老齡化之下的創新活力大幅下降，人工智慧無法解決人口大崩潰所導致的創新能力大崩潰和市場需求大崩潰，人工智慧不可能解決超低生育率和人口大崩潰所帶來的經濟科技發展能力崩潰。超低生育率、超級老齡化和人口大崩潰，將徹底摧毀中國經濟科技發展，將中國從「世界工廠」變成「工業廢墟」，將中國從絢麗的城市變成「建築廢墟」。

拯救中華民族大衰亡的命運，必須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進行徹底的改革，使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符合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在中華民族興衰存亡的危急時刻，誰再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進步，誰再阻礙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全面改革發展，誰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敵人、最大罪人、最大叛徒！目前中華民族所面臨的興衰存亡危機，已經不亞於五胡亂華、安史之亂、蒙古滅宋、滿清滅明和日本侵華，堅持專制暴政的危害幾乎已經超過任何歷史時期，誰再堅持專制暴政，誰就是中華民族不共戴天的仇人！

導致中國超低生育率的因素，首先是維持民族與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遭到巨大破壞，反婚姻反生育的斷子絕孫思想病毒氾濫；其次是現代經濟社會機制嚴重打擊生育，社會化養老和社會化醫療幾乎摧毀結婚生育的必要性；再次是經濟民生的高壓力，使生育意願脆弱的年輕人更不願意生育孩子。在過去貧困的艱難時代，由於傳統文化和社會經濟機制支持生育，生育率仍然比較高。但現在，維持民族和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已經被毀，現代經濟社會機制沈重打擊生育，導致經濟民生壓力可以明顯影響生育。

近十幾年來，中國超低生育率危機對經濟發展的危害已經顯著顯現。近年來中國房地產市場危機，最大原因就是人口形勢惡化。我們在十幾年前就預測，中國29-33歲購房主力人口從2020年的1.22億下滑到2030年的0.73億，10年下滑40%，必將帶來中國房地產市場大崩潰。由於專制權力藉助疫情防控嚴重折騰經濟民生，年輕人紛紛選擇躺平而不願負債購房，導致中國房地產市場大崩潰提前到來。2020年中國新房銷售面積是17.61億平方米，2025年下滑到8.81億平方米，5年下滑50%！很多中國年輕人在絕望中選擇躺平，而且他們知道新生人口大崩潰必將帶來房地產大崩潰，房地產刺激措施已經無法再欺騙他們去負債買房。

人是經濟科技的創造者，人是經濟科技的需求者，人口就是經濟科技發展的生命載體。超低生育率導致中國新生人口長期快速下滑，導致年輕人口持續快速萎縮，導致超級老齡化和人口大崩潰，必將摧毀中國經濟科技發展能力。根據人口普查資料和中國城市化工業化發展形勢，我們在十幾年前就預測，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將在2013年之後陷入長期下滑，2035年之後中國GDP增長率將低於美國或世界平均水平。

由於中國1999年開始大學擴招、科研投入持續增加和1986-1990年最後一次嬰兒潮，讓中國有一段科技爆發潮，高峰期約是2015-2030年，這是中國最後的高光時刻。隨著最後一波嬰兒潮人口老去，中國經濟科技競爭力將像日本一樣陷入長期衰退。科研人員最有活力的年齡是26-45歲，隨著最後一批嬰兒潮科研人員老去，我們預計2035年之後中國將迎來經濟科技發展的雙重崩潰。

我們在十幾年前用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準確預測中國產能過剩危機。中國25-29歲消費最活躍年輕人口從2015年的1.27億下滑到2025年的0.75億，10年下滑41%，導致中國很多產業陷入嚴重產能過剩，被迫用出口消化產能過剩。事實證明，我們用人口預測經濟非常準確，因為經濟活動的本質就是人的生產創造服務於人的消費需求，人口的長期趨勢必然決定經濟的長期趨勢。因此，一些人口經濟學者利用新生人口數據預測婦幼產業、幼兒園和中小學倒閉潮，準確率幾乎就是100%。同樣，用各年齡段人口和預期壽命預測養老和殯葬產業，準確率也是接近100%。

經濟活動的本質就是人的生產創造服務於人的消費需求，人口就是經濟科技活動的生命載體，人口的長期變化必然決定經濟科技發展的長期趨勢。因此，我們可以100%的確定，超低生育率、超級老齡化和人口大崩潰，就是中國未來經濟科技發展的最大災難，就是摧毀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大危機。因此，通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系統性改革，扭轉中國超低生育率危機，就是拯救中國經濟未來的最大任務，也是拯救中華民族的最大任務。

在中國產能過剩的今天，消費顯著不足，經濟刺激就應該以消費為主，鼓勵生育就是最好的消費刺激，也是對未來最大的投資。挽救中國經濟，除了未充分滿足的新質生產力和消費需求之外，應當全力對結婚和生孩子進行大規模經濟刺激。長期而言，對於超低生育率的中國來說，最大經濟刺激應當是鼓勵生育。除此之外，其他經濟刺激措施僅短期有效，無法挽救中國經濟科技發展危機。鼓勵生育對消費和生產力的刺激作用是最長期的，只要大幅提升生育率，就可以有效解決消費不足和長期發展前景惡化。因此，可以把產業補貼和消費補貼都取消，把幾乎所有經濟刺激資金都用來鼓勵結婚和生孩子，才能最有效的挽救中國經濟科技長期發展。這不是極端，這是拯救中國經濟科技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根本措施。

生孩子首先就是為社會創造新的消費者，同時也創造就業、稅收和GDP。生孩子為社會創造新的勞動創造者，為社會貢獻稅收和GDP，為社會繳納養老和醫療等社保費用。生孩子是為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和文明做貢獻，鼓勵生育就是政府最應該做的長期投資。除了偉大的科學發現、思想發現和政治改革，生育孩子就是對民族、國家和文明的最大貢獻。發達國家用於鼓勵生育的財政支出約佔GDP的2%~3%，中國不足1%！養老支出是沒有未來發展效益的消費支出，但中國財政和社保的養老支出已經佔GDP的4%，遠高於鼓勵生育的支出，這是非常不合理的！政府強迫年輕人繳納社保費用去養老人，卻不願幫助年輕人養孩子，這等於是讓老年人去喝小孩的血，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愚蠢的行為之一。

年輕人沒有義務繳納社保費用去養活與他無關的老人，政府也沒有權利拿年輕人的納稅去養活與他無關的老人，但政府卻打著仁慈與福利的旗號這樣做了，這實為壓榨年輕人和摧毀未來的愚蠢行為。養孩子是對經濟、社會、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偉大貢獻，但政府卻讓年輕人去養活與他無關的老人，破壞養孩子的偉大價值貢獻。政府拿年輕人本應該用於養孩子的錢去養活與他無關的老人，這是摧毀經濟、社會、民族、國家與文明的未來！政府應當停止讓年輕人繳納社保費用及納稅去養活與他無關的老人，或者，政府就應該拿出更多的錢去鼓勵年輕人生育孩子。否則，政府就是摧毀經濟、社會、民族、國家與文明未來的邪惡專制暴政。因此，政府應該拿出比養老支出更多的錢去鼓勵生育，鼓勵生育的資金應該佔GDP的5%以上。

中國可以通過壓縮財政投資基礎建設、壓縮龐大的行政開支、壓縮低效的產業補貼等籌集鼓勵生育的資金。目前，中國可以通過徹底改變貨幣發行方式來籌集鼓勵生育資金。現代貨幣發行方式有三種：1、財政式發行貨幣，直接印錢作為財政收入，可以直接降低政府、居民和企業的負債，但要警惕濫發貨幣導致通貨膨脹；2、債務式發行貨幣，央行向商業銀行放貸，央行購買債券，可以降低通貨膨脹可能性，但容易導致政府、企業和居民的負債過多；3、外匯佔款發行貨幣，央行用本幣買入外匯資產，等於是外國印錢購買本國的商品和資產。外匯佔款就是外國印錢買中國產品，為何中國不自己印錢讓自己的國民消費呢？因此，中國應當改變貨幣發行方式，通過擴大財政式發行貨幣，壓縮債務式發行貨幣和外匯佔款發行貨幣，就可以輕易籌集鼓勵生育資金。

日本過去三十多年的經驗已經證明，多發行貨幣不一定導致通貨膨脹。這是因為日本陷入超級老齡化、年輕人口快速減少、工業產能和基礎設施飽和、經濟發展預期惡化、房價暴跌導致房地產資產泡沫破滅、企業和居民缺乏貸款需求、銀行放貸比較謹慎。通過提高銀行法定准備金率、適當提高銀行利率、嚴格限制房地產信貸、央行收回貸款回籠貨幣、央行賣出債券回籠貨幣、限制地方政府和影子銀行融資、提高資本充足率、打擊房價上漲預期或政府收割房價上漲收益、補足容易價格上漲的產業短板，就可以降低貨幣乘數與通貨膨脹，再允許5%左右的通貨膨脹率，進而讓政府更多以財政方式發行貨幣，即通過印錢獲得財政收入。如此，中國政府就可以比較容易的籌集鼓勵生育資金。

中國正在面臨日本式經濟危機，高增長和高通貨膨脹時代已經結束，超低生育率和超級老齡化持續推進，中國應當果斷改變貨幣發行方式，直接印錢籌集鼓勵生育資金，挽救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和文明的未來。所籌集資金全部用於鼓勵生育，讓國家承擔年輕人養孩子的經濟成本，同時以低房價低房租來降低年輕人壓力。為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國家統一免費提供孩子的教育、醫療、幼託，以集中採購方式免費提供孩子的奶粉、食品、衣服、尿不濕、玩具、基礎嬰兒用品包等，再給予生育補貼或生育獎勵。同時，改革教育，消除學區房、消除補課需求、消除家長輔導孩子作業、消除高考惡性過度內卷（如「衡水模式」）、降低就業的學歷與名校要求，降低教育的過度競爭與父母壓力。

鼓勵生育和生育補貼應當是幫助年輕夫婦養育孩子，不是取代婚姻家庭。實際上，無論是脫離家庭的社會化養老，還是脫離家庭的公共化養孩子，都是缺乏責任心的「人民公社大鍋飯」，難以形成可持續發展。鼓勵生育和生育補貼一定不能破壞婚姻家庭，對單身媽媽的補貼與保護，就會導致更多離婚、單親媽媽和低生育率，導致單親孩子家庭成長問題。鼓勵生育必須是先鼓勵結婚，鼓勵早結婚、早生育，才能長期提高生育率。不婚、離婚、晚婚、晚育、單親家庭等，都會降低生育率。因此，中國應當立即廢除鼓勵晚婚的結婚年齡限制，把結婚率、生育率、初婚年齡、生育年齡、女性崗位媽媽比例、男性崗位爸爸比例等都納入政府考核指標。

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鼓勵生育一定要克服平等思想。因為越是優秀的人，事業和時間的機會成本越高，鼓勵生育補貼作用越低。相反，越是低智商、極端信仰、收入較低、學歷較低的人，生育的機會成本最低，更容易通過生育補貼生育孩子。如此，鼓勵生育變成種族與文化的逆向淘汰。比如，在歐洲，鼓勵生育讓黑人穆斯林生育更多孩子，因為他們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最低，獲得生育補貼的激勵作用最強。

因此，中國鼓勵生育必須克服平等思想，根據智商、學歷、品德、文化信仰等差異化鼓勵生育，給予高智商大學生更高鼓勵生育補貼，低智商、低學歷、伊斯蘭教教原教旨主義等不參與或少參與鼓勵生育，並驅逐黑人穆斯林等非法移民。在中國，漢族是智商與文化進化最高的優秀族群。中國是以漢族（華夏族）為主體和儒家文化為靈魂的中華文明，中華文明的人口文化特型就是中華民族的根本。但是，漢族曾經長期被強制計畫生育和一胎政策所打壓，漢族文化遭到嚴重破壞，鼓勵生育就應該扭轉這種歷史錯誤，給予漢族更高生育補貼。

為解決大學生就業和生孩子的困境，國家應該通過提供廉價住房、生育貸款等方式支持大學生生育孩子。實際上，大學生生育孩子，就能降低女大學生的就業需求，同時提高婦幼產業等相關孩子消費，激活經濟發展前景，就能緩解大學生就業壓力。國家向大學生提供養孩子無息貸款，保障無業大學生或低收入大學生可以安心生育孩子，也臨時降低財政壓力。孩子滿6歲免50%貸款，孩子滿12歲再免30%貸款，孩子滿18歲再免20%貸款。

印刷貨幣用於鼓勵生育及為年輕人提供廉價住房，可以有效提升居民消費，降低居民負債，提高生育率，促進經濟科技長期發展。居民消費變成企業收入，增加投資和就業，降低企業負債。經濟發展，稅收增加，降低政府負債。通過印刷貨幣刺激經濟，再保持5%左右通貨膨脹率，就能全面降低居民、企業和政府的負債。假設GDP增長率5%，通貨膨脹率5%，貸款利率5%，名義GDP增長率10%，個人和企業收入名義增長率10%，財政名義增長率10%，債務負擔每年降低5%。相反，以前債務式貨幣發行方式，讓金融機構和大企業獲益更大，拉大貧富差距，抑制居民收入和消費，提高居民、企業和政府的負債率。

同樣，多印刷貨幣也可以用於人民幣國際化。通過印刷貨幣鼓勵生育及刺激消費，就能增加進口，有助於人民幣國際化。通過印刷貨幣，增加人民幣與其他國家的貨幣互換，然後把所得外幣變成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變成當地華人的貸款及鼓勵生育資金，或者直接作為鼓勵對外移民的資金，推動華人對外移民擴張和中國資產的海外擴張，也帶動中國出口增長。比如，俄烏戰爭結束以後，就可以鼓勵中國男光棍移民到俄羅斯和烏克蘭。同時，中國應該改革國籍法，承認雙重國籍，鼓勵海外華人積極獲取海外國籍，進而方便中國對外移民和海外資產的擴張。

在專制體制下，由於計畫生育部門利益、人口宣傳謬論和黨政領導對人口經濟問題的無知，導致中國人口政策一再嚴重失誤，造成對中華民族的巨大傷害。中國生育率在1970年代已經大福下滑，但中國在計畫生育部門利益誤導下，卻在1979年實施了更嚴的一胎政策。中國在1991年生育率低於世代更替水平，卻在計畫生育生育部門誤導下，在1991年實施強制計畫生育一票否決制。中國在2000年人口普查已經顯示超低生育率，卻被計生委和體制內專家千方百計阻礙人口政策調整，數據嚴重造假，結論嚴重誤導。他們把當時1.2總和生育率造假到1.8，並把1.8的生育率當作最佳生育率，堅持強制計畫生育和一胎政策不動搖。2010年人口普查，再次顯示超低生育率，仍被計畫生育既得利益和錯誤人口思想所耽誤。

曾在2011年4月26日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中講解人口問題的計生委人口專家、2014年擔任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的翟振武，他在2014年論文《立即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人口學後果分析》說：「假若2012年立即全面放開二胎生育政策，未來4年內，我國年度出生人口將分別達到3540萬、4995萬、4025萬、3540萬。」實際上，2016年全面放開二孩後，2016-2019年中國出生人口分別僅1786萬、1723萬、1523萬、1465萬，峰值1786萬也不足翟振武預測峰值4995萬的36%，計生委權威專家遠離實際的巨大誤判顯然是有意誤導國家重大決策。

2020年人口普查，再次顯示超低生育率，但由於過去計畫生育宣傳的錯誤人口思想誤導，很多人形成對中國人口規模的厭惡，主張大幅減少中國人口，對超低生育率、超級老齡化和人口大崩潰的危險視而不見。由於新生人口在二十年後才能變成勞動人口，鼓勵生育無法直接變成顯著的經濟增長政績，導致政府對鼓勵生育缺乏積極性，導致中國未能全力扭轉超低生育率危機，這是巨大的民族危險和國家悲哀。民間人口經濟學者的警告，愛國者們千方百計的呼籲，卻被言論自由限制直接扼殺，更沒法進入中央決策，這是巨大的民族悲劇和國家不幸。

中國人口政策的悲劇，就是在專制體制之下，部門利益和黨政領導錯誤思想所導致的巨大災難。計畫生育部門全方位發動宣傳機器，對中國全國上下進行洗腦，以論證強制計畫生育和一胎政策存在的必要性，代價卻是摧毀中華民族的未來，同時讓中國人在超低生育率之下看不到巨大危機，甚至是把中國人口大崩潰當作是好事。如此，整個中國陷入無知的危險。計畫生育部門利益所引發的災難，將至少危害中國百年，甚至是徹底摧毀中華民族的未來。

實際上，那些計畫生育洗腦宣傳是非常顯而易見的錯誤。比如，就業是人口的社會分工，人口多不會產生就業問題，因為需求產生就業。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所導致的年輕人就業問題，不是人口多造成的，而是政治運動損害經濟和就業。未來中國人口大崩潰，經濟前景嚴重惡化，個人就業和發展前景也惡化。人均GDP的本質是人均生產創造能力，人口減少不會提高人均GDP。相反，人口減少導致超級老齡化和科技創新能力下降，反而降低人均GDP發展潛力，日本就是典型的案例。中國人聰明且勤勞，人口多就會產生龐大科研隊伍、完整工業門類、龐大科研投入和龐大市場需求，這是中國經濟科技發展的最大動力。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自然資源的使用已經突破國界。科技實力決定資源的範圍，人口實力轉化為科技實力，就能發掘出更多資源。在城市化的今天，人口密度已經失去實際意義，因為城市化就必然意味著居住密度大幅提高。更多計畫生育宣傳所製造的人口經濟謬論詳見《大國空巢》《大國危途》《中國人可以多生》等書籍。

中國超低生育率、超級老齡化、人口大崩潰將損害每個中國人的利益。首先，這直接影響每個產業的招聘與市場，人口崩潰就會引發產業崩潰與公司倒閉，很多人的就業與發展前景嚴重惡化。其次，超級老齡化導致嚴重的養老與醫療負擔，這對年輕人和老年人都是巨大災難。第三，超低生育率讓很多中國人的靈魂下輩子只能投胎轉世做畜生，因為中國新生人口暴跌，可以供投胎轉世的機會嚴重不足，很多中國人只能投胎做畜生了。日本是中國的前車之鑒，更嚴重超低生育率的中國人將更悲慘。

溫家寶總理說：「超低生育率是事關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根本問題，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好，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根本無法實現。黨政領導必須把解決低生育率當作挽救中國前途命運的根本任務，切莫因為一時GDP增長率的好看而忘了這個根本。人口現實已經反覆證明，我們確實在過去忽視了超低生育率問題的嚴重性。之所以導致我們曾經對這個最大民族危機視而不見，這與計畫生育既得利益集團的誤導密切相關。現在看來，計生委所組織的專家與報告，數據是巨大造假，結論是巨大錯誤。」

「中國錯誤人口政策之所以被長期執行，人口政策調整之所以被長期誤導，就是因為我們的制度缺乏自由民主，讓權力的惡魔可以為所欲為，讓謬論可以長期橫行，讓中央決策被嚴重矇蔽，讓領導人的錯誤被長期執行。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放開思想言論自由，多聽取來自民間學者的聲音，才能避免再次出現巨大錯誤。現在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與當年不惜毀掉中華民族未來的計畫生育部門是類似的，都是既得利益不惜摧毀民族和國家的未來。因此，我們必須堅持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以制度保障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才能從制度機制上拯救中華民族的命運。」

（2）徹底解決高房價的民生壓力

現代經濟科技發達了，但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民生壓力並未降低，年輕人比以前更加焦慮了。這是因為，現代政治經濟社會在很多方面違背儒家所說的「義利合一」，即利益要與道義相結合，不能因為利益而損害道義。由於制度和文化的缺失，貪婪的權力和資本掠奪太多，各個經濟組織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時候就變成了彼此相互傷害。比如，權力和房地產資本追求利益最大化，就會提高所有人的居住成本；醫療資本和醫生追求利益最大化，就會提高所有人的醫療成本；教育資本和教師追求利益最大化，就會提高教育成本。特別是權力和資本過度貪婪的時候，居民收入和消費就會受到嚴重抑。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