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公有制」成為權力私有化的工具(圖)
——對中共黨國體制的根本批判
涉及公墓運營、殯儀服務等多項殯葬業務的上海福壽園旗下的人文紀念公園（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看中國2026年4月11日訊】雲南公墓「欠費通知」的出現，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管理事件，而是對中國現行制度本質的一次無意揭示：
在這個體制之下，個體對其所佔有的一切——從住房、土地到最終的安葬之地——都不擁有不可被剝奪的權利基礎。
這一切，源於一個被反覆強調、卻從未被認真追問的前提：
土地屬於「公有」。
在所構建的黨國體制中，「公有制」被塑造成一種正當性來源，但在現實運行中，它並沒有導向「全民共有」，而是導向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結構——
權力對資源的全面壟斷。
所謂「全民所有」，並不意味著每一個人都擁有可主張、可捍衛的權利，
恰恰相反，它意味著沒有任何一個個體，能夠對其所處的空間提出最終意義上的權利主張。
當產權無法落實到個人，
它就必然在現實中轉化為權力的佔有。
於是，「公有制」在制度實踐中發生了根本性的異化：
名義上，它否認私人對資源的佔有；
實際上，它卻將對一切資源的支配權，集中於掌握國家機器的權力體系之中。
這正是當代中國制度最核心、也最不被公開承認的事實：
以公有之名，完成了對權力的私有化。
在這種結構下，個體的處境不再是「權利主體」，而更接近於「被許可的使用者」：
你的房產，是有期限的；
你的土地，是可被徵收的；
你的空間，是可被重新規劃的；
甚至你的墓地，也只是附帶條件的暫時安排。
一切「擁有」，都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
權力是否繼續允許它存在。
這種制度，與中國歷史上的皇權體制相比，並非簡單延續，而是一種更為徹底的形態。
在以為代表的帝制之下，皇權雖高，但並未在理念上否認個體佔有的正當性。土地、家產、祖墳，在社會層面仍具有某種穩定性與延續性。
皇權可以徵用、可以剝奪，但那往往被視為對既有權利的例外侵犯，而非對一切權利基礎的根本否定。
而在當代黨國體制之下，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
當「公有制」被確立為唯一正當性來源時，
個體產權不再具有獨立的正當基礎，
而只是從屬於權力結構的一種派生安排。
這意味著——
權力不再只是「可以侵犯權利」，
而是「可以定義什麼是權利」。
一旦權力獲得這種「定義權」，
那麼一切邊界都將變得不再穩定：
規則可以被修改，
契約可以被重釋，
權利可以被收回。
從生前到身後，從居所到墓地，沒有任何領域能夠構成真正意義上的「不可侵犯」。
這正是為什麼，一個簡單的「墓地續費通知」，會引發深層的不安：
人們意識到，在這樣的制度之下，
不存在任何不依賴於權力許可而存在的空間。
現代文明之所以成立，正是因為它確立了兩條不可動搖的原則：
權力不能私有，必須被約束；
產權不能虛置，必須歸屬於具體個體。
而中共黨國體制所確立的「公有制」，在現實中同時違背了這兩點：
它沒有消滅權力的私有化，
反而以更隱蔽、更徹底的方式，將資源支配權集中於權力體系之中；
它沒有實現真正的「公共所有」，
反而消解了個體對其生存空間的最終主張能力。
因此，這種制度的問題，並不只是效率低下，或管理粗糙，
而在於它在結構上，構成了一種對現代文明基本原則的系統性背離。
當「公有」不再屬於公眾，
當「權力」不再受到限制，
那麼所謂制度，便不再是保障，
而成為支配本身。
而一個連死者安身之地都無法擺脫這種支配邏輯的社會，
所暴露的，正是這種制度最深層的真實面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