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權套現黑幕 天價買官 誰是背後金主？(圖)
一個「普通」的軍官哪來這麼多錢買官？答案就在於「權力融資」。（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在徐才厚、郭伯雄掌權軍隊的十餘年間，買官鬻爵已演變成一套極其成熟、精密且具備「高槓桿」特性的金融體系。這種被內部人士稱為「連環套」的運作模式，總的來說屬「預支型」貪腐。先借錢買官，後加倍討回；只要升上去了，掌握了營建工程、物資採購或人事任用權，回本的速度是極快的。
的確一個師長或軍長如果要花了 1000 萬買官，一個「普通」的軍官哪來這麼多錢？答案在於「權力融資」。基層或中層軍官為了「晉階」，會向親友、老鄉甚至當地的企業主借貸。而對於這些人來說，買官是一場高收益的投資，他上任後第一件事就是透過「賣出」下屬的團級、營級官位來套現，錢從哪裡來？實際到底是怎麼操作的呢？本文為讀者逐一說明。
初始資金 眾籌性的「政治募資」
一個校級軍官若想晉升為將軍，面對動輒千萬的人民幣「入門費」，單憑薪資根本是天方夜譚。此時，「眾籌」便成了核心手段。想買官的軍官會暗示其下屬（如團長、營長）或親信，一旦他順利「上岸」奪得將位，便能控制更大的人事權與資源分配權。下屬們為了保住職位或更進一步，會紛紛出資。於是，下屬們出錢幫領導進入中共官場「買門票」，領導則承諾在上位後回報以更好的職位或獲利機會。據悉，一名大校要升少將，若缺 500 萬，他會暗示下屬的幾個團長：「我要是上去了，你們的位置也就穩了。」下屬團長為了自己的前途，會各出 100 萬「助攻」。這確實形成了一種類似「傳銷金字塔」的供養結構。
此外，在中共體制內能混到「準少將」或「準司令」級別的人，通常已經在體系內經營多年。肯定參與過早期的物資倒賣（90 年代及 2000 年初）軍隊經商時期，許多軍官透過倒賣軍用物資（如油料、鋼鐵、車輛）早已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
況且在軍中還有特權收入，即使是普通團級幹部，其掌握的招兵指標、轉業安排名額，在農村地區都是可以變現的「商品」。
跨界槓桿 企業主的「政治乾股」
除了內部眾籌，軍官背後的「金主」也扮演了提款機的角色。許多想要在地方上拿地、開礦或承包軍事工程的商人，也會主動擔任軍官的「提款機」、主動為軍官支付購官資金。這種模式被稱為「預付利潤」。軍官升遷後，會透過批發軍用土地、發包營房建設工程、甚至軍需物資採購指標，以低價或定向招標的方式回報金主。這種「軍地勾結」讓購官資金具備了極強的外援支撐。
換言之，商人已經出錢幫軍官買官了，軍官升遷後則回報以數倍價值的軍用土地開發權或特許經營權。例如，前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就是透過這種方式與大量開發商結盟，積攢了驚人的財富來賄賂徐才厚。除此之外，在俊山案與徐才厚案件中，軍方「營房建設」與「軍用土地轉讓」也多次被海外媒體提到。
據悉，谷俊山在河南等地與開發商勾結，將軍用地變更為商業地，利潤與商人五五分成。谷俊山先是在北京拿下一塊地給某開發商，開發商回報數億。谷俊山再將其中的金條、現金裝在賓士車後車廂，直接把車鑰匙遞給徐才厚的秘書。
「連環套」的金融閉環 以位養位
當軍官透過眾籌與外援成功上位後，便開啟了「以權套現」的連環循環，層層分銷；就像一場巨大的傳銷，上位者（如師長）會立刻將其管轄權內的團、營、連級職位進行「零售」。比如他花了 1000 萬買到位置，他可以將下屬的 4 個重要團長職位以每人 300 萬的價格賣出，瞬間完成回本並盈利。
除了職位，入伍指標、轉業安置名額、隨軍安置名額，在那個年代都是明碼標價的「小商品」，積少成多，支撐起整座權力金字塔的運作。例如：在偏遠省份，一個「當兵名額」（入伍指標）曾被賣到 5 萬至 10 萬人民幣。一個團長一年只要賣掉 20 個名額，就有 100 萬至 200 萬的利潤。這正是軍官們向上「進貢」的基石。
小金庫與財務私有化偽裝
為了讓這筆龐大的「購官款」在系統內流動而不被察覺，軍中發展出了複雜的財務偽裝，有些軍官也會將部隊的土地出租、轉讓，獲取的黑色收入直接裝進皮箱送到北京八一大樓，這被稱為「以公買私」。
又或者是挪用公款送禮：許多進貢給高層的現金並非動用家產，而是直接挪用部隊的工程款、後勤補給經費，甚至是演習預算，也就是直接來源於部隊的「小金庫」——工程結餘款或虛報的演習預算。
為了規避銀行監管，所有的交易幾乎全以現金進行。這也解釋了為何在查抄高層豪宅時，會出現「噸級」現金與「秤重」點鈔的荒謬現象。辦案人員在谷俊山老家還曾搜出了一尊純金造的「金船」（寓意一帆風順）和一尊「金佛」。這些也都是準備送給徐才厚的「預付款」。
共軍系統性的戰鬥力崩壞
這種「連環套」模式最可怕之處在於，它徹底改變了軍隊的選才標準。買官者並不需要一開始就擁有 2000 萬。他們往往是透過「下級供養上級」的模式：比如一個副司令想扶正，他會向下屬的多個師長索賄，匯集這筆錢後，再往上遞交給徐才厚。這就像是一個巨大的傳銷組織，底層的士兵和基層軍官成了最終的「買單者」。
買官者可以先向下屬索賄、收受營建工程回扣或倒賣軍用物資，集資後再向上級「供養」；而在徐才厚與郭伯雄的眼中，軍職也確實是按「收益率」來定價的。 凡是涉及採購、工程、人事的職位（如後勤部長、政委）都是含金量高的職位，買官價格遠高於單純的作戰部隊首長。
當軍官的升遷取決於「籌錢能力」而非「指揮能力」時，整個指揮體系已徹底腐化了。一位身在其中的軍官，腦子裡想的是如何計算利息、如何回報金主、如何向下攤派成本。在這種「權力眾籌」的遊戲下，軍隊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家龐大的、以暴力為信用背書的「黑金公司」。
「軍事禁區」下無成本的暴利交易 活摘器官
許多調查指出，軍隊醫院是器官移植的主戰場。因為軍方擁有獨立的後勤供應系統、獨立的監獄（或看守所銜接渠道）以及不受監控的飛機運輸網絡。這些指控在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與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的獨立調查報告《血腥的活摘》（Bloody Harvest），以及倫敦「中國論壇」獨立人民法庭（China Tribunal）的裁決中，均獲得了大量證據支持。
國際調查直接指出，中共軍隊與武警醫院系統（如解放軍總醫院、各軍區總醫院）在器官移植中扮演了主導角色。軍隊醫院擁有獨立於地方民政部門的封閉系統。調查顯示，軍方醫院在 2000 年後的器官移植數量呈爆炸式增長，這與軍隊「停止經商」後尋求新創收管道的時間點高度吻合。
確實在90 年代末至 2000 年代初，軍隊被要求「停止經商」，但許多醫院為了維持龐大的開支與將領的揮霍，將「器官移植」視為利潤最高的「拳頭產品」。根據《追查國際》的電話調查錄音，多名軍醫院院長或移植主任在面對「是否有法輪功供體」的詢問時，曾給出肯定的回覆，顯示這是一個受軍方高層保護的「特許經營」。在中國器官移植的等待期僅需 1～2 週，甚至還能指定手術日期。以常理判斷，這種「按需供應」唯ㄧ可能性就是存在有一個龐大的「活體庫」時才可能實現。
據流出的相關數據與國際調查員的報告，器官移植在中國是一門「按需供應」的暴利生意：一個腎臟約 6 萬至 10 萬美金，一個肝臟可達 15 萬美金，心臟與肺臟的價格更高（編注：與當年中國各大器官移植網站，如中國器官移植國際網絡輔助中心標註的「國際病人價格表」基本一致）。 對於掌控政法系統與軍隊的權貴（如徐才厚、周永康派系）來說，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異議人士或死刑犯是「零成本」的供應源。這種「零成本、高售價」的買賣，利潤率遠超任何合法行業。
徐才厚作為長期掌管軍隊人事的「東北虎」，徐才厚被指控在任內默許並推動了軍隊醫院參與器官非法移植。這不僅是為了軍隊的「創收」，更是為了與政法委（負責提供供體）建立深層的利益互換。
據內部的秘密會議中，器官移植被視為一種「廢物利用」與「科研攻關」的結合。這反映出在絕對權力下，人的生命被徹底物化為可變現的資產。
產業鏈的運作細節 從「供體」到「金錢」
收集： 政法系統負責將「供體」集中關押，並進行初步的血液與組織配型。
配對： 透過全中國聯網的數據庫，與急需移植的國內外富豪、政要進行配對。
手術與運輸： 由軍隊醫院操刀，利用軍用救護車或飛機快速轉運器官，確保活性。
洗錢： 獲取的巨額現金或外幣，透過類似「徐才厚地下金庫」或海外帳戶進行轉移與洗白。
多方內幕指出，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等人建立了從「集中關押、血液配型、活體摘取、分贓洗錢」的完整鏈條。也曾有報導指出，徐才厚在臨終懺悔或審查中曾提及「器官產業」的規模，但此類信息目前仍被中共列為絕密會議記錄，尚未對公眾開放。
中共獨裁權力的終極邪惡
如果說「賣官鬻爵」是出賣國家的公權力，那麼「活摘器官」就是出賣人的生命本身，以大陸目前亂現可見，活摘器官來源已延伸到普通百姓，並不限於法輪功學員、異議人士或死刑犯。
長久以來「活摘器官」已被廣泛質疑乃是中共內部特定權力集團的重要財源之一；它不僅提供了金錢，還成為了中共權貴階層「延壽」的特權工具。然而，這種大面積上下利益的交相捆綁，在面對國際調查、輿論聲浪時，當局竟是以一種「詭異的」集體性沉默作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