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媽棄子 榨乾之後的命運清單(圖)
《芳華》的魔性解毒——五枚棋子的歷史沈浮（下篇）
五大紅衛兵領袖（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文接：邪惡聚光燈下的棋子：文革造反派群像 《芳華》的魔性解毒——五枚棋子的歷史沈浮（中篇）
在北京出場的這五大紅衛兵領袖雖然全部登臺，但他們之間的合作關係並未持續太久。他們各自所領導的組織，很快因權力爭奪以及政治立場和策略的分歧而陷入激烈對立，繼而發展為公開的武鬥衝突。紅衛兵組織之間的內鬥嚴重破壞了北京的社會秩序，局勢逐漸失控......
從政治邏輯上看，毛澤東發動並縱容造反派運動，其核心目的在於打倒劉少奇等政治對手。當這一目標基本實現之後，造反派這一「工具」的存在價值隨之下降。在這種背景下，紅衛兵組織被迅速邊緣化乃至清理，其直接結果之一，便是上山下鄉運動的全面展開，大量城市青年被動員或強制下放到農村地區。這一政策，在客觀上終結了紅衛兵在城市中的政治影響力。
關於這一過程的具體展開，此處不再贅述，而是直接轉向這五位造反派領袖各自的人生結局。
首先是蒯大富。文化大革命後期，他被分配到寧夏青銅峽鋁廠，擔任技術員。1970年，蒯大富被押回北京接受審查，原因是其被懷疑為「五一六分子」。在文革語境中，「五一六分子」是最為嚴重、也最具毀滅性的政治罪名之一，一旦被認定，幾乎等同於政治生命的終結。
所謂「五一六分子」，原本指的是1968年8月前後出現在北京鋼鐵學院的一個規模很小、立場極端的紅衛兵組織，即「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該組織將鬥爭矛頭直接指向周恩來，很快被毛澤東定性為反革命陰謀集團，其成員大多被捕，首領張建旗入獄後下落不明，普遍認為其遭到秘密處決。
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中共隨後成立了「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以「深挖反革命陰謀集團」為名，展開大規模清查行動。在這一過程中，大量人員被牽連，其中既包括造反派骨幹，也包括毛澤東的政治對手，甚至還有數量可觀的普通民眾。文革初期那些曾經風光一時的紅衛兵領袖，最終無一例外被列入清算名單。
北京五大紅衛兵造反派領袖均受到「五一六專案」的波及，先後被拘留審查，並被送往接受監督勞動。文革研究者普遍認為，這是中共在完成政治鬥爭目標後，對造反派採取的「卸磨殺驢」式處理。這種打擊狀態一直持續到鄧小平重新掌權之後。當然，鄧小平同樣沒有放過這些曾在中南海外高呼「打倒鄧小平」的人，被數次打倒的鄧小平對那段歷史是不可能忘記的。
王大賓於1978年被判刑九年，但於1983年提前出獄。他一生結過兩次婚，育有一女。出獄後，王大賓在四川都江堰市都信鑿岩釺具有限公司擔任總經理，同時也是中國鋼鐵協會釺具分會的常務理事。2019年，王大賓在成都因病去世。
譚厚蘭於1978年被捕。由於其身患癌症，且在審查過程中主動交代相關問題，1982年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免予起訴，獲准保外就醫。返回湖南湘潭後不久，她便去世，終年45歲。與其他幾位造反派領袖主要參與權力鬥爭和政治整人不同，譚厚蘭將主要精力投入到對傳統文化和歷史遺產的破壞之中。她對已故歷史人物和文化象徵的攻擊，甚至超過了對現實政治對手的鬥爭。也正因如此，她成為五大造反派領袖中結局最為淒涼的一位。
1978年，蒯大富再次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蒯大富、聶元梓和韓愛晶三人均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刑，罪名包括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等。蒯大富被判有期徒刑17年，韓愛晶15年，聶元梓17年。這些判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為文革結束後老幹部群體重新掌權，對昔日造反派的系統性清算。不過，三人均未服滿刑期，先後獲得提前釋放。
蒯大富於1987年出獄，返回寧夏青銅峽鋁廠工作。1990年代，他曾先後在山東、江蘇和深圳任職。後因中風導致行動不便，提前退休。截至2025年，蒯大富仍然在世。
韓愛晶於1986年出獄後，被安排至青海省格爾木市塘格木農場工作，擔任農場子弟學校教師，並在當地結婚生子。一年後，他回到湖南株洲市，這是他在1968年武鬥停止後曾經工作過的地方。此後，他又前往深圳，在一家有國資背景的公司擔任總經理，直至2003年退休。與其他幾位造反派領袖相比，韓愛晶的晚年生活相對平穩，是五人之中「收場」較好的一位。
北京紅衛兵「一姐」聶元梓入獄時已年過六十，體弱多病。1984年，她獲准保外就醫，兩年後正式出獄。出獄後，聶元梓留在北京，但既無穩定收入，也無醫療保障和住房，只能寄居在親戚的舊居之中，晚年生活相當清貧。自1999年起，她開始從街道辦事處領取每月600元的生活補助，此後補助金額逐步提高，最終達到每月2600餘元。其醫療待遇則按離休幹部標準全額報銷，這被視為對她的一種特殊照顧。
儘管身患多種疾病，聶元梓仍然活到98歲，於2019年去世。她生前留下兩部自述作品，披露了不少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內部細節。
聶元梓始終不服其所受判決，認為這是在鄧小平主導下作出的政治性裁決。判決書中認定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積極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參與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陰謀活動。對此，聶元梓並不認同。她同樣拒絕接受對文化大革命的官方定性，認為1966年她參與運動時，並不存在後來所說的「林彪反革命集團」、「江青反革命集團」，這些標籤是在事後被強行附加的。
此外，社會上長期流傳一種說法，認為是聶元梓逼迫鄧樸方跳樓致殘。對此，聶元梓亦堅決否認。她指出，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五大紅衛兵領袖後，她即被中央文革小組下令隔離審查，而鄧樸方跳樓事件發生在1968年8月底。當時北京大學已由軍宣隊接管，她本人已被隔離審查一個多月，事件與其無直接關聯。
最令聶元梓無法接受的，是其判決中所列第三項罪名，即指控她與江青勾結，於1966年11月15日前往上海進行串聯活動。聶元梓堅持認為，自己前往上海並非江青指使，而是源自毛澤東的指示，只是這一指示並非由毛本人直接傳達。她表示，這一內情是後來通過閱讀《王力反思錄》才得知的。
綜上所述，北京五大紅衛兵造反派領袖在1966年至1968年間曾一度風光無兩，但他們的輝煌時期極為短暫。隨之而來的，是漫長而沈重的人生清算。在煎熬與挫敗中，他們的青春歲月亦被紅色烈焰焚燒殆盡。
今天回看他們的生命軌跡，可以看到，他們是在一種近乎癲狂的激情狀態中，被捲入一個同樣充滿非理性的時代。他們被推上歷史的風口浪尖，又在政治風向逆轉之際，被無情地摔落。當許多中老年觀眾通過電影《芳華》重新回望那段歲月時，那位仍然在世的紅衛兵領袖，或許也正在回憶自己那段同樣已經逝去的、充滿魔性色彩的「芳華」。