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顧人命 只有黨的利益(圖)
1958三年大饑荒的真相（二）
荒蕪的田地。（圖片來源：Adobe Stock）
強行徵購
在「大躍進」後期，隨著糧食嚴重短缺，上級普遍認定基層存在「瞞產私分」的問題，即認為生產隊和基層幹部並非產量不足，而是故意壓低數字、私自將糧食分給農民。在這一判斷之下，全國範圍內迅速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反瞞產、反私分」運動。
楊繼繩指出，這一運動並非個別地區的極端行為，而是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存在。各地不斷召開生產隊長會、會計會，要求基層幹部「報數」：究竟瞞了多少糧，糧食藏在什麼地方。如果無法交代，或被認定態度不端正，便立即遭到體罰和拷打，甚至被活活打死。
在甘肅通渭等地，當時甚至同時召開多個「反瞞產私分」會議。負責當地工作的縣委書記公開指示，如果群眾之間發生毆鬥，不要「潑冷水」制止，結果導致大量人員遭到殘酷毆打，不少人被當場打死。類似的記載，在楊繼繩的著作中屢見不鮮。
在信陽地區，楊繼繩曾實地採訪過一位姓余的農民。此人當年擔任生產隊會計，在公社召開的「反瞞產、反私分」會議上屢遭盤問。會上不斷追問：生產隊長已經交代私藏了多少萬斤糧食，糧食究竟放在哪裡？這名會計只能敷衍回答「正在查找」。下午又被追問糧食是否已經調運，只得回答「正在路上」。到晚上實在無法再編造，便遭到嚴重毆打。這種通過虛構糧食存在來應付上級檢查的情況，在當時並不罕見。
在「反瞞產、反私分」運動中，各地形成了大量殘酷的懲罰手段，種類多達數十種。四川一帶流行一種被稱為「洗毛芋」的刑罰，即將帶皮的芋頭放入水桶，用棍子反覆搗擊，直到外皮全部脫落，只剩下白色的芋頭。施刑時，三四個人圍成一圈，將受害者推來推去，直至其暈倒，甚至死亡。有的因心臟病發作當場死亡。
在甘肅，這種類似的刑罰被稱為「炒豆子」或「炒黃豆」。儘管各省之間並無交流，但懲罰方式卻高度相似。與「洗毛芋」「炒豆子」相比，活埋、「點天燈」等手段更加殘忍。「點天燈」是指從頭部點火，將人活活燒死。此外，還有對婦女實施性暴力的行為，包括用器物捅刺陰道等，手段極其殘酷。
對於這些暴行，楊繼繩強調，基層幹部並非不知道農村真實的糧食狀況。他們很清楚，農村實際上已經沒有糧食。然而，在上級看來，情況卻並非如此。由於1958年各地大量虛報高產，「衛星」頻頻升空，毛澤東一度還在思考糧食過多之後該如何處理。在這種背景下，糧食突然短缺被解釋為「階級鬥爭」和「兩條道路鬥爭」的體現，輿論也不斷強化這一認知。
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基層幹部被迫跟隨說假話。政治運動一旦展開，人性中惡劣的一面便被極度激發。是否動手打人，成為衡量政治立場的重要標準。不打人被視為右傾和消極，打人則被認為是進步和積極。那些拒絕施暴的幹部遭到排擠，而積極參與暴力的人反而得到提拔。這種情況，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
誰騙誰
在討論基層執行層面的暴行之外，問題最終指向中共中央的決策層：在這場災難中，究竟是誰欺騙了誰？長期以來，一種常見的說法認為，毛澤東只是被蒙在鼓裡，只瞭解局部情況，並不掌握全國的真實局勢。然而，楊繼繩認為，這一問題需要從具體人物和具體操作入手加以分析。
以四川為例，當時的最高領導人是中共西南局書記兼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關於李井泉是否直接製造具體造假事件，楊繼繩表示，現有材料難以確認他是否親手策劃了某一個具體假案，但從整體上看，四川的糧食數據系統性造假，與李井泉的態度密不可分。
在一次典型事件中，四川溫江地區上報了一個極為誇張的「高產衛星」。當時李井泉正在北京開會，《四川日報》準備報導此事，地委書記認為數據明顯造假，堅決反對刊登。但李井泉回到四川後，對這位地委書記進行了嚴厲批評，理由是《人民日報》已經刊登了相關報導。最終，《四川日報》也被迫跟進刊登。
從常識角度判斷，稍微具備農業知識的人都能意識到畝產萬斤的不可能性。若真有如此產量，糧食堆放在地面上至少應有一尺厚度，這一點肉眼即可辨別。因此，楊繼繩認為，李井泉不可能不清楚這些數字的虛假性。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楊奎松指出，「上有所好」是造假風氣蔓延的根源。在官僚體制中，上級考核下級主要依據數字，誰的數字高、誰的數據更符合中央口味，誰就更容易得到肯定和表揚。在這種機制下，沒有哪位省委書記願意讓自己的數據低於他人。於是，從最初的千斤級產量開始，各地互相攀比，不斷抬高數字，最終發展到動輒上萬斤的荒誕程度。這些數字的主要目的，並非反映現實，而是「給上面看」。
關於李井泉是否明知虛假仍堅持上報，楊繼繩指出，放「衛星」本身就是明知造假的行為。此外，毛澤東曾於1959年寫信給六級幹部，信件內容要求指標不要過高，密植要有節制，糧食消費應注意干稀搭配。這封信本應從省委一直傳達到生產隊層級，但李井泉卻將其扣壓，沒有傳達。
在李井泉看來，這封信屬於「潑冷水」「洩氣」的內容，不利於「大躍進」。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中，只有毛澤東本人可以唱低調，其他人若表達謹慎態度，便會被視為右傾。即便毛澤東本人曾多次對浮誇風表示諷刺和警告，也未能改變基層和地方領導的判斷。
1959年春，中共中央還下發了兩個文件，允許擴大自留地，允許農民在家中飼養豬、雞、鴨等家禽。但在四川，這兩個文件同樣未被落實。李井泉堅持將糧食集中在公共食堂，而不是分配到農戶家中。廬山會議之後，他反而認為自己的做法「搞對頭了」。
此後，四川發生了極其嚴重的饑荒。據研究估計，四川因饑荒死亡人數高達一千萬人。楊繼繩認為，李井泉是否掌握具體死亡數字難以確認，但他不可能不知道大量餓死人的事實。新華社四川分社的老記者在採訪中親眼看到有人餓死在田間。吃觀音土、因腹脹而死的情況被寫入省委調查材料，人吃人的現像在四川也並非孤例。
儘管如此，李井泉並未因此受到追責，反而在政治上獲得晉升。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宋永毅指出，這正反映了個人權力與體制之間的關係。在缺乏監督的制度下，下級要麼不敢說真話，要麼主動說假話，將最高領導人引向更大的錯誤。李井泉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正因為成功隱瞞了饑荒真相，並在關鍵時刻站隊正確，李井泉最終得到了政治回報。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否定了1959年春中央的調整政策，將其定性為右傾。李井泉此前的「押寶」因此被證明是正確的，他也隨之進入政治收穫期，晉升為政治局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