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被政變重創與重塑 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下篇）(圖)
習近平有樣學樣（圖片來源：網路圖片/議報）
【看中國2026年3月5日訊】毛時代的政治大變局，鄧小平是不是完全修正過來了？
毛澤東確立了新道統與新法統：新‘道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絕對不允許修正主義出現；社會主義道路，是毛澤東的新‘道統’，毛澤東說的話，就是革命法則，這是他的新‘法統’，所以文化大革命的結果，不是依法治天下，而是‘毛語錄治天下’。
鄧時代最大的‘政變’，是終結了‘毛語錄治天下’，不再搞政治運動，從中央到村莊革命委員會還權於黨組織，村莊一級村支書與村長分權、中央黨政分權開始實行，但習時代被逆轉；
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確立黨領導一切的超憲法原則，才能實現個人極權，只有個人極權，才能重走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與習近平都走在這個閉環中，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對其制約，導致他們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造成重創，同時重塑中國政治體制。
一、鄧時代的政變與權變：
鄧時代，所謂撥亂反正，更多的是表象的改變，或有限的改變：
其一，社會主義道路沒有變，沒有回到新民主主義道路，真正的社會主義初期階段是《共同綱領》確立的，土地私有，政治協商，民主選舉，工商業自主，沒有黨領導一切的黨國原則，因為這一原則確立了黨在法上，黨的領袖或‘核心’的威權因此高於憲法。
鄧小平的修正主義，只是有限修復，僅對毛澤東時代罪錯進行有限修復。毛澤東非法剝奪的私有土地未退還，城鄉二元制未變，黨天下未改。
鄧小平的政變或政治修復，促成黨內左右「共和」：分權、分治、分利，通過經濟利益分贓式共治。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成為合法性，不再修正社會主義道路至新民主主義，即土地不歸還人民，工商業在黨國控制下繁榮。鄧小平右手發展黨國經濟，左手執韁，確保經濟驢馬行走在社會主義大道上。有笑話說，他「打左燈向右轉」，實則始終走在毛澤東大道上。
鄧小平改變了哪些？終結文革極端，引入市場經濟。但未變者更多：未回歸新民主主義路線，未還權於民。政治變革上，對己有利如修憲，卻未規範任期制、年齡限制，留下遺患。一旦任期制被破壞，即會出現毛式終身制，黨天下變個人天下。
鄧時代沒有真正的政治大變局：未通過政治大變局回歸共和國法統與道統，故鄧江胡時代調和紅色與黑色，形成灰暗，權貴資本主義做大，導致黨政軍全面腐敗。某種意義上，鄧小平仍然是讓毛澤東放心，沒有像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那樣全面否定毛澤東，只是有限修正毛的極端做法，不搞‘兩個凡是’，卻有‘四個堅持’，老祖宗馬克思沒有丟，紅色江山沒有變色。
政治上鄧只有修復，用資本主義修復社會主義貧困，鄧從八十年代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鎮壓八九之後‘一家一個副部級’，紅色權貴資本主義侵蝕了黨國的權力與財富，為習近平的政變與權變奠定了合法性與迫切性。習之所以能夠重新集權並實現極權，是因為鄧小平八二年修憲，確立了軍委主席負責制，槍指揮黨，習近平當政之後，強調這一權力，用軍權與黨的領導權，啟動政治變局與權變，重走毛澤東路線。
二、江胡時代：錯失政治改變良機
江澤民是民國時期培養與成長起來的技術官僚，胡錦濤是中共建政後培養出來的大學生，他們在體制內並沒有天然的優越性，政治基因上介於平民與紅色家族之間，這注定他們不是原教旨共產主義者，他們既要把革命事業繼續下去，就是對得起黨，也要對得起人民，無論是政治變局，還是權利壟斷上，都有中庸的一面，他們是鄧小平指定的兩代領導人，所以，按照鄧小平路線走下去，符合黨內政治正確，符合人民意願，也符合西方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需要。
鄧確立的那些實用主義規則，對這兩位技術官僚是有用的，一是隔代指定，使江澤民無法控制下一代領導人，這樣就無法長期控制黨國大權，而導致一家獨大，江派與團派之間各種明爭暗鬥，形成了黨內惡意平衡，社會因此有了一定的自由度與成長空間。
還有一些黨內‘規矩’，如‘七上八下’，二屆即退，在年齡與時間上限制了最高權力者通過集權走向極權。
江胡時代兩次政變：一是江當政之初，被極左裹挾，鄧已不是中央軍委主席，卻用軍中盟友的力量，喊出誰不改革誰下臺，以准政變的方式，迫使江沿著鄧的既定路線走。
二是胡時代的准政變：十八大之前周永康想通過政法委的武警力量有所‘作為’，準備與薄熙來聯手，改變最高權力格局，但無法與總書記兼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抗衡，所以，九龍治水的格局，儘管弱化了黨中央威權，但仍然保證了中共政權和平過渡。
江胡時代在政治領域有無變革？答案是有，但非常有限，我用‘增量’二字來定性其政治改革的有限性。
一是江時代增量民主政治：江提出三個代表理論，允許資本家入黨，既是讓資本家進入黨國體制，有利於共產黨勢力做大，又是讓資本家們獲得參政議政機會，這實質上混淆了共產黨與資本家本質上的區別，因為共產黨黨章上寫著，最終要消滅私有制，而資本家、企業家等等，都是剝削者。但這一‘改革’，實質上促成了紅色權貴資本主義聯姻、做大，甚至掏空了黨國經濟；
二是胡時代增量政治改革：從鄉村開始，推進民選村長，村支書負責黨務，村長負責村務，黨政分離從底層開始，結果當然是失敗的，因為村莊裡是熟人政治、家族政治，政治改革應該自上而下，或者從縣市開始。溫家寶有倡導政治改革的喊話，但吳邦國公開表示‘五不搞’，堅決不搞西方那一套，結果江胡時代，只有增量的GDP財富增長與增量的腐敗，政治改革幾乎沒有增量。只是由於網路的興起，城市與市民社會的形成，公民社會與網路自由度有增量發展，這是江胡時代的政治亮點。
江胡時代，既致力財富增加，又致力穩定發展，自覺做黨的「好孩子」、紅色江山「好傳人」。最後被紅二代收官，無真正政變或自我革命，故溫預言十年成真：文革再現，成果喪失。
三、習時代：國進民退、增量集權
習近平時代第一大政變，是放棄韜光養晦的國策，致力於重塑世界格局，基於東升西降的認知，要與俄羅斯聯手，實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建立多極世界，與毛澤東建立第三世界相呼應。
由於中共對俄上不封頂的支持，促成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而習近平通過軍改，將統一臺灣當成使命目標，某種意義是，習已然改變了世界格局，中、俄、伊、朝、古巴等國形成的邪惡軸心成型，使中國成為文明世界的一號公敵，由此帶來高新技術與產品制裁、禁運，並在關貿等領域弱化中國經濟。如果說鄧時代的開放政治積極促成了中國進入世界經濟體系，習挑戰西方世界則導致世界經濟大門正在對中國逐漸關閉，因為經濟崛起的中國，增加世界動盪的風險。
習近平當政後最大政變，是‘修憲’，使連任乃至終身製成為可能。鄧時代形成的內部規矩七上八下與兩個任期制，也隨之失效。習在第一個任期，通過設立多個領導小組，分解國務院權力，一步步集權，以使國務院最終成為黨中央的一個國務辦公室，黨政一體。
在疫情之時，一個人的意志決定了整個國家受到疫情重創，也波及世界各地，不僅給數以千萬計的生命受到傷害，也使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受到嚴重影響，三年疫情的災難性影響，可類比毛時代人為製造的三年大飢荒。一個人的指令、一個人的政治意志，就能讓無數人改變命運，整個國家與世界皆受災難性影響（全球報告的累計確診病例超過7億人，另有數據顯示，數以千萬計的生命逝去）。
習近平不搞增量政治改革，反其道而行之，搞增量社會主義：
政治上增量黨的集權與個人威權；
經濟上增量國企，弱化民企；
外交上增量戰狼式的國際鬥爭，地緣政治上增量衝突與備戰；
社會領域打壓公民社會，增量黨對基層的控制，甚至將黨組織建立到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
媒體與網路自由空間被限制，增量黨組織控制與黨宣內容，教育領域亦是如此。
結語：
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7日召開會議，會議稱接下來5年的「十五五」時期將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要回歸鄧小平路線嗎？鄧小平敗於紅色權貴資本主義，習近平與毛澤東的問題則是，最高權力不受制約，所以，溫家寶的話，最具警示價值：如果沒有政治改革，改革開放的成果會歸零，文革還會再現。無論是回歸毛路線還是回歸鄧路線，都解決不了中共病因。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